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朗:回顾与前瞻:抗日战争研究三十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1 次 更新时间:2021-11-24 14: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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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朗  

   作者王建朗,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1991年1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宣告成立。同年9月,《抗日战争研究》正式创刊。专业学会的成立和专业刊物的面世,标志着抗日战争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三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一门“显学”。虽无精确的数字统计,但若说它是近代史各时段中研究队伍最为浩大、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个时段,相信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三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不仅在学术领域取得了诸多突破,还在更广的范围内影响了社会的认知。

  

   一、 抗日战争研究的发展脉络

  

   改革开放后的10年,即20世纪80年代,抗日战争研究已经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那是一个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年代,也是抗日战争研究学科初创的时期。研究者对先前流行的若干传统观点,展开了深入研究,作出了重新评价。研究热点既包括一些宏大的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也包括一些具体的重要史实考证。大者如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抗战中的正面战场、抗战后期废除不平等条约后中国还是不是半殖民地、有没有出现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等问题;史实考证如“田中奏折”的真伪、马占山一度降日的性质等。对于这些宏大问题及重要史实的关注,既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在学术领域的必然反映,也是学科初建过程中研究者不得不做出回答的问题。学术争鸣热烈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色,尽管一些问题的研讨并未得出结论(或很难得出结论),但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大大活跃了抗日战争研究,增强了它的科学性和学术性,有力推动了抗战研究的深入进行。

  

   随着各类专题研究的深入,开始出现抗日战争通史性著作,如何理著《抗日战争史》、龚古今和唐培吉等著《抗日战争史稿》等。这些著述对国共关系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用及相互关系、抗日战争的国际环境都有不同于以往的论述,初步构建了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体系。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以下有时简称“抗战史学会”或“学会”)的成立及《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刊,标志着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抗日战争史学科开始形成。

  

   20世纪90年代,抗战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各专题研究向着不断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出版了大量的专题研究著作。由相关学术机构或学术团体组织撰写的抗日战争通史著作和大型系列丛书纷纷面世,标志着抗日战争史研究走向成熟和繁荣。199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一大批重要研究成果陆续出版。其中,军事科学院撰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3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代表了军史、党史研究权威部门的主流阐述,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抗战史学会也在此时推出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该丛书覆盖了抗战史研究的若干重要方面,包括《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中国抗战军事史》《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抗战时期的经济》《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以及《抗战英烈录》《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日本侵华暴行实录》《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的毒气战》《中国抗日战争大事记》《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1931—1945)》《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在此时组织出版了一套“抗日战争史丛书”,对抗战史中的若干专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三十年来的抗战史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优秀作品也难以尽数。笔者个人阅读有限,挂一漏万,反而无益。因此,这里只能简单梳理一下个人体会到的三十年来抗战史研究的大致发展脉络。

  

   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抗日战争研究已从最初主要关注军事史的研究,发展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整体史的研究。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也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是中国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的时期。中华民族在经历苦难的同时,也在积蓄着若干积极向上的因素,进步力量不断成长壮大,为数年后中国社会的巨变准备了条件。因此,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便不仅是战争史研究,战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发展和变化都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相应地,人们在评估抗日战争的意义时,也不仅仅从取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角度去观察,以《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为重要标志,从那时开始,人们开始更多地从近代历史的长时段、从中华民族复兴的视角去观察抗日战争的意义。随着当代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推进,民族复兴视角和民族复兴话语逐渐成为研讨抗战的最常见视角和最常见话语。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8卷)便体现了这一趋势。该书展示了抗日战争诸方面的发展过程,将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重要的历史阶段来把握,放在世界大环境和战后长时段中进行考察,力图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和更深入地认识抗日战争。该书强调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影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

  

   具体而言,三十年来的抗战史研究呈现出如下趋势:

  

   (一)传统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中,抗日战争不仅被作为一场战争来研究,也更多地被作为中国政治变革的一个重要时期来观察,抗战政治史的研究经久不衰。三十年来,尽管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问题,人们仍在关注,仍在研究,但热点话题逐渐发生转移,旧的热点逐渐消退,新的热点涌现出来。一些问题获得了最为接近真实的结论,这些问题便不再成为讨论热点。如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这曾是一个社会关注度很高的议题,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传统说法和作为当时合法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领导抗战的说法皆未能反映真实历史,难以说服对方。刘大年先生提出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即国共两党分别领导抗战的看法。此后,张海鹏先生对国共分别领导抗战这一观点又展开了更进一步的论述。这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看法,逐渐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主流认识。国共分别领导抗战或共同领导抗战的观点虽在不同的著述中表述不一,但其基本思想应已成学界共识。最近这些年来,学界已不再纠结于领导权问题的研究。作为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一个关键时期,抗战时期的政治进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对战时民主参政意识的成长、国民参政会、两次民主宪政运动等问题的研究,揭示了在战争时期不可避免地出现集权趋势的同时,为了动员更多的民众投入战争,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宽松,民众民主参政的意识亦随之同步增长。对于敌后战场,除了继续关注对敌作战外,研究者较为集中地探讨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这些局部执政的经验为中共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为日后更大规模的全国执政准备了条件。

  

   军事史的研究原本是战争史研究的主体部分,并曾一度形成热潮,在上世纪80年代,抗战中的重要战役都获得了相应的研究,但此后一段时期军事史研究的热潮有所消退。近年来军事史研究又重新成为热点,研究者的关注点从战争进程及战争决策,逐渐转移到诸如军队编制、后勤供给、兵役制度、参谋制度、兵工生产与武器装备等更为具体的如何保障战争的实证研究,以扎实的研究向人们揭示,战争何以能进行下去,战略意图何以得到实现或未能得到实现。军事史研究从以往关注想不想打及如何规划打的问题,深入到探讨能不能打的问题,探讨影响战斗力的各种因素。

  

   相对于战时政治史与军事史研究中的国共关系问题,外交史研究中的中国与美、英、苏、德等主要大国的关系问题,具有更多的研究空间。随着中国与苏联(俄罗斯)及西方关系的改善,客观地评价抗战时期的苏联与美英(尤其是美国)援华成为可能。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外交及中美、中苏、中英关系的有分量的专著陆续面世。这些著述肯定了美、苏、英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不仅很快取得学界认可,也很快获得社会认可。美英坐山观虎斗纵容日本侵略以及“远东慕尼黑”的传统说法经历了重新检视,研究者客观地揭示了美英从中立政策到援华制日政策的转变过程。对于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研究者提出,中国国际地位在抗战后期有较大提升,以名列“四强”及最终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标志,中国确实获得了大国地位。但这一结论经历了较长时间才获得学界和社会的接受。在战时外交史的研究中,中国参与建构战后新秩序的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与此类似,在以往已有相当研究基础的经济史、文化史等领域,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不断有新的成果面世。总之,在传统的抗战史领域,研究正向着更加精深的方向持续发展。

  

   (二)新的研究领域被不断开拓

  

   研究者在传统研究领域继续耕耘的同时,不断开拓着新的领域,极大地丰富了抗战史研究。

  

   社会史研究的急速发展,是抗战史研究不断开拓新领域的最显著特征。社会史研究在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中断后,以不可阻挡的蓄力向各学科渗透。在抗战史研究中,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抗战社会史研究,成果数量当列各领域之首。抗战史研究由此呈现出从关注高层决策及实施过程到关注社会中下层的战时斗争与生存的变化。这一落地生根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战时社会的实态,理解抗日战争何以能持久地坚持下来,国共力量对比何以在对日战争中悄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抗战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区域光谱。区域抗战史的研究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者致力于考察抗战时期不同区域发生的显著与潜在的变化、地方内部各种力量的博弈与消长,试图揭示地方社会在战争中经历了怎样的秩序破坏与重建。

  

   抗战大后方的研究也呈现繁荣之势。与中共抗日根据地比较起来,大后方研究起步较晚。当各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史料集和学术专著纷纷出版时,大后方研究尚在起步阶段。与中共根据地支撑着敌后战场一样,大后方支撑着正面战场的作战,而作为战时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还负有统筹国家抗战和建设事务的功能。国民党在大后方治理中的成败得失,同样直接影响抗战的进程,影响着战后的走向。大后方研究的发展是抗战研究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2011年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具有标志性意义,抗战大后方研究由此从以往的散兵作战进入有组织有规划的新阶段。该中心推出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规模宏大,包括档案文献43种66卷、学术专著25种26卷、普及读物4种6卷,集中反映了抗战大后方的研究成果。

  

在以往的研究中,相对于中共根据地和大后方,沦陷区的研究比较薄弱,且不平衡。对“满洲国”及汪伪政权这两个区域的研究比较丰富一些,而对其他沦陷区的研究则偏弱。即便是对“满洲国”和汪伪统治区的研究,也存在若干薄弱环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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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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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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