梅新育:我看“中国梦”与“新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3 次 更新时间:2021-11-29 1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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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还不算致命,只要有自我奋斗的向上流动渠道,富有生气的新生力量不断从下层向上流动,取代已经腐化堕落的上层人士,这个社会就还能继续保持前进发展的生机活力。但如果是普通民众都大面积腐化堕落了,那就真没有希望了。自我奋斗,自食其力,我们要永远保持、不断增强民众的这种精神,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实,在这些方面,我们从开国领袖起就有着清醒的认识。1954年3月,毛泽东主席与黄炎培等人围绕人民权利等问题进行过探讨。3月12日,毛泽东主席复信黄炎培:“……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尚请斟酌。”[2]1954年3月23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讲到宪法要充分表达我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根本要求时,再次说到人民的各种权利:“……支票开得好看,但不能兑现,人民要求兑现,怎么办?还是老实点吧!”[3]

   在跨地区转移支付方面,现行跨地区转移支付堪称“超强力度”,我整理计算过,现在西北省区本级财政支出通常是本级财政收入的三四倍,对口援助等转移支付还未计算在内(对口援助支出计入援助方财政支出而不计入受援方财政支出)。这种超强力度转移支付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目的是改变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等各方面的严重落后局面,实施至今20余年,一代人时间,它要解决的问题已经解决,其负面作用正在日益凸显。继续维持目前的转移支付,对于受援地而言,实际上是消除了经济自我发展的能力,因为长期的超强力度无偿援助必然人为抬高受援地的各项成本,使得受援地的产业丧失竞争力,而且会对人才选拔产生逆向淘汰作用。不仅如此,分裂主义势力的膨胀,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的膨胀坐大,体制内两面人的坐大,很大程度上源于超强力度转移支付,我们的援助在一些方面、一定程度上事与愿违。对于援助方而言,这样的超强力度转移支付负担正日益走向竭泽而渔,扼杀国家财赋重地、进而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

   五、“新时代”要正视颠覆性潜在风险

   任何时代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包括颠覆性风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不例外。我们要常思龙飞之志,常怀忧患之心。苏轼《晁错论》有云:“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当今中国是否存在“不测之忧”?我们对问题要有前瞻性。

   199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就开始热议“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化”,实质就是经历过经济社会发展“起飞”的国家和地区很少能修成正果,多数在一段时间的“起飞”之后陷入长期停滞“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我称之为“发展停滞”;十年前,我在研究中注意到,甚至还有更糟糕的,就是“起飞”之后以大规模社会动乱、乃至内战解体而告终,苏联、南斯拉夫、巴基斯坦、柬埔寨、科特迪瓦、奥匈帝国、……都发生了这种现象,我称之为“起飞夭折”。在中国历史上,盛世以大规模战乱而告终的现象也不止一次发生。我前面将今天的中国比作“文景之治”后的汉朝,但西晋统一全国之后的“太康之治”也是号称“天下无穷人”的盛世,当时朝野上下、民间社会很多人将晋武帝司马炎比作汉文帝;结果是晋武帝去世不过十年,八王之乱、永嘉之变,中华大地被淹没在尸山血海之中,进入五胡十六国的三百年漫漫长夜,中国几乎彻底亡国灭种。唐朝开元、天宝盛世以安史之乱而告终,还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史极盛而衰的转折。当初,“文景之治”后的西汉其实也面临一系列颠覆性问题,只是因为汉武帝的整顿改革解决了这些问题,汉朝方才没有颠覆,而是实现了升级,并为中国两千年历史奠定了基础。那么,今天的中国是否也面临这种内乱解体的风险?我认为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已经膨胀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最有可能的突破口是在民族宗教领域,而这个潜在突破口最大的潜在风险是汉族人民因逆向歧视而与党和政府离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前途命运是大汉还是西晋?答案取决于我们的努力。

   在这个方面,我们体制内民族宗教领域不少“主流”论调是很成问题的,其实际效果是在从根本上肢解中国。如民族领域有的数一数二“主流大牌学者”公开声称,民族区域自治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合法性,这种论调本质是颠覆数千年来中国国家基本体制,是把中国这个单一制国家说成邦联。在中国这个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中央政府授权,而这种论调宣称中央政府合法性来自地方政府授权,这是什么意思?这种言论是什么性质?出自什么动机?还有宣称《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什么超越除宪法外其它所有法律的“小宪法”,宣扬要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公安部队,……等等论调,本质都是一样的。

   同时,我们现行民族宗教领域法规的许多规定,在今天的环境下实践的实际效果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全方位潜移默化培育壮大分离意识、分离体制和分离实力。如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条规定,“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该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在收到报告之日起六十日内给予答复。”这实际上已经破坏了整个国家的行政统一。最致命的潜在隐患条款莫过于《宪法》第一百二十条、《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四条都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可以组织本地方公安部队,这样的条款,其致命程度无需赘言,大家都能理解。这两年我国军改,彻底改造了军事体系,这项条款没有相应废除,是一大隐患。同时,湖北任命退役的军队政治部主任担任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更是后患无穷。

   在这方面,我们目前宣传、文化、旅游领域许多做法,虽然往往打着“民族团结”之类旗号,但其实际效果是在潜移默化培养虚妄的分离意识,颠覆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价值观。如对“彝海结盟”不切实际的过度宣传,且不提小叶丹在红军大部队过后对红军游击队的所作所为,也不提小叶丹所在家支在五六十年代凉山大规模叛乱中扮演的角色,这种超出正常力度的宣传也在制造一系列致命的问题,有的势力可能已经在利用这些东西大做文章了:

   “彝海结盟”,“结盟”是什么?两支对等的力量之间才能“结盟”,我们的宣传部门大力宣传“彝海结盟”,其效果必然是潜移默化引申制造这样的观念:

   其一,彝族和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是平起平坐的对等关系。

   其二,不是中国共产党把彝族从野蛮落后的奴隶社会解放出来,而是彝族救了共产党的命,而且是彝族奴隶主救了共产党的命。

   这样的观念最终会造成什么后果?即使老一代和我们这一代人活着时暂时爆发不了大问题,等到从小就被这样灌输这种潜移默化观念的一代成为社会主力之后呢?这样的观念,真的没有人有意无意地这样引申解读、灌输?卖力宣传这个的同志们大多数是出自“民族团结”的好心,但对我们生死攸关的是正视冷峻的客观规律和现实,希望有关部门、有关地方的同志们深思。

   在新疆、特别是南疆一些文旅项目,在长春伪皇宫等东北一些“文化旅游项目”中,在“西安最中国,回坊最西安”这种纯属信口开河的宣传中,在全国各地搞的那些所谓“民族特色小镇”项目中,……都存在类似的政治隐患,需要我们冷峻审视。

   而且,我们近三四十年来的涉疆文化影视作品,一直是在变相灌输“新疆是维族的”这种东突观念,以及其它宗教极端主义理念,新疆的许多同志们对此抨击非常激烈,我们的文艺界能否倾听一二?涉及其它地方的文化影视作品有无这类问题?

   就总体而言,现行民族宗教政策的基本特征是对少数民族的优惠特权待遇,这种做法与平等原则和我党基本宗旨“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矛盾的。如果一国的制度规定把建立这个国家、占这个国家90%多人口、是这个国家主要建设者和保卫者、掌握着这个国家最先进文化科技的民族放在二等公民地位,那对于这个政权的命运意味着什么?希望大家冷静想一想。

   在经济上,根据我的整理计算,这方面现行做法对我们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也已经不可忽视,上述做法经济可持续性正在逼近转折点。

   归根结底,民族宗教工作只是党和政府的一个工作领域,如同农业、民政、旅游等等一样,不是插手一切、统领一切,民族宗教部门不能到处插手把自己当成凌驾于政府体系之上的“太上政府”;更不能把自己当作不可批评的神圣,对任何实事求是的逆耳之言都要挥舞“破坏民族团结”大棒围攻打击,甚至公然无视、践踏党和政府的政治规矩,甚至动辄使用专政手段对付批评者。我们的宣传部门不能把毁灭本国凝聚力根基的东西当作正面的“软实力”来宣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民族宗教工作不能例外。

   六、结束语

   最后,我们正在经历的、我们正在为之努力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需要几代人奋斗的伟大事业,需要我们始终正视现实不断因应现实提出的新挑战,也需要我们脚踏实地不懈奋斗,不能指望一蹴而就。

  

   (初稿2018.11.20,修订2018.11.29,三稿2018.12.31,仅代表个人意见)

  

   注释:

   [1]根据《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2018》表4.1数据,2017年中国名义GDP为122500亿美元,俄罗斯名义GDP为15778亿美元,中国为俄罗斯的7.8倍。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二卷,第2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二卷,第227—22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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