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鸣:后现代主义与“虚构”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 次 更新时间:2021-11-26 09: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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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鸣  

  

   对“虚构”说的评价

   海登·怀特不肯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但是他的史学理论带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却已是学界的公论。同其他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一样,他强调历史和文学的相似性,把历史著作说成是跟小说一样的“虚构”。他在1974年断言:“坚持认为所有历史叙事中都包含虚构成分,这肯定会激起历史学家们的愤怒。”果不其然,在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中,最让职业史家不满和痛恨的正是这种“虚构”说,他们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专业规范和学术伦理的“挑衅”。现在,“虚构”说问世已有三四十年,我们对它能不能稍稍理智一些,不再停留于情绪化的厌恶和鄙弃呢?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从学理上看待这种理论,或许还会有意外的发现:原来它除了刺激职业史家的神经之外,居然还有一点点启发思考的益处。

   其实,“虚构”说并不仅仅涉及历史学。对“新文化史”的兴起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他的著名文章《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中说,人类学著述就像小说,虽然人类学家讲述的故事是记录下来的,但同样是一种“想象的行为”。怀特在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中的一番话,与格尔茨的说法可谓异曲同工。怀特指出,历史写作与其说是“发现”故事,倒不如说是“发明”故事,同写小说并无二致,都属于“虚构”(fiction)的范畴。1976年,怀特又发表《事实再现的虚构》一文,强调历史学家和文学家虽然关心的事件属于不同的种类,但使用的话语和写作的目的却是相同的;“一连串可确定的单一存在性陈述”堆积起来并不能构成历史叙事,而必须借助“某种逻辑或美学上的连贯性”把它们相互连接在一起。因此,历史著作和小说同作为“书面话语”,在目的上都是认知的,而在手段上则都是模拟的;就此而言,小说可以视为一种“历史再现”,而历史则同样是一种“虚构形式”。可是,为什么历史学家长期不肯承认历史叙事的虚构性质呢?怀特解释说,这是由于普通的历史学家往往把虚构和真相对立起来,并不清楚历史著述和小说的相似性,只有少数“经典历史学家”才意识到语言与历史写作之间的复杂关系。若干年后,他在为《元史学》的中译本所作前言中,更是明确地宣称,历史是“事实的虚构化和过去实在的虚构化”,因为过去实在已经不能被感知,必须借助想象的“假想性建构”才能使之“再现”,这就使得历史研究更像文学,而非科学。他斩钉截铁地说:“就叙事为实在强加了那种只会在故事中遭遇的意义的形式与内容而言,将实在叙事化就是一种虚构化。”他的核心意思是说,历史学家写出的东西并不等于过去实际本身,也不是过去事件的对应形态,只是通过想象和加工所得到的“语言制品”;而语言和实际之间不是透明的,透过历史学家的语言表述,并不能看到过去实际。

   美国学者戴维·卡尔对“虚构”说不以为然,他对这种理论的内在逻辑做了这样的概括:“历史的对象”并不存在,过去事件不可见,不可听,也不可感知;关于过去事件的说法只能建立在间接的基础上,对于那些证明它们存在过的证据,史家往往不能确知其含义,更说不准它们到底是不是真理;而且,史家比证据更不可信,因为他们受到个人的、政治的、宗教的以及其他各种偏见的影响。总之,史家的工作不过是讲述关于过去的故事;既然是讲述故事,那就更接近于文学的工作,与虚构没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本来就是虚构,同美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标准关系更加密切。卡尔的话里夹带某种愤懑和讽刺的意味,在他看来,把历史著作简单地看成是关于不可感知的过去事件的想象性表述,并不是一种令人信服的说法。

   国内学术界对“虚构”说普遍反感,可是这种反感往往来自于误解。据彭刚教授说,在论及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时,不少人对它抹煞历史写作与小说的区别的说法存在“理解偏差”,其原因可能是人们把“fiction”等同于中文的“虚构”和“小说”,而忽略其中的“创造”、“想象”的含义。他还谈到,这种现象的出现,同中文翻译时把“fiction”译作“虚构”直接相关。在他看来,“虚构”的着重点在“构”,而不是“虚”。其实,国内常见的这种“望文生义”的情形,在欧美学者中也非鲜见。英国历史学家凯斯·托马斯曾说:“我相信在事实与虚构之间存在着分别……我们在7月28日的这个星期四坐在这儿,这对我而言是真实不妄的,并非虚构。”显然,他把“虚构”理解为对具体事实的捏造。卡罗·金兹堡也谈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盛行的证据观念遭到了冷落,因为抹煞虚构与历史之间的差别的观点,使历史学家受到了诱惑,不再关心要证明什么事情。他说:“我认为证据观念正在再度变得重要起来。”可见,他觉得“虚构”说无异于鼓励做判断时不讲证据。彼得·盖伊则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称:“在虚构的故事中也许有历史存在,但在历史中却不允许有虚构这类东西存在。”看来,他是在“虚构”和“无中生有”之间画了等号。

   对多数史家而言,对“虚构”说的反感几乎是出于职业的本能。这可能是因为它触及了现代史学的“命门”。我们长期相信,历史叙事与过去世界之间存在“指涉”(referentiality)甚至“对等”(equivalence)的关系;或者说,写出的历史反映过去的实际。然而,后现代主义者却试图瓦解这种信念,宣称“历史叙事作为一种象征结构,并不复制它所描述的事件,而只是告诉我们从什么方向去思考事件……历史叙事并不摹写它所指示的事物,而只是像隐喻那样使人想起它所指示的事物的形象”。说到底,写出的历史只是一种人为的“文字制品”,同小说一样具有虚构和想象的特性,它所提供的可理解的故事并非预先存在于过去世界当中,而只是通过各种技巧调整和拼装起来的事实组合体,无异于对“整个事实领域的歪曲”,或者说是一种“扭曲变形的故事”(crooked stories)。于是,对“真实性”的传统信念就受到了冲击,现代史学存在的价值基础似乎也发生了动摇。难怪不少学者一看到“虚构”这样的字眼就怒火中烧,根本不去冷静地推敲它的学理依据和内在逻辑。

   “虚构”说的原委

   要弄清“虚构”说的原委,首先须明了它在哲学上的预设。按照荷兰学者弗兰克·安克施密特的说法,后现代主义在哲学上不承认陈述和科学理论乃是关于语言和实际之间关系的“唯一排他的模式”,它不像现代主义那样去探求“真实陈述”与实际的关系,转而考察文本中和用文本来表现的实际的性质。对历史采取“文本主义”的策略,正是后现代史学理论的突出标志。据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的看法,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历史根本不是什么“事实整体”,而不过是“虚构的影像”;他们不再关心“理性论证”和“经验研究”的方法,而注重“叙事的诗学和修辞”。吕森不赞同这种后现代历史观念,说它与现代历史研究是相对立的。他所批评的这种史学观念,最早在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怀特声称,历史著述不过是“以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为首选媒介来传达人们发现的过去”,因而历史作品具有文学性质,应当关注其“诗学的”或“修辞学的”特征。

   可见,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关注的是作为整体的历史叙事,所谓“虚构”描述的是作为整体的历史叙事的文本特性,并不是旨在否定“客观历史”的存在,更不是指对具体历史事实的捏造。拥护后现代主义的英国学者基思·詹金斯辩解说,后现代主义者遭到了许多的误解,其实他们中间没有人否认过去“实际世界”的存在,他们只是坚持认为人只能借助“文本”来接近过去,而“文本”又只有通过“解读”才有意义,这种“解读”的结果又无法依据过去实况进行“核对”,其可信性只能依据同行的评价。他们在这种意义上摈弃了现代主义史学关于“真实”的观念。他认为,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观,更好地解释了历史写作的特征。美国学者阿伦·梅吉尔在谈到历史的“虚构性”时也说,要区分“文学的”(the literary)和“虚构的”(the fictive)这两个概念;前者指小说中运用的各种文学技巧,如果见之于史学就会显得很怪异;后者则指使历史著作同“作为符合经验实际的真理”分道扬镳的“所有那些维度”,涉及的是历史写作的性质。他举例说,因果分析就是“虚构的”,因为任何因果分析都离不开“反事实的预设”;所有的类型化也是“虚构的”,因为类型总是对更为混乱的实际的理想化。他进而断言,关于历史著述的文学性的讨论和写作实验,揭示了一个带有本体论性质的问题:历史研究的对象本身也是“虚构的”产物,因为这个对象是那种在作者和读者心目中构成对象的东西,而不是预先存在于过去实际中的;这样说并不是否认过去实际的存在,而是强调历史学家在其作品中创造了一个具体的历史对象。从这些支持“虚构”说的学者的解说来看,“虚构”主要不是从本体论角度立论的,它不是意在否认对具体史实的认定,也不排斥证据在历史表述中的重要性,而只是强调历史研究的对象和结果,都是历史学家的语言建构。

   他们这样说有一个强大的理由,就是过去实际本身并不存在“叙事结构”,任何“叙事结构”都是外在的和强加的。他们发现,历史写作通常是选取一个起点和终点,讲述一个首尾一贯的故事;可是这个故事并非预先存在于过去实际中,而是史家用情节化手段来处理的结果。按照怀特的说法,事件本身并不是故事,故事不过是史家借助小说或戏剧中常见的情节化技巧而“制作”出来的。他还借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话说,保障历史叙事清晰可辨的连续性,实际上是历史学家借助“欺骗性的大纲”从外面强加上去的。怀特宣称,“把虚构的或真实的事件熔合成一个可以理解的整体以便它能充当再现的对象这一过程”,乃是一个诗学的过程。安克施密特早年也说过,过去本身并不存在某种“结构”,是“历史解释”把这种结构“投射到过去之上”;“叙事性解释”只是“施加于”过去,并非“对应”或“指涉”过去。

   然而,过去实际真的不存在“叙事结构”吗?戴维·卡尔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他看来,历史“实际”本身就包含叙事的形式,叙事可以见之于人类事件的层次上;人类日常经验和行动本身也具有叙事的性质,不存在把“外来结构”强加在“实际”之上从而使它遭到扭曲的问题。“叙事结构”并不是强加的,而是构成“组织人的行动和经验”的各种原则;它不单纯是某种写作类型的结构,甚至也不是某种知识类型的结构,而是人存在的结构,就是历史的“实际”。换句话说,历史实际和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不是背离,而是连续。不过,卡尔同时也意识到,这种“连续性理论”可能遇到两方面的挑战:第一,人的日常经验确确实实存在叙事结构吗?第二,从历史实际向历史叙事转化时,两者之间的连续性如何保证?他专门针对这两点质疑做了辩驳,可是他的话似乎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与其说是一种学理的论证,倒更像是一种信念的表达,难以从历史写作的经验中得到证明。即使历史实际(人的经验和行动)具有“叙事结构”,但是不同的史家对同一事件的“叙事结构”的认知和把握或许大相径庭,因而可能写出完全不同的故事。也就是说,过去实际的“叙事结构”无法像照相那样直接转化为历史写作中的“叙事结构”。可见,过去实际的叙事性质与历史写作的叙事结构,并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概念,两者之间虽有关联,但不可能存在一种简单的连续性。因此,卡尔在“叙事结构”的辩论中似乎没有占据上风。

于是,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过去世界中果真存在着许许多多线索条贯的故事,一直在那里默默等着史家去发现它们,并按照它们本来的样子讲述出来吗?从实证研究的经验看,史家能不能找到故事,找到什么样的故事,找到后如何讲述它,如何诠释它的意义,无一不与他的智性能力、思维方式、理论概念、价值取向、职业伦理、专业技艺、掌握的材料、对材料的理解以及写作的技巧等因素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不赞同“虚构”说,但不能不因此而思考历史写作的性质和限度,并对自己的研究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我们没有权利欺骗读者,宣称我们写出的东西就是过去实际本来的样子。而且,对于过去世界,对于他人的研究,我们都要心存尊重和敬畏;对于自己的方法和结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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