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桢:官制撰述在汉末的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6 次 更新时间:2021-11-24 11: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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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桢  

   通观汉魏之际官制类著述,很容易发现开风气者胡广打下的烙印。我们再举两件具体例证。

  

   一是“舆服志”的出现。灵帝、献帝时期,《东观汉记》的编纂工作由蔡邕、马日磾、杨彪、卢植等人负责(125)。蔡邕为东汉国史撰写了“十志”。“十志”篇名可考者有七,分别为《律历志》《礼乐志》《郊祀志》《天文志》《地理志》《车服志》《朝会志》(126)。前五种志书在《汉书》中已经确立。蔡邕创设的《车服志》《朝会志》,反映出汉末学者新的关注点。

  

   《尚书·舜典》曰:“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车服是用以赏功劳、序尊卑的一种官场仪制。两汉时期,一套自天子达于百官的车服规定逐渐形成。而胡广是从学术角度加以综合考述的先行者。《汉官解诂》对“卤簿”“毂下”“鸾旗”等术语的阐释,展现了胡广围绕车制所作思考:

  

   1.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长安时,出祠天于甘泉用之,名曰甘泉卤簿。

  

   2.毂下,喻在辇毂之下,京师之中。

  

   3.鸾旗,以铜作鸾鸟车衡上。(127)

  

   《续汉书·舆服志》另外援用了一些胡广关于服制沿革的论说,如:

  

   1.高山冠,盖齐王冠也。秦灭齐,以其君冠赐近臣谒者服之。

  

   2.《春秋左氏传》有南冠而絷者,则楚冠也。秦灭楚,以其君服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

  

   3.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128)

  

   以上引文显示,舆服的源流与原理,被纳入了制度之学的考察范围。该学术动向引发了学者对“轮騑冠章”的重视。在《独断》中,蔡邕花费大量笔墨辨析皇帝与百官的车驾、冠服,延展了胡氏的研究(129)。刘昭注《续汉书·舆服志》,频频引用《独断》,说明该书关于汉代车服的考证颇具价值。蔡邕于国史设“志”来专门记叙车制与服制,是同一学术脉络的产物。稍晚的汉魏之际,谢承撰《后汉书》,继续设置《舆服志》(130),董巴则有《大汉舆服志》一书传世(131)。刘昭论《续汉书》诸“志”,谓“车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132)。也就是说,《续汉书·舆服志》的文献基础是蔡邕、董巴二人的“舆服志”。《续汉书·舆服志》对胡广观点的数次征引,以及奉之为的论的做法,在蔡、董二人的作品中当已存在。这是汉魏间舆服撰述源出胡广的直接证据。

  

   顺带指出,百官朝会仪式获得格外关注,以至蔡邕撰《朝会志》加以记录,也是受胡广影响。建元二年(480),南齐群臣讨论国史编纂,檀超等主张效仿蔡邕立《朝会志》。王俭在驳议中谈到“朝会志”的来历:“《朝会志》前史不书,蔡邕称先师胡广说汉旧仪,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仪,无烦录。”(133)这条材料明确显示,蔡邕重视朝会仪的态度继承自胡广。刘昭注《续汉书·礼仪志》引“蔡邕曰”又提到:

  

   群臣朝见之仪,视不晚朝十月朔之故,以问胡广。广曰:“旧仪,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先帝以其频,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后复以六月朔盛暑,省之。”(134)

  

   根据引文,蔡邕曾就“群臣朝见之仪”的来龙去脉向胡广求教。这是师徒二人共同探讨朝会仪式的具体事例。

  

   本文想提供的第二个例证是,汉末以降的制度研究延续了胡广将当代制度溯源至上古三代的倾向。这一点在应劭的著述里有所体现。按照“汉表”,九卿中的太常与大司农分别源自秦代设置的奉常与治粟内史(135)。从《汉官仪》的以下两条佚文可知,应劭在更“光辉”的尧舜时代为二者发现了根底:

  

   1.太常,古官也。《书》曰,伯夷“典朕三礼”,“帝曰‘咨伯,汝作秩宗’”。

  

   2.大司农,古官也。唐、虞分命羲、和四子,敬授民时。(136)

  

   先前的制度文献梳理官职源流,对象主要是三公九卿等高级别官僚。从《汉官仪》的佚文推测,应劭至少对六百石以上诸官的由来都做过考察,扩展了官职起源研究的范围。九卿的一些属官,比如太史令、虎贲中郎将、公车司马令等,因为应劭的建构而与古制具备了承接关系:

  

   1.太史令,秩六百石。望郎三十人,掌故三十人。昔在颛顼,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分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至于夏后、殷、周,世序其官,皆精研术数,穷神知化。当春秋时,鲁有梓慎,晋有卜偃,宋有子韦,郑有裨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其言屡中,有备无害。汉兴,甘石、唐都、司马父子,抑亦次焉。末途偷进,苟忝兹阶,既暗候望,竞饬邪伪,以凶为吉,莫之惩纠。

  

   2.虎贲中郎将,古官也。《书》称“武王伐纣,戎车三百两,虎贲八百人,擒纣于牧之野”。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赴也。

  

   3.公车司马令,周官也。

  

   4.太医令,周官也。

  

   5.侍中,周官。号曰常伯,选于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

  

   6.侍御史,周官也,为柱下史,冠法冠。(137)

  

   以今制比附上古圣王之制的做法,在魏晋以降的官制撰述中愈发强烈。此处用两晋之际由荀绰撰写的《晋百官表注》来说明(138)。关于“太尉”,《汉官仪》尚与“汉表”保持一致,视该职为秦制的产物(139)。《晋百官表注》则称“太尉,古官也”(140)。《汉官仪》考证尚书令源出秦官(141),而荀绰云:“尚书令,唐虞官也。”(142)在荀氏书中还有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太医令等职被认为起自上古(143)。另外,《宋书·百官志》也对三公九卿等重要官职的来历做过交代,将其与“汉表”相关内容对比即可发现两者差异明显。沈约把绝大部分职位的根源都安排在上古三代,承接着汉末以来官制研究的趋势。可以看出,制度之学在汉魏之际兴起以后,人们的官制史认识发生了转折。

  

   以上梳理说明,胡广的官制礼仪研究在知识界引发了剧烈反响:同类著作相继出现,他的视野、方法也被尊奉与拓展,制度之学由此走向兴盛。胡广何以具备如此强大的影响力?除了学术上的开创性,胡广的政治地位也是不应忽视的因素。《后汉书·胡广传》云:“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任甚优。”(144)胡广的仕宦生涯贯穿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六朝(145)。自顺帝后期开始,胡氏长期占据三公之位,“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每逊位辞病,及免退田里,未尝满岁,辄复升进”(146)。又据本传所记“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可知(147),胡广门下网罗了大量当朝精英。蔡邕《胡公碑》云“公自二郡及登相位,凡所辟用,遂至大位者,故司徒中山祝恬,其余登堂阁,据赋政,策勋、树功、流化者,盖不可胜载”(148),更能看出胡广凭借辟举制而获得的士林领袖一般的角色。熹平元年(172),八十二岁的胡广辞世。葬仪上皇帝赐予的哀荣,以及门生故吏的会赴、悼念,是其位望的集中展示:

  

   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奉策赠太傅、安乐乡侯印绶,给东园梓器,谒者护丧事,赐冢茔于原陵,谥文恭侯,拜家一人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以下数百人,皆缞绖殡位,自终及葬。(149)

  

   《后汉书》据此谓:“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150)胡广位极人臣、倍受拥戴,他的学问与著作自然是官僚界、知识界的瞩目对象,其中先进、合理的部分因而容易得到发扬。

  

   五、馀论:官制撰述的经世性

  

   东汉晚期出现的大量职官文献,往往只被后人用作说明两汉制度的史料。这些著作以及背后的官制之学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意义,暗而不彰。观察官制撰述的角色与价值,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书写朝廷制度的行为何以流行并持续。

  

   首先应该明确,除了史书中“百官表”“职官志”一类文本,绝大多数官制书写所预设的受众,并非后世的读史者。在樊长孙眼中,制度书写的功用是“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此处的“人”,既指向供职朝廷的官僚,也包括偶尔与政府交涉的庶民,官制撰述就是要使这些同时代的人们在面对相关事务时不至于陷入困惑。在撰述理念上与樊长孙一脉相承的胡广,用“令世施行,庶明厥旨”来表明《汉官解诂》的使命,他在意的也是让汉朝臣民理解当前施行的典制。应劭在建安元年(196)的上表中表达了对其所撰《汉仪》的期许:“虽未足纲纪国体,宣洽时雍,庶几观察,增阐圣听。惟因万机之余暇,游意省览焉。”(151)“未足”乃谦辞,应氏对《汉仪》的定位正是“纲纪国体,宣洽时雍”,他渴望着这部制度著作能帮助献帝治国施政。如上所述,汉末的制度学者不曾将自己的研究视为史学作品,制度撰述在成立之初其实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质。

  

   回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可以发现,官制文献的读者集中于官僚群体。我们知道,汉代政治的日常运行,强调以律令和故事为依据,但汉代律令繁多,故事范围更广,随时间推移,其数量亦必庞大。要掌握两者并适当地加以运用,对官员来说绝非易事。职是之故,“明习故事”在官场成为一种颇受推崇的才能(152)。如《后汉书·樊准传》云:“视事三年,以疾征,三转为尚书令,明习故事,遂见任用。”(153)《黄香传》云:“帝亦惜香干用,久习旧事,复留为尚书令,增秩二千石,赐钱三十万。”(154)尽管引文提到的故事并不限于官僚制度,但不难推知,官员在处理、参与这个方面的事务时,了解涉及职官设置与官场仪制的规定、习惯十分必要。官制撰述说到底,是学者从海量的律令、故事中提取相关信息,并加以总结和阐释的结果。这样的专题著作为官员提供了方便,契合需要。

  

   《汉官典职仪式选用》的“官场指南”性格最为明显。根据佚文,蔡质对朝廷百官的沿革、职掌进行过简要的梳理,这是关于汉代官制的基本资料。进一步,蔡质站在官员的角度,介绍了行事履职过程中应当了解的知识和遵守的准则,包括赏赐拜除、官员相见、出入宫阙、参与典礼等多种场合。这些信息有的来源于成文规定。比如书中列出的刺史监察郡国的“六条”,当引用自前代诏书(155)。又如,蔡质完整记录了汉灵帝立宋贵人为皇后的过程:

  

尚书令臣嚣、仆射臣鼎、尚书臣旭、臣乘、臣滂、臣谟、臣诣稽首言:“……今吉日以定,臣请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太常条列礼仪正处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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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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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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