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静蓉:数字时代中的国家记忆危机及其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 次 更新时间:2021-11-24 14: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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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静蓉  
实际上,维基百科使用的MediaWiki的每个页面都包含了对话窗。这意味着,百科全书中的每个条目都可以作为协商空间……甚至可以把维基百科视为一个变化异常迅速的传统:每个编辑者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桑斯坦165)。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维基百科就是我们所处身的数字时代的真实面目,那我们应当如何准确地获取我们想要的知识呢?我们又依据什么来界定自我与集体之间的边界呢?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把自己的记忆和历史交给了像维基百科这样的网络世界,也有更多的人是从像维基百科这样的知识生产系统中了解历史、寻找记忆。但就像维基百科上的每一个条目都可以被多个作者多次编辑一样,它最后形成的条目只能是复调而非独白,因此,如果倾向于依据维基百科来筛选和构建我们的记忆,那记忆必定会越来越趋于“协商式”记忆。具体到国家记忆而言,它会导致国家记忆的形成无法再完全依据从国家至民众(自上而下)或者从民众至国家(自下而上)的传统路径来考察。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必然与强制性的政治指令背道而驰,所以它对“自上而下式”的国家记忆形成机制影响尤为深远。另一方面,记忆越来越被数据化、被抽象化、被“去人性化”,民众处身于海量的信息世界,其筛选、判别乃至决定的困难程度也相应提升,这又使“自下而上式”的国家记忆形成过程更加不确定,或者被延滞。因为“协商式”的记忆更接近“共识”,甚至有可能是桑斯坦所倡导的“平均数”。虽然它也充斥着记忆的协作与争夺,但与仍然拥有“口述者传统”和“幸存者叙事”的记忆斗争不同,数字时代的国家记忆建构更多要依赖于网络,而网络则具有不确定、瞬息万变等特点。

  

   这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即国家记忆的公共空间问题。我们都知道,在空间层面上,与“国家”相对应的记忆主体是“民间”和“社会”,后者既可以说是国家记忆的发生源头,也可以说是国家记忆的“战场”或“熔炉”。国家总是从民间和社会提取有助于塑造国家形象、建构共享的文化价值体系、固化国家认同的记忆材料,再经过政治意识形态的筛选和改造,借助社会仪式、历史教育、新闻宣传等手段将其反复操演,最终确立正确的、公共的记忆现实。但在数字时代,这一切都因为网络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很多人把网络界定为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公共领域,持不同见解的人在此汇聚,通过争鸣、交锋,可能形成网络“群落”,并达成某种“局部的共识”。网络世界的群体建设往往是由“需求”驱动的,因此很容易仅仅因为言论或观念的一致性而产生群体认同。美国学者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就曾说过:“真实世界的互动通常迫使我们处理不同的东西,虚拟世界却偏向同质性,地缘的社群将被取代,转变成依利益或兴趣来结合的社群。”④(Putnam 178)桑斯坦的著作《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更是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证。

  

   相比“民间”和“社会”,网络似乎是一个更开放也更广阔的世界,它不仅没有物理的边界,也没有文化的边界。唯一可以称得上网络界限的,我认为是它的技术边界,关于网络开发的技术能走多远,网络就能走多远。网络对国家记忆建构与表征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改变了传统意义上“集体”或“群体”的内涵与外延,也由此令国家记忆对集体发生作用的方式与传统迥然不同。传统意义上共享历史、价值、信念,甚至共享情感的“集体”在网络世界里变成了“群落”,虽然它的形成也可以基于共通的情感、共享的价值信念,或者是共有的利益关系,但它却无法再像集体那样具有稳定性和恒久性。群落可以在瞬间产生,也可以即刻解除,新的群落不断地形成,新的群落意识也不断地增生。毫不夸张地说,每产生一个新的群落,就会随之形成一种新的信念或价值体系,而其中的个体对集体的忠诚感几乎是淡之又淡的。

  

   吉尔·A.艾迪(Jill A.Edy)把这种状况称为“后广播时代的集体”。在他看来,在大众传媒时代,集体往往被界定为“特定媒介组织所接触到的潜在受众,并假设媒体文本所表达的价值观与媒体来源所寻求接触的受众中的主流社会价值观相一致”(Edy 71),而在后广播时代,这个假设几乎是不成立的,我们必须重新界定集体和集体记忆。艾迪援用了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及其同事对“群落”(community)⑤概念的区分,后者将社区区分为地方群落(community of place)和兴趣群落(community of interest)两种类型:

  

   前者是由生活在相互物理邻近的个体所组成的,这些个体是邻居,即使他们互不认识,他们也还是被共有的物理环境绑定在一起。后者是自我创造的群落,当人们共享一个兴趣、一个关注点或一个观点等时,这种群落就形成了。从某些方面来说,从广播世界发展到后广播世界,就是从一个由地方群落主导的媒体世界发展到由兴趣群落主导的媒体世界。(Edy 71-72)

  

   很显然,按照这种理解和分类方式,网络世界中的集体就是兴趣群落,而集体记忆也更可能出现在兴趣群落中。

  

   按照安德鲁·霍斯金斯(Andrew Hoskins)的提法,“集体”这个概念范畴的变化是一个更为宽泛的革命性转变的后果,即“联结转向”(connective turn)的后果。“联结转向”是数字时代的产物,它决定了一种新的知识基础——“信息基础设施”(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的形成,不仅使人机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也改变了记忆与遗忘的价值。最为重要的是,霍斯金斯提出,联结转向经由改变媒介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塑造了一种新的大众群体,即其所谓“纷众”(multitude)。“纷众”是依赖数字技术、生活在新的媒介生态中的那一部分人,他们连续不断地“捕捉、发布、记录、编辑、喜欢、链接、转发和聊天”,由此导致“纷众记忆”(the memory of the multitude)“无处不在却又同步发生,四处分散却可以搜索”,它们摆脱了以往人与档案之间的缠绕,完全通过数字设备和互联网来沟通交流,它们被相互联结、联网和存档,并因此成为人类社会化的一部分(Hoskins86)。“纷众”的概念更早在意大利学者鲍罗·维诺(Paolo Virno)那里得到了非常深入的分析,维诺认为:“当代纷众既非由‘公民’也非由‘生产者’构成,它居于‘个体和集体’之间的中间地带,使‘公共的’和‘私人的’之间的区分不再有效了。因为它解散了这类二元联结的术语……纷众并不是要与独一冲突,而是要重新界定后者。”(Virno 25)霍斯金斯也采用了维诺对“纷众”的界定,并且在前者看来,正是由于纷众对二元联结概念的消解,才产生了作为纷众记忆的“新记忆”,这种新记忆基于“非交际的社会性和不共有的共享性”(a non-sociable social or a sharing without sharing)群体,它改变了我们对记忆机制的传统认识,使得档案从过去稳定静止的“空间性”中解放出来,转而变为一个流动的、“时间性”的记忆媒介(Hoskins 87),而且,由于数字技术的介入,档案始终处在一个“数字转接”(data transfer)的状态,档案不再局限于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机构甚至一个国家,今天的档案变成了一种自洽的“社会—技术”系统。

  

   网络、新媒体、数据,这一切都和数字时代有关,数字时代开启了人类的美好新生活,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记忆生态。在这个新的数字化的记忆生态之中,作为记忆结构的“纷众”,其边界是流动的;作为记忆载体的“档案”,其运行方式也是流动的。因此,作为记忆主体的“国家”,其建构国家记忆的方式也就无法再像前数字时代那样完全经典、确定而且一以贯之。

  

   从记忆的集体性主体来看,网络世界中多元多样的兴趣群落必然会导致“记忆筒仓”(memory silos)现象的出现,就像吉尔·A.艾迪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个社会系统中不同的人群共享一个他们独有的集体记忆,却不知道这种记忆在他们群体之外并不典型,那么记忆筒仓就会出现。”(Edy 74)因为兴趣群落里的成员是基于共同的兴趣而聚合到一起来的,不同的兴趣群落之间并不共享或共有一个普遍的历史或一种普遍的价值观,“记忆筒仓”形同“记忆深井”,彼此之间恰恰是互相独立、疏离,甚至是排斥或敌对的关系,这对最终形成集体同一的“黏结记忆”无疑是巨大的阻碍。

  

   从最根本的建构基础来看,互联网使得原本就很多元的民间与社会更加多元复杂了,网络社会被分解为无数个瞬息万变、流动不息的“纷众”,这不仅强化了纷众记忆的异质性,也削弱了对同一的、唯一的或恒定的东西的认同感。

  

   从最深入的历史教育或文化渗透来看,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也不同于以往。对于网络纷众而言,捕捉和消化海量的信息比深度反思系统化的知识更快捷,也更容易产生即时效益,而且“随着各种新的阅读界面和装置的发明,随着阅读的文本媒介的改变”(周宪155),全新的数字化的电子阅读文化已然形成。如今,人们本来就更倾向于“浏览式”阅读而非“沉浸式”阅读(163),更不用说被“浏览”的内容本身就庞杂繁复,甚至充满了各种矛盾、错误或异见。

  

   从最经典的传播方式来看,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节日和民间仪式在网络世界里又变成了一种“文化习惯”,并且克服了线下的地域、空间局限,转而聚焦在对持续性、热度、回响等时间性方面的关注上。

  

   一言以蔽之,从记忆的主体到记忆的对象,再到记忆的方式和记忆的表征,互联网颠覆了原本由国家和社会(或民间)所构成的记忆生态,创造出了更多关于记忆乃至国家记忆的可能性。

  

   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和公共空间如此密集的时代里,国家记忆无论是作为一种集体记忆,还是一种公共记忆,都只是记忆的其中一种而非唯一形式。承认这一点对我们历史地和辩证地理解国家记忆至关重要。对建构有效的国家记忆、形成强大的国家认同,以致推动和平平等的国际政治体系而言,记忆一定是多面相的、多层次的,是“中介”,也是“协商”,还可以是“抵制”,或者是“征用”(Ingrid Volkmer and Carolyne Lee,62)。我们需要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创造形式多样的记忆网络,也需要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在民族国家和世界之间建立更开放更宽容的对话机制,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获得进步的、更美好的记忆的未来。

  

   ①参见《国家记忆》官网(tv.cctv.com/lm/gjjy)上的“栏目介绍”。

  

   ②《盘点2020上半年全球重大数据泄露事件》,来源: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杂志社,2020年6月18日,详见http://www.isccc.gov.cn/xwdt/xwkx/07/903972.shtml。

  

   ③详见http://c2.com/cgi/wiki。

  

   ④译文参照了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7页。

  

   ⑤Community,这个概念可以翻译成社团、社区、群落、共同体等。根据我对其意义以及网络世界中群体特色的理解,我把罗伯特·贝拉的界定翻译为“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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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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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 202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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