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惠玲: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数字记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 次 更新时间:2021-11-24 14: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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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惠玲  

   内容提要:“数字人文”和“数字记忆”同为数字技术与人文现象的相遇,文章从分析二者的内涵、架构和方法论特征出发,试图厘清二者关系,寻找共同发展道路。二者重合的基本面主要表现在领域对象的人文属性、数字资源的多样性、数字方法的近似性,以及成果形式的复合性等方面,体现了二者在深层目的和实现路径上的吻合。现阶段的不重合主要表现在数字方法应用规范性、拓展性、工具化程度,以及数字资源呈现理念与方式上的差异。在二者同向推进的过程中,数字人文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同步扩大包容性,超越人文计算格局,以数字方法代替计算方法作为方法论基础;数字记忆需要加强理论构建和方法论研究,促进叙事的数字化转型,通过故事数据化、数据故事化等方法提升科学性、规范性和功能度,加强与数字人文的对话交流,共同构建更加开放、宽阔的数字人文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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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问题的提出

  

   21世纪以来,从“人文计算”孕育而生的“数字人文”搅动了人文世界的一池春水,涟漪泛至人文社会诸多领域,不仅生成大量智能数字文化产品,也改变着人类知识生产、获取、评价的方式和规则,引发人类关于阅读、研究、发现、创新的诸多哲学思考、方法更新和工具设计,迅速成长为拥有理论、学科和文化项目的一片天地。

  

   “有多少个群体就有多少种记忆”,这些记忆“既是集体、多元的,又是个体化的”。[1]5-6在人类生活向网络空间迁移的时代,如此广泛的记忆必然寻找数字化存在方式,于是“数字记忆”在世界各处如约而至,不同主体、不同题材、不同形态,可谓雨后春笋,风景万千。

  

   用“方兴未艾”来形容这两种文化现象的现状都十分贴切,同为数字技术与人文现象的相遇,本应有很多交织,相通相融。但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似乎被身在其中的人有意无意地忽略或绕行了,数字人文的宽大领域鲜有涉及数字记忆,数字记忆在发展中也少与数字人文对话沟通。为讨论方便起见,本文暂且将二者作为平行的两个概念、两个领域加以讨论分析。相比而言,数字人文在发展中比较注重自我认知和理论建设,有学者统计,国际上9种数字人文期刊已发表相关论文数千篇;根据知网统计,国内2005-2019年数字人文方面的论文有557篇。[2]这些中外论文不乏关于内涵外延、现象本质、核心边界之类深层问题的研讨。而数字记忆更像是在专心建设,无问西东地自在生长,理论研究相形薄弱,方法论、工具层的构建亦未形成通用范式。或许是出发点和状态差异所致,二者兴起早期如同平行线各自延伸,相互之间少有关照;随着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相遇和相交,二者开始若即若离,似同似异,厘清相互关系的需要和可能逐渐加大。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推导问题,更不是给数字记忆攀附一个热门族群归属,而是要在二者的诸多表象中抽取出它们的特质,在比较中深刻认识其各自的本质属性和特有要素,从二者的相似与相异中确定各自的定位与关系,并引导未来走向。

  

   目前,数字人文和数字记忆都处于成长期,不仅“数字人文的版图边界还有待商榷”[3]5,对于数字人文究竟主要是一种学术组织形式、一种研究方法、一个学科,还是一种实践,人们也认识不一。而数字记忆的功能和形态都基本处于实然阶段,缺少概念化、体系化提炼。在两个领域的自我界定尚未明确之时讨论二者间的关系显然难以摆脱各种困惑局限,所做分析只能属于“现在时”,二者的发展变化将不断调整或塑造新的关系状态。

  

   数字记忆与数字人文具有很大的交集,在对象和方法上多有重合,一些项目同时具有双重属性,比如伦敦国王学院数字人文系目前承担的亚洲人权委员会的“数字档案:后种族灭绝的卢旺达记忆重建”[4],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中国战‘疫’。记忆库”、上海图书馆的“上海年华”、中国盲文图书馆的“视障人士记忆”等。同时,数字记忆出于特定功能需要的某些构建方法目前并未被数字人文包含、认可,可视为二者不重合部分。随着二者的发展成熟,其重合面将会逐渐扩大,当数字人文及其方法体系的包容度更大更清晰,数字记忆的方法体系更科学规范时,数字人文很可能在总体上成为数字记忆的上位概念,数字记忆成为数字人文的一种特色类型或一个支脉被包容于其下。

  

   1 基本面的重合

  

   数字人文定义纷繁,学者们对其内涵外延的表述各有方圆,口径不尽相同。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布雷特·博布利(Brett Bobley)的观点影响比较广泛,2011年他在Taporwiki论坛提出“我们使用‘数字人文’作为一种伞状概念(Umbrella Term)以指代一系列围绕在技术和人文学术研究周围的不同活动”。[5]维基百科在“数字人文争鸣”(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中进一步指出:“在这样一个巨大无边的大帐篷式(Big Tent)的数字人文定义中,有时候很难确定数字人文到底需要做什么。”[6]李点在考察了20多种定义后,把数字人文的“灵魂”归结为数字媒介与传统人文的交叉,也就是使用数字媒介的工具和方法来重新考察人文学科的问题,同时又用人文学科的范式来探索数字媒介的功能与意义。[7]其他有关表述林林总总,大多无外乎数字方法在人文领域的应用,认同“伞”或“帐篷”式概念的宽大容量。按照上述界定和分析,数字记忆有理由成为数字人文大家族的成员。

  

   1.1 领域对象的人文属性

  

   这里的关键是辨析数字人文中“人文”的含义。无论是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还是我国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思想,其“人文”均涉及人事、思想、信仰、道德、伦理等与人相关的宽厚涵义。记忆是人类最为普遍的精神现象,无论是个体记忆还是集体记忆,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媒介理论等都有密切关系,是以人为核心的跨学科领域。数字记忆是对文化记忆的数字构建,而文化记忆是对脱离了人脑、进入“外部存储器”的过去经验的一种建构,以某种信息符号,诸如文字、图像、声音以及各种隐喻,寄居在一定的媒介上。“如果我们不想让时代证人的经验记忆消失,就必须把它转化成后世的文化记忆,这样,鲜活的记忆将会让位于一种由媒介支撑的记忆,这种记忆有赖于像纪念碑、纪念场所、博物馆和档案馆等物质的载体。”[8]6档案、图书、图画、照片、电影、音乐、器物等记录物是人类追溯过往、认知自我、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依据,文化记忆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基础和重要组成,记忆现象的人文属性是顺理成章的。

  

   从早期的人文计算到数字人文,大多数项目针对语言、文学、历史、宗教等传统人文学科知识,然而在数字人文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所理解和阐释的“人文”内涵却逐步超出人文学科的范畴,项目选题和资源类型逐步扩展,有的波及多学科知识,有的面向某种具有人文内涵的社会现象,比如对于历史或现实社会议题、人物、事件的语义分析、知识构建等。数字记忆大多以记忆主体为核心,围绕个体或社会群体,涉及大量与人文学术及社会文化现象相关的议题,这就使得二者在所涉范畴上有了重合基础。例如,在全球颇有影响的“威尼斯时光机”项目,旨在利用千年历史档案呈现自公元900年至2000年城市建筑与文化的宏大发展史,“这些庞大的历史资料可能涵盖了100亿个事件”“详细记录了历史上威尼斯城市生活的所有细节”[9],包括政治、经济、金融、贸易、医疗、税务、地理、建筑、航海、市民居住网络与生活等。项目主持人弗雷德里克·卡普兰(Frederic Kaplan)形象地称“威尼斯时光机”将打造一个“中世纪威尼斯Facebook”和“历史倒带纽”。显然,这个典型的数字人文项目大大超出了人文学科范畴,立足“人文”的宽厚之意,同时带有显著的记忆建构性质。与此同时,不少以记忆命名的项目直触人文学科内容,包括地理区划、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场景等相关典籍资料的汇聚和分析,如“中国记忆”“佛罗里达记忆”“北京城门”“孔庙”“燕南园”“老舍”等。而每一个记忆项目都饱含人文意象,因为记忆主体都是个体或群体的人,记忆内容都是以人为中心和原点的多方面知识。

  

   1.2 数字资源的多样性

  

   无论是数字人文还是数字记忆项目,基础都是资源的数字化汇聚,大多数成果形式为一个库。数字人文项目比较多地围绕主题内容、资源类型展开,比如“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主要收集中国历史人物的传记资料,“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旨在汇总地点和行政区划的空间数据,“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历代墓志数据库”“中国家谱数据库”“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中国数字方志库”等都有特定的学术内容和资源种类。根据项目性质的不同,有些数字人文项目的资源比较广泛,仍以“威尼斯时光机”为例,其资源来自威尼斯档案馆所藏丰富的档案,包括手稿、专著、画作、信函、文件、海量地图等,内容涉及出生和死亡记录、医疗记录、纳税记录、公正记录、专利登记簿、地图、建筑设计图、城市规划方案、旅游导览图及和平条约等。不少数字人文学者认为,从人文计算到数字人文,“进化”的诱因和特征之一就是超越文本的单一性,接受包括网页、影像在内的多种媒介资源的并存与互补。事实上,随着数字环境的复杂化、数字技术和数字信息生产能力的提升,数字人文项目的资源不断趋向多样化和复合化。而数字记忆项目历来需要以来源广泛、媒介多样的资源作为记忆的基础素材和支撑,如“中国记忆”“新加坡记忆”“北京记忆”“记忆四川”等,均为图文声像并用,形式繁多。其中“中国记忆”项目实验网站使用和存储了来自文献机构、民间、现场采集和专题制作的图书、档案、地图、照片、口述、音频、视频等多种记忆资源,这种资源特点恰巧应和了数字人文资源的多元变化趋势。

  

   1.3 数字方法的近似性

  

   数字方法是数字资源的点金术,对于数字人文和数字记忆项目莫不如此。按照数字人文创建者之一约翰.昂斯沃斯(John Unsworth)的观点,数字人文的主要范畴是改变人文知识的探索、标注、比较、引用、取样、阐释与呈现。[10]为了实现这些改变,数字人文从资源采集识别到组织分析采用了大量的数字技术和方法,开发了许多实用平台与工具,智能水平不断提升。数字记忆生成、保存、传播的全生命周期都处于数字环境中,包括昂斯沃斯所述范畴在内的各种数字资源处理技术方法都要使用。从以下三个案例中可以大致看出数字记忆项目在资源组织上与数字人文项目的相似路径。

  

案例之一,芬兰国家集体记忆平台“CuhureSampo”把因战争分散的记忆资源汇集整合,划分为67类,以此再现19世纪芬兰的国家集体记忆。在对这些纷繁复杂的资源进行管理时,“CuhureSampo”利用包含80万个地理信息的芬兰地理信息注册表、芬兰1865-2007年县域时空本体、人物和机构本体,以及其他一些国际本体,如“艺术家联合名录”(ULAN)等,来定义和解释资源中有关位置、时间、人物和机构的概念及其关系;利用农业、林业、艺术、摄影等领域本体为不同类型的资源进行本体建模,根据本体模型使用18种元数据模型、204个基本属性对所有资源进行著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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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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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数字人文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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