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北的发展现状不仅表现为“增长的锈带”，而且从深层看还具有“体制的锈带”、“结构的锈带”和“文明方式的锈带”特征。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经济体在具有足够弹性和韧性的条件下，自身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但在东北，由于“三重锈带”的痼疾存在，经济体资源配置的灵活度不足，自我修复能力比较弱，在宏观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比其他地区更易产生比较突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致陷于困境。东北振兴需要新路径，即走出僵化的体制 “锈带”，走出板结封闭的结构“锈带”，走出非现代性的文明方式的“锈带”。

　　 【关键词】“三重锈带” 东北振兴 新思维

　　 在对中国东北长期调研并对其发展探索的基础上，笔者逐步形成“三重锈带”观点。“锈带”说，虽然受国际上通行的“铁锈地带”一词的启发，但笔者赋予其独特的内涵，属于一种“再创造”。“铁锈地带”一词，在国际上是指衰落的资源型城市或工业基地，如英国的伯明翰、美国的底特律、德国的鲁尔和法国的洛林地区等。这是一个“中性”的经济范畴或概念，没有制度的属性。与上述国外“衰落的资源型城市或工业基地”相比，中国的东北地区虽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中国的东北地区不仅是老工业基地，而且是中国农业、资源、科技、人才的聚集地。如果把中国地图看成“金鸡”的话，中国东北则是“金鸡”昂起的“头颅”。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昂起的“金鸡头颅”却有些低落，以至被某些媒体称为“东北锈带”。笔者认为，这是很值得学术界同仁及关心东北的人士认真研究的。

　　 根据笔者的初步研究，国外的“铁锈地带”主要“锈”在资源枯竭和产业上，因此，这些地区都是“衰落的资源型城市或工业基地”。而在东北，除人所共知的此处“生锈”外，还多了其他。当然，究竟“锈”在哪里？人们有不同的认识。

　　 本文以为，东北不仅表现为“增长的锈带”（这是各方面多有议论的），而且从深层看还具有“体制的锈带”“结构的锈带”和“文明方式的锈带”特征。这就意味着，完整意义上的东北振兴路径，实质包含了“三位一体”的理论含义：走出僵化的体制“锈带”，走出封闭板结的结构“锈带”，走出非现代性的文明方式的“锈带”。本文拟从总体上对“三重锈带”论进行探讨。

　　 体制的“锈带”：起飞的“沉重翅膀”

　　 “沉重的翅膀”一词引自现代著名女作家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这是一部反映改革开放初期工业领域经济体制改革并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小说中描写的工业战线复杂斗争即有东北的某些原型。恰好在小说出版的前一年（1980年），笔者基于东北调研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了《长期并存 比翼齐飞》一文。文章重点探讨“所有制结构”，主张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当时只认识到非国有的城镇集体经济，未提出私营经济）“长期并存，比翼齐飞”。有意思的是，这里的“齐飞”与“翅膀”息息相关。40年后的今天，笔者的认识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所拓展变化。

　　 立论基础：国有民营“共同经济基础论”和“市场决定论”。第一，所有制之“锈”，既表现在国有经济缺乏活力、效率低下，又表现在民营经济不发达，迄今尚未形成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比翼齐飞”之势（与40年前的《长期并存 比翼齐飞》相比，这是追求一种升级版的“比翼齐飞”）。第二，经济调节之“锈”：经济市场化程度低，政府干预导致经济起飞的“翅膀”“沉重”。东北体制之“锈”不是“伪命题”而是“真命题”。

　　 为了给下面的分析提供较为坚实的立论基础，这里首先简要阐释笔者于2010年提出、近10年来逐步深入探讨的国有民营“共同经济基础论”和中央于2013年提出的“市场决定论”。

　　 对于国有民营“共同经济基础论”这个命题的探讨，笔者大体走了四步。

　　 第一步，2010年出版的《产权人本共进论》一书中，分析了中国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关系，即“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简称“共同经济基础论”。[1]第二步，2013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前），笔者出版了《包容性改革论》。在这本书中，进一步阐述了此前提出的“共同经济基础论”。在该书第五章《经济改革：建立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第七节《民营经济发展待突破的三个问题》中，笔者写道：“中国共产党今天在中国执政，到底经济基础是什么？”

　　 “此前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只认为’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否认’民营经济也是执政的基础之一”，[2]“这就是为什么国有经济跨边界的扩张和民营经济被挤压的理论根源之一”。[3]

　　 基于此，笔者明确提出“民营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需要有重大突破”。重申此前提出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它们都应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基于这一研究，书中提出“包容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产权体系创新：包容‘国有’与‘民营’”。[4]

　　 《包容性改革论》出版之后，《北京青年报》以这一章内容为基础，发表题为：《常修泽：国

　　 有与民营都该看成共和国的“亲儿子”》的长篇访谈，于2013年11月22日刊出。当时，书与访谈皆

　　 引起争议。当月，就有人以《“私生子”岂能冒充共和国的“亲儿子”？》为题撰文批评。

　　 第三步，2018年，笔者出版了《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2018年11月1日，中央召开民营经济座谈会，会上有两句话非常重要，第一句话是“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第二句话是“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笔者认为这里的“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制度要素”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两个基本的要素。

　　 第四步，2019年5月，笔者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上以《“共同经济基础论”再探讨》为题发言，从历史、理论、实践、国际四个维度进一步阐述了“共同经济基础论”观点。除“共同经济基础论”外，本文另一立论基础为“市场决定论”，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理论。

　　 所有制之“锈”之一：国有经济缺乏活力。在前面阐述的国有民营“共同经济基础论”中，国有经济无疑是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东北的所有制结构，应该首先研究国有经济这部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针对国有企业明确指出：“经过多年改革，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同时，国有企业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存在一些弊端，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后来在多次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列举国企存在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1）国企市场主体地位未真正确立；（2）现代企业制度尚不健全；（3）国资监管体制需要完善；（4）国有资本运行效率不理想；（5）“内部人控制”；（6）国有资产流失严重；（7）计划经济遗留下的企业办社会职能以及其他历史遗留问题，等等。特别是在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针对片面地“为国企改革唱赞歌”的思维，中央领导同志更鲜明地指出，“推进国企改革要奔着问题去”。

　　 笔者认为，“奔着问题去”是研究国企改革的“着眼点”。依据“问题导向”思维，结合本人的实际调查，发现上述列举的国企存在的七个问题，在东北地区不仅存在，而且比较严重，加之还有东北特殊的问题，因而国有经济起飞的“翅膀”更加“沉重”。

　　 2015年笔者在东北详细调查了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规模以上国有企业资产情况。从当时可得的2013年有关数据来看，国有经济的比重确实过高。三省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资产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比重的具体数据是：黑龙江64.69%、吉林54.09%、辽宁45.8%，[5]三省算术平均数为54.86%。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负责人在“2013上海国资高峰论坛”中提供的数据，2012年底，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中，国有资产比重只占23%，[6]东北三省比全国平均数高20%到40%。以上是工业领域情况比较，倘若换一个比较指标，与更大范围的非金融领域相比，情况同样严重。据了解，2014年全国非金融国有企业总资产占非金融企业全部总资产的比重为30.2%。即便使用东北三省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占工业企业总资产比重的算术平均数54.86%与之相比，也高出二十多个百分点。2016年初，笔者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第1期发表《东北振兴战略新论》，引用了上述两段比较数据，引起相关人士重视。继之，2016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公布之后，为进一步了解东北三省地方国有企业的资产情况，笔者查阅了最新的《中国会计年鉴2016》有关数据，获得更详细的各方面资料，见表1、表2。

　　 在以上所有者权益总额中也包括一部分非国有的股份在内，那么剔除这一部分，纯粹的国有资产（资本）是多少呢？见表3

　　 如此大的国有资产规模，其经营状况如何？特别是经营效果如何？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也是近来讨论中有争议的问题。究竟“东北国有经济效益不佳”，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见表4至表8。

　　 从以上几表中可以看出，2015年东北三省的国有企业利润总额是-52.7亿元（其中辽宁负值，为-52亿元），三省的盈利面简单算数平均为49.56%，特别是作为经济效益重要指标的国有企业净资产利润率平均数为-0.3%。这就意味着东北三省，近1万亿元的国有净资产（加上银行贷款等超过2.8万亿元的国有总资产）经营一年，不但没有利润，反而整体亏损。

以上是《中国会计年鉴2016》反映的2015年东北三省的国有企业经营情况，那么，《中国会计年鉴2017》所反映的2016年情况如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