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邢义田：《秦汉的律令学——兼论曹魏律博士的出现》，《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第52-61页。

　　 (20)徐冲：《〈续汉书·百官志〉与汉晋间的官制撰述——以“郡太守”条的辨证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4期。

　　 (21)里耶秦简博物馆等编：《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图版第3页。

　　 (22)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77-84页。

　　 (23)徐冲：《〈续汉书·百官志〉与汉晋间的官制撰述——以“郡太守”条的辨证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4期。

　　 (24)参见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10页。

　　 (25)徐冲：《〈续汉书·百官志〉与汉晋间的官制撰述——以“郡太守”条的辨证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4期。

　　 (26)参见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8-200、216-232页。

　　 (27)《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下·卫宏传》，第2575-2576页。

　　 (28)参见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61-112页。

　　 (29)黄桢：《制度的书写与阅读——对汉唐间政治文化的一项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7年，第30-35页。

　　 (30)黄桢：《〈宋书〉“百官志”“礼志”的编纂及特质——从中古正史相关志书的演变说起》，《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31)佐藤达郎《胡広〈漢官解詁〉の编纂：その経緯と構想》(《史林》第86卷4号，2003年)对下文讨论的王隆《汉官篇》、刘珍“汉家礼仪”、张衡《周官解说》已有研究，但与本文角度不同。佐藤氏强调政治立场对制度书写的影响，笔者认为，文中构建的两者间的联系比较牵强。

　　 (32)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08页。

　　 (33)《后汉书》卷八○上《文苑上·刘珍传》，第2617页。

　　 (34)参见吴树平：《〈东观汉记〉的撰修经过及作者事略》，《秦汉文献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108-126页。

　　 (35)《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第1940页。

　　 (36)《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第1940页。

　　 (37)《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李贤注，第1940页。

　　 (38)《后汉书》卷八○上《文苑上·王隆传》，第2609页。

　　 (39)据《汉书》卷三○《艺文志》，“小学”在两汉之际指训蒙字书(第1720-1721页)。另外，孙星衍云：“《汉官篇》仿《凡将》《急就》，四字一句，故在小学中。”(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11页)

　　 (40)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0-81页。

　　 (41)胡宝国：《经史之学》，《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47页。

　　 (42)辛德勇：《〈后汉书〉对研究西汉以前政区地理的史料价值及相关文献学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4辑。

　　 (43)《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下·卫宏传》，第2575-2576页。

　　 (44)胡宝国：《经史之学》，《汉唐间史学的发展》，第38-47页。

　　 (45)《后汉书》卷八○上《文苑·刘珍传》，第2617页。

　　 (46)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13、24页。

　　 (47)福井重雅编：《訳注西京雜記·独断》，东京：东方书店，2000年，第214、340页。

　　 (48)蔡邕：《蔡中郎文集》卷一○，《四部丛刊》本，第7b、9a页。

　　 (49)参见胡宝国：《经史之学》，《汉唐间史学的发展》，第38-47页。

　　 (50)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36页。

　　 (51)参见许结：《论东汉周礼学兴起的文化问题》，《古典文献研究》第11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43-47页。

　　 (52)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636页。

　　 (53)比如朱彝尊：《经义考》卷一二一，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47页。

　　 (54)徐冲考述了汉晋间官制书写在叙述形式上模仿《周礼》的现象，见《〈续汉书·百官志〉与汉晋间的官制撰述——以“郡太守”条的辨证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4期。

　　 (55)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143页。

　　 (56)《周礼注疏》卷一五、卷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39、776页。

　　 (57)应劭在其《风俗通义》中也数次援引《周礼》之说。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45、309页等。

　　 (58)王应麟《汉制考》(张三夕、杨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及刘善泽《三礼注汉制疏证》(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搜集了经注中涉及汉代政俗的内容，可由此对汉儒以时制解经的现象作一概览。

　　 (59)参见间嶋润一：《杜子春〈周礼〉解釈小考》，《香川大学国文研究》第32号，2007年。

　　 (60)《周礼注疏》卷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77-778页。

　　 (61)间嶋润一：《鄭玄に至る〈周禮〉解釈の变遷につぃて》，《中国文化》(日本)第38号，1980年。

　　 (62)《周礼注疏》卷一七、卷三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52、874页。

　　 (63)间嶋润一：《鄭玄の周禮解釋に就ぃて》，《東洋文化》复刊第40号，1976年。

　　 (64)参见西川利文：《〈周礼〉鄭注所引の“漢制”の意味——特に官僚制な中心として》，小南一郎编：《中國古代禮制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5年，第339-358页。

　　 (65)《周礼注疏》卷一、卷一七、卷三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642、753、868页。

　　 (66)《仪礼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946页。

　　 (67)《礼记正义》卷一三、卷一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43、1365页。

　　 (68)《毛诗正义》卷一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75页。

　　 (69)邢义田：《秦汉的律令学——兼论曹魏律博士的出现》，《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第46-52页。

　　 (70)薛允升辑，堀毅整理：《汉律辑存》，島田正郎主编：《中国法制史料》第2辑第1册，台北：鼎文书局，1979年，第61-86页。

　　 (71)《汉书》卷三○《艺文志》，第1721页。

　　 (72)沈元《〈急就篇〉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蒙书内容考察两汉社会，极富启发性。

　　 (73)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7页。

　　 (74)朱凤瀚：《北大藏汉简〈苍颉篇〉的新启示》，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壹》，第174-175页。

　　 (75)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84页。于豪亮《阜阳汉简和定县汉简的整理工作》(《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81年第3期)指出“豨黥韩覆，畔讨灭残”两句在原本中不一定紧接在“海内并厕”之后。

　　 (76)朱凤瀚：《北大藏汉简〈苍颉篇〉的新启示》，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壹》，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