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静蓉:数字时代中的国家记忆危机及其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 次 更新时间:2021-11-24 14: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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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静蓉  

   内容提要:国家记忆可以按照“关于国家的记忆”(或“国家作为一种记忆”)与“国家的记忆”(或“国家+记忆”)两种方式来理解。根据把“国家”化解成中国、祖国、民族和政党四个维度的意义,国家记忆也可以被理解为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记忆、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祖国记忆、民族志意义上的民族记忆和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记忆。国家记忆的所指往往会因应不同的使用语境而改变。国家记忆的形成最基本地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前者即强制性“嵌入”记忆的方式,后者即“诗性自觉”的记忆方式。在数字时代,记忆研究主要关注“记忆与遗忘的关系”及“隐私、网络暴力和正义”两个问题。而国家记忆的危机主要体现在“如何选择记忆”与“公共空间的转型”两个方面。从记忆的主体(“群众”)到记忆的对象(“信息”),再到记忆的方式(“电子阅读”与“文化习惯”)和记忆的表征(“纷众记忆”),互联网颠覆了原本由国家和社会(或民间)所构成的记忆生态,创造出了更多关于记忆乃至国家记忆的可能性。

   关 键 词:数字时代  国家记忆  强遗忘  新记忆伦理  纷众记忆

  

  

   2014年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郑淑娜表示:“以国家的名义设立‘双日’,无疑是将人民的精神诉求和意志提升到国家统一意志的高度。这是人民意志的集中、充分的体现。‘双日’的法定,是对历史史实、民族记忆的法律强固。它将会进一步凝聚中国人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激发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发努力的热情,坚定中国人民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事业的立场和信心。”(郑淑娜3)2014年12月13日,历来由南京市政府举办的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的地方性纪念活动升格为国家公祭。

  

   随着“双日”决议的颁布和国家公祭仪式的举行,社会上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一个颇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国家记忆”,尤其在纸媒、出版业和网络世界里,这个概念更为常见。最有意味的是,自2016年10月3日起,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档都要播放名为“国家记忆”的历史纪录片电视节目,这“是中国第一档国史节目,是以‘为国家留史,为民族留记,为人物立传’为宗旨,展现党史、国史、军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各领域重大工程建设、揭秘重大决策背后的故事、讲述各阶层各时代代表性人物,记录讲述党的奋斗史、创业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史、改革开放进程史”。①这档节目广受好评,已成为传媒界学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由主流媒体在黄金时间面向国际播放冠名“国家记忆”的电视节目,这其中所隐含的文化政治意图就更耐人寻味了。总之,从一系列社会和文化现象来看,“国家记忆”已经逐渐变成了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高频词和焦点词。

  

   然而,尽管“国家记忆”这个概念越来越被承认和合法化,但不同使用者对它的理解却并不一致,在不同情境中对它的界定和释义也各不相同。那么,我们要问的是:“国家记忆”是一个真概念吗?当我们谈论“国家记忆”时,我们究竟是在谈论什么呢?我们的对话有合法且合理的共识吗?

  

   一、国家记忆:从概念到机制

  

   在以“记忆”为中心词的相关概念中,“国家记忆”是最特殊也最复杂的一个。因为即便是从字面意义上看,“国家记忆”也是有歧义的。我们至少可以按照两种组合方式来理解它。第一种是本体论的层面。国家记忆就是“对国家的记忆”“关于国家的记忆”,或者是“国家作为一种记忆”,“国家”是记忆的对象或内容。第二种是认识论的层面。国家记忆就是“国家的记忆”或“国家+记忆”,“国家”是记忆的主体和归属。前者要解决的是国家记忆是什么的问题,重点关注国家记忆如何形成、某种个体记忆或地方记忆如何上升为国家记忆、社会文化如何表征国家记忆等;后者要解决的是国家如何记忆的问题,重点关注国家作为记忆主体的角色功能。前后两者互有交叉重叠,又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在本文当中,我们对国家记忆的讨论主要基于第一种立场,但也略微涉及第二种立场。虽然我们从“国家”的多义性出发,但我们无意辨析“国家”概念的生成及意义沿革,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记忆”,而且是处身数字时代中的国家记忆。我们所要依据的是数字记忆或互联网记忆的日常现实,希望考察国家记忆在此之中的发展危机,揭示国家记忆与国家、与民众、与个体之间因应数字现实而呈现出来的复杂关系,并试图为理解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奠定理论基础。

  

   基于此,从“国家”之于“国家记忆”的意义而言,并以记忆为中心或在记忆的语境中来讨论国家,我们可以将“国家”化解为“中国”“民族”“祖国”和“政党”四个含义,而“国家记忆”则可以分别被理解为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记忆、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祖国记忆、民族志意义上的民族记忆和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记忆。

  

   在地缘政治学的意义上理解国家记忆,我们首先需要把国家视作一个空间或一个地理的有机体,而国家记忆就是独属于某个国家的,能够塑造某国形象、体现某国历史、映射某国精神的文化现象;是在这个国家疆界内,通过社会风俗、传统礼仪、民间习惯、文化风尚、法律规则、道德风气、精神风貌、信仰传统等所显示出来的“一国国土内人们潜在的同一性”(米格代尔18)。比如中国记忆、美国记忆、荷兰记忆等。

  

   基于中国记忆,却比中国记忆更具有情感倾向的概念是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国家记忆,这个维度上的国家记忆对应的是我们平时常常在口语中言说的“祖国记忆”。它所指涉的是对某一个地理位置或地理范围、对与自身之来源息息相关的大地和生活世界、对这一特定土地上生活着的广大民众、对这一切历史和现实的高度而自觉的认同感,是对与这种认同感相关联的一切记忆。“祖国记忆”的提法体现了记忆的修辞力量,属于情感记忆的一种类型。

  

   中国记忆和祖国记忆更强调国家记忆这个概念的地域性和情感特质,关注的是国家的领土边界和社会边界(米格代尔17)。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社会边界与社会分层及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及其对记忆的影响和塑造,也即在民族志的意义上理解国家记忆。这个维度上的国家记忆就是民族记忆,是政治身份一体化之国民创建“文化共同体”以及对它的归属与认同(张凤阳 罗宇维 于京东43)。民族记忆的内涵比较复杂,或可按照学者胡安·博莱特(Juan Poblete)的方式将其再细分为“民族的记忆”(the memory of the national)和“民族作为记忆”(the national as memory)两种理解路径,其中“民族作为记忆,强调的是在一个后社会全球语境中,民族社会之集体记忆的形式和用途,民族自身就是在记忆中并经由记忆被构造的一个链接和一种经验。而民族的记忆则是为一个既定的民族社会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时刻及其历史”(Poblete 93)。与国家记忆相比,民族记忆包含了民族的历史和传奇,融汇了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反映了民族语言及文化,是有情感倾向的记忆。

  

   理解国家记忆的第四个维度是政治学的维度。当“国家”不特指地理、地域概念的country,不特指民族、种族、国民概念的nation,而指政权、体制、政府、政党概念的state时,国家记忆就约略等于政党记忆或政治记忆,即政党通过政治动员、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等来强力形成的记忆。这类记忆的典型体现是战争记忆、革命记忆、政治实践中的一系列斗争记忆等,它最深刻地揭示出了政党等国家机器对记忆建构的重大影响和根本作用,最充分地体现了记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从country到native land,再到nation和state;从中国记忆到祖国记忆,再到民族记忆和政党记忆,国家的介入越来越明显,“国家”也越来越趋向于一个意志明确的人格化主体,愈益以强制性的方式要求民众记住什么以及遗忘什么,记忆被塑造、被建构的程度也日益加深。随着“国家”概念的变化,“国家记忆”的所指也在变化。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国家记忆也不能被孤立地理解为这四种记忆中的任何单独一种,但它也不是这四个概念的简单叠加或汇总,事实上,国家记忆的所指往往会因应不同的使用语境而变动。毋宁说,从本质上看,国家记忆就是一种国家治理的手段,是用以凝聚国民之认同感、增强对于国家的信念和归属意识、确立合法有效的集体政治身份的文化实践。

  

   作为一种特殊的记忆,国家记忆的形成机制在本质上其实与国家治理的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也与国家记忆的文化表征如出一辙,即最基本地分为“自上而下式”和“自下而上式”。“自上而下式”是一种强制性“嵌入”记忆的方式,即通过规定记忆或规定遗忘,来决定什么能被记忆(忘记)或什么应该被记忆(忘记)。这种方式最明显地体现在教育对人的塑造和培养过程中,比如外国文学史教材自学科建制以来的演变发展;也体现为某种国家标准或国家形象榜样的建立,比如雷锋形象的创设与巩固;还体现为像博物馆、纪念碑等实物性的“记忆之场”对记忆的刻写。其中,博物馆记忆又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国家记忆。因为,一方面,它是一种“嵌入式”记忆,博物馆的建设本身就是一个理念在先、意旨明确的文化政治行为,每个博物馆都有其核心的理论要义,都要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统治和文化治理。另一方面,博物馆又形成了一种自洽的精神逻辑,营造出一种“氛围”,可以使参观博物馆的人被“熏陶”、被“感染”,被潜移默化地灌输本来抽象或无情的信念、思想及理论,从而以“春风化雨”的方式使后者深入人心。所以也可以说,博物馆记忆是一种过渡性的文化表征,是居于“自上而下式”的国家记忆建制和“自下而上式”的国家记忆建制之间的一种“中介性”的记忆形成。“自下而上式”则是一种“诗性自觉”的记忆过程,即作为记忆主体的个体自觉主动地参与到记忆表征的进程中,这种方式不仅推动了国家记忆的建构,而且其本身也成为国家记忆的一部分,比如某种歌曲的时代变奏及其对中国的记忆与呈现,又比如某种理论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和意义。

  

   笼统地说,无论是“被嵌入”的记忆,还是“诗性自觉”的记忆,记忆都呈现为一种流动的样态。切实进行记忆的是每一个鲜活的个体,但国家通过“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的种种方式引导、管控和塑造着个体记忆,从区域、情感、社会、道德等各个方面影响着个体记忆,从而构成了个体记忆的“结构或框架”,并最终形成了在文化上具有同质性、在政治上具有统一性、在情感伦理上具有同一性的国家记忆。

  

   二、数字时代:记忆研究的现实语境

  

在我们历史地追溯国家记忆的概念及其形成机制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研究这个问题的现实语境中来,亦即我们当下所处身其中的数字时代。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其实早已置身于数字记忆或互联网记忆的现实中。从照相机、摄影机对历史的“图像见证”,到光盘、刻录机、移动硬盘对记忆的“替代性刻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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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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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 202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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