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彬:易简·变易·不易——《易》之三义哲学刍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 次 更新时间:2021-11-26 10: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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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彬  

  

   关于《易》之大义,先儒论之甚多。其中最早最全面论述的,当数《易纬》一书。《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易者,以言其德也……变易者,其气也……不易也者,其位也”(《易纬·乾凿度》卷上),提出了“易一名三义”说。郑玄在《易赞》和《易论》中,将此三义概括为易简(易)、变易、不易。此说是基于《易传》提出的,《系辞》在论《易》时,曾蕴含着三义说法。孔颖达《周易正义》明确指出:

   《系辞》云“乾坤其易之蕴邪?”又云“易之门户邪?”又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姤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皆言易简之法则也。又云“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以言变易,出入移动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也”,此言其张设布列,不易者也。(《周易正义》卷首》)

   汉以后,许多儒者又多次论到《易》之大义,皆不外“变易”、“不易”、“易简”等义,如宋性理学派程颐论“变易”、“不易”曰:“《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程氏易传序》)又云:“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也。”(《程氏易序》,《二程集》第三册)又如朱熹认为:“《易》有两义,一是变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对待底。”(《朱文公易说》卷一)从下文分析可知,“交易”实际讲“不易”,因此,朱熹在这里讲到了《易》的“变易”、“不易”大义。

   清易学家李光地在《周易折中》中全面总结了前清历代儒者对《易》之大义的阐发,认为:“清儒言易有四义:不易也,交易也,变易也,易简也”(《周易折中》卷十三)。虽然先儒表述《易》之义存有种种差别,但就其内涵而言,皆不外乎《易》之三义,至少还没有人明确对《易》之三义说提出质疑。

   但从哲学看,作为易学两大派的汉易和宋易,他们各自所讲的“变易”,性质有否不同?不同在何处?如何理解“不易”的性质和内涵,“变易”与“不易”是何关系?如何理解“易简”内涵及性质,“易简”、“变易”、“不易”三者是何关系?以上三问题,鲜见其他学者讨论,故从哲学上分析并疏通之,是为本文任务。

   1.汉人所说“变易”与宋人所说“变易”,总括看,都是从宇宙论上说的。但仔细分辨则看出,二者又有不同。汉人说“变易”是就宇宙生成论而言,关注的是变易本身,属形而下观照,而宋人言“变易”则着眼于变易之理,侧重于形而上思辨。

   汉人言宇宙论,是气化的宇宙论,在《易纬》中可明确看到这点。《易纬·乾凿度》云:

   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太初者气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质之始。无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成而未相离。视之不见,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畔。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清轻上为天,浊重下为地。(《易纬·乾凿度》卷上)这里,《乾凿度》建立了一个气化的宇宙论。根据汉经学家郑玄的注释,我们看到:宇宙之原为无形无气的太易,在太易中元气“忽然而自生”(郑注),宇宙由太易过渡到太初,也即变至一(郑注:一,……气渐生之始,太初气之所生也),也即“易(太易)变而为一”。元气变而生太始之气,形开始出现而未形成,宇宙也就由太初变至太始,亦即“一变而为七”(郑注:七,……太始气之所生也)。太始气变而生太素之气,质开始出现而未形成,也即“七变而为九”(郑注:九,……太素气之所生也)。太初气、太始气、太素气三气产生后的宇宙是一个三气合一、形质未具的浑沌状态。在此浑沌中,气氤氲变化,引起形变,清轻之气上升而为天,浊重之气下降而为地,形质具而物成,从而万物得以产生。因此,汉人眼中的这个宇宙完全是一气化的宇宙,从太易到太初,是气的产生过程,它自己产生自己,不依赖任何外在东西,因此,气可以说是宇宙最高主宰。从太初、太始到太素,完全是三气依次相变而产生过程,而变化所成之物实际也是气。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道德经》四十二章),因此,物实为冲气。因此,整个宇宙完全是一团变易之气,也可称为气之变易。

   在先秦及两汉哲学史上,“气”指一种细微稀薄之物,是一种形而下的存在。因此,汉人的气化宇宙论正表明了汉学的特点:侧重于对宇宙的形而下观解。汉易学家认为,《易》之“变易”大义正是彰显了宇宙之气变易的具体情状,形而下之气的变易本身,所以,具体描述气变之情状,研究气之变易本身,就成了他们的重要任务。汉儒所建立的基本易学理论——“卦气说”向我们展示了天气变易的具体细微的情形。

   孟喜“卦气说”以坎震离兑四正卦依次主一年冬春夏秋四时,每一爻值一节气,四卦二十四爻值二十四节气,其余六十卦中每五卦配一月,分配到十二月中,主七十二候。(参见孟喜《孟氏章句》,《新唐书》卷二十七上)。从四正卦主四时看,随着坎震离兑所表征的阴阳二气的由静而动、由微而达、由通而穷的变化,春夏秋冬四季依次相变而产生。从每一卦六爻所主的六个节气看,随着阴阳二气的细微变化,各个节气也应时出现。如坎卦,从卦象看,其每一经卦二阴一阳,上下二阴包一阳,表示阳气萌动而未通达,到二月坎凝固之气消失,随着这种气变,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六个节气交替产生。每个月又分为两个节气,每个节气又分三候。从物候上来观察气的变易,就更细微、更具体了。如随着惊蛰之中气的变化,依次出现三候:初候桃树开始开花,次候仓庚鸟(布谷)鸣啼,末候鹰变化为鸠鸟。又如,随着春分中气的变化,三候渐次出现:初候燕子到来,次候雷声发出,末候闪电开始出现。

   从“卦气说”我们看出,从四时到二十四节气,再到七十二候,从年到月再到日,汉儒对天气变化的描述越来越细微,越来越具体,他们的心灵完全拘限于天气的具体交易上,他们所关心的是哪一月哪一天的具体变易情状,至于这种具体变易的所以然之故,则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因此,我们说,汉儒言“变易”是直接从形而下的层面上,从气上对宇宙作观照,他们所关注的是具体的变易本身。

   宋儒讲“变易”则与汉人不同。宋儒擅长纯哲理思辨,理学的产生和建立,表明哲学上形而上学之建立。宋儒正是从形而上层面上,从理上来阐发和肯认《易》之大义——变易的。

   《易传》认为,世界只存在有两种形式,一种为形而上之道,一种为形而下之器,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系辞》上)。这两种存在形式在性质上不同。道是形而上的存在,无形无象,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触而不得,对他人只能通过“圆而神”的慧思来把握,但它又是真实之存在,是具体器物和动变之所以然之理,是普遍法则。器则是形而下的存在,有形有象,具体生动,人们可通过视听闻触直接感知。宋儒正是紧紧抓住《易传》的“道器之辨”,严格区分形而上之道(理)与形而下之器(气),从而在思想原则和方法上与汉儒鲜明地区分开。在宋儒看来,汉儒对“变易”的理解,仅仅拘限于形而下的气之变易本身,执着于琐碎繁杂的细节,这是完全不够的。对《易》之“变易”的理解,应从形而上的道(理)高度上来把握。“变易”不是指具体的变易本身,而是指具体变易的所以然之故,所以然之理。这种变易之理弥纶于万事万物,天下无一物不含变易之理,无一事不含变易之理。因此,变易之理是宇宙的普遍法则,是形而上之常道。变易之理是体,而具体变易为用,是普遍的变易之理的发显,变易之理与变易是本与末、一与多、简与繁的关系。抓住变易之理这个易简之道,一切具体变易就都在话下。只有这样,才算真正理解了《易》之“变易”的大义,显然,与汉儒相比,宋儒的理解视野大大开阔,思辨水平大大提高。

   宋儒程颐、朱熹论变易,正鲜明地体现了形而上思辨之特点。程颐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阴阳者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遗书》卷三,《二程集》)他指出:“《易》者,阴阳之道也”。(《程氏易传序》)程颐认为,《易》书所彰显的就是阴阳之道,也即阴阳二气变化之理。这个理“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虫草木之微,无一而不合”(《遗书》)。因此,变易是普遍的,上至天地之大,下至昆虫之微,甚至在幽明的鬼神两界,无一物不变,无一时不变。

   朱熹论《易》变易之理,比程颐更详细。他说:“《易》是阴阳屈伸,随时变易,大抵古今有大阖辟,小阖辟,今人说《易》都无著摸,圣人便于六十四卦,只以阴阳奇偶写出来,至于所以为阴阳,为古今,乃是此道理。”(引自《周易折中》卷首)朱熹认为,《易》书所反映的是阴阳二气屈伸变易之道理。古往今来有大大小小无穷的阳辟阴阖的变易,这种变易之理是形而上的,普遍的,人们看不见、摸不着,古圣人便写出阴阳爻来表示阴阳二气,以六十四卦来指射阴阳变易之理。“变易”之理是“假托”、“包含”,“足以包无穷之事”(同上),因此,这个理一定是普遍的。

   宋人郑樵论及变易之理时说:“《易》不可以形拘,不可以迹求。”(郑樵《易经奥论》)这里,郑樵实际提出两对范畴:形上与形下、迹与所以迹。他认为《易》之理只能从形而上和所以迹的层面去把握,从普遍的法则性上去理解,而不可拘泥于迹而不可自拔。

   2.“变易”与“不易”同为《易》之大义,似乎是矛盾的。但正是在这种表面的矛盾下,隐含着微妙的思想。

   首先,从文字学上看,“变易”和“不易”这两个相反的意义包括于“易”一字中,为“对训”。此点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论易之三名》中剖析甚详。单从“对训”本身所透显的思想看,“变易”与“不易”是一体之两面:一个存在,另一个必然同时存在;一个不存在,另一个必然同时消失。

   《易》之大义——不易,首先是在宇宙论上讲的,是“变易”应含之义。宇宙之变易,流动不居,在这种至动中秩序又不乱,可以说,“不易”首先指“至动不乱秩序义”(牟宗三语,见《心体与性体》第一册)。汉人“卦气说”指出,昭示每年变化的十二辟卦阴阳消息,周而复始,秩序是不变的。从每年十一月《复》卦的一阳来复,阳气渐次息长到《临》、《泰》、《大壮》、的二阳、三阳、四阳、五阳,息长至六阳为《乾》,阳气已极尽,必然消退转生阴气。从《姤》卦的一阴,阴气逐渐生长到《遁》、《否》、《观》、《剥》卦的二阴、三阴、四阴、五阴,至六阴而为《坤》,阴气己穷极,必然消退而转生阳气,从而开始新一轮循环。通行本《周易》卦序以《乾》卦开始,按序而相变,进入下一卦,至《未济》卦结束,表示一个“变易”的完成,但并不表示“变易”的结束。《序卦》曰:“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从而转生《乾》卦,按照卦序开始新一轮循环变化。这种变易的秩序性,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元亨利贞”(乾卦辞)。程颐注曰:“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程氏易传》)万物之变易从元开始,亨通而盛长,利遂而贞成,完成一个循环,又无一毫之间断,继续流变,从“贞”直接转生“元”,所谓“贞下起元”,继续以“元亨利贞”之秩序变易不穷。因此,“变易”的行程中有恒常之秩序,这种秩序的恒常性就是“不易”。“变易”和“不易”是宇宙自身的实现形式。“变易”保证宇宙永不滞留的流动活泼。“不易”保证宇宙变而不乱变而有常的神妙韵律。变中有常,常而又变,二者互显互用,密而为一,昭显了一个“生生”的宇宙。

   因此,这种“不易”是从“变易”中直接透显出来的,是“易”相反而又相成的两义所直接昭示出来的,它反映了宇宙秩序的恒常性,是从宇宙论层面上讲的。

但“不易”还指示着更深刻的内涵,这种内涵只有在价值论的层面才能得到充分豁显。因此,我们必须转换视角,从宇宙论转向价值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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