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桢:官制撰述在汉末的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5 次 更新时间:2021-11-24 11:42:32

进入专题: 官制撰述     古文经学  

黄桢  
慕从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98)。取代新莽的东汉政权以复兴汉室为旗号,建立者刘秀以中兴之帝自居(99)。统治阶层在官制礼仪上亦进行了“拨乱反正”(100),试图荡除新莽余毒。在此政治环境下问世的《汉官篇》,实际上是对新莽覆灭、汉德重生的一种宣告(101)。王隆在小学中加入介绍、称美刚刚恢复的汉家制度的内容,无疑是希望增进庶民对新政权的了解。另一方面,东汉官制虽然名义上以汉制为依归,但也经历了不小的调整,《续汉书·百官志》称“世祖中兴,务从节约,并官省职,费减亿计”(102)。先前字书中的官制内容已经与时代脱节,像《急就篇》里提到的丞相、御史大夫都是不再设置的官职。王隆撰《汉官篇》,是对初等教育中制度知识的一次更新。我们很容易在《汉官篇》里找到新时代的印记。比如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三者组成的三公制在光武朝最终稳定下来(103),上文举出的《汉官篇》关于大司马、大司空的文字,正是这一制度新貌的写照。

  

   另外,王隆的县令身份也值得关注。西汉中后期以来,儒学兴盛,在地方推行教化逐渐成为郡守、县令的分内职责(104)。其中,兴学、劝学被视作教化的代表性措施。东汉县令长兴办学校、设立学官、劝民就学等事例,多见于《后汉书》及存世碑刻,先行研究已有搜集,不再赘述(105)。此处想提醒注意县令长亲自授业的现象。如刘梁在桓帝时为北新城长,“乃更大作讲舍,延聚生徙数百人,朝夕自往劝诫,身执经卷,试策殿最,儒化大行”(106)。灵帝朝《成阳令唐扶碑》云:“追惟尧德广被之恩,依陵亳庙,造立授堂。四远童冠,抠衣受业,著录千人,朝益莫习,衎衎誾誾,尼父授鲁,曷以复加。”(107)这些事例显示,长吏在地方教育中介入颇深,甚至主导授业的内容。《汉官篇》很可能完成于王隆的县令任上,最初的用途是新汲地方的初等教育。

  

   《急就篇》《汉官篇》以外,两汉之际出现的大量字书几乎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对童蒙书籍中汉家制度的考察,只能到此。目前得到的基本结论是:西汉后期以来,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认为,王朝制度是天下庶民必备的常识。他们把讲授汉家制度当作启迪蒙昧的一环,使此项知识随童蒙书籍的传播而得到一定的普及。第一小节曾提到,班固、樊长孙、刘珍、张衡等人曾对汉家典制“暗而不彰”的局面忧心忡忡,刘、张等人愤而执笔,希望藉制度撰述令天下“人无愚智,入朝不惑”。可以看到,两派知识分子的追求有相近之处。不过,小学书籍中的制度知识毕竟只是启蒙教育的一个板块,内容俗浅,尽管史游、王隆已做不少工作,班、樊等都不将其看成制度书写的正途。而胡广充分吸收了双方的成果,既尊重王隆奠定的基础,又通过添加具有学术性的诂解,赋予这部著作以深度。里程碑式的《汉官解诂》是两条脉络交汇的产物。

  

   四、胡广与官制之学的建立

  

   以上说明了制度书写风气兴起的学术条件。下面转入对官制之学建立的决定性人物——胡广的考察。

  

   切入点在于《汉官解诂》一书。从自叙中“至顺帝时”数语可知,该书的纂写始于顺帝朝以后。结合胡广死于灵帝朝初期的史实,我们可将《汉官解诂》的问世时间大致定于桓帝时期(108)。该书之前,已经出现一些关于汉代官制的文献。但根据上文的研究,它们有的并非学术产物,有的则寂寂无闻,未对知识界造成影响。在“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的明确意识下,胡广撰成《汉官解诂》,意味着研究性的官制撰述从构想转化为实践,并最终引发制度书写的潮流,使官制之学这一知识领域得以开辟。

  

   先来细读《汉官解诂》,谈谈胡广怎样研究官制。按照胡氏自己的总结,他的工作是汇集有关官制礼仪的材料,为王隆《汉官》“作诂解”,并在此基础上“缀续后事”。也就是说,胡广将着力点置于训释文字与梳理沿革两个方面。先看前者。

  

   在列举官名后对职掌略作说明,是《汉官篇》原书的基本形式。胡广的注解,很大部分针对王隆的遣词用句。比如王隆在“博士”条下提到“讲论五始”,胡广即引《公羊传》所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对“五始”加以阐释。《汉官》“司农”条云“调均报度,输漕委输”,这里的“委输”是行政运作中的专业术语,胡广对此解释道:“委,积也。郡国所积聚金帛货贿,随时输送诸司农,曰委输,以供国用。”《汉官解诂》也有针对整句的疏通,如王隆云“太子太傅,日就月将,琢磨玉质”,胡广注曰:“言太子有玉之质,琢磨以道也。”(109)《汉官》受限于小学书籍的性质及四字一句的格式,文字只得从简。经胡广发挥,王隆对于官僚制度的理解,终能完整、畅达地呈现出来。

  

   上述注解是胡广顺应王隆思路而作出的扩充。《汉官解诂》对官职名称的训释,则体现出胡广自己的思考:

  

   1.胡广云:“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长者也。古礼,宾客得主人馔,则老者一人举酒以祭于地,旧说以为示有先。”

  

   2.胡广云:“勋犹阍也,《易》曰‘为阍寺’。宦寺主殿宫门户之职。”

  

   3.《汉官》云:“鸿胪赞通四门,抚柔远宾。”胡广云:“鸿,声也。胪,传也。所以传声赞导九宾也。”

  

   4.《汉宫》云:“执金吾,执禁典兵。”胡广云:“执金吾,吾者御也,典执金革,以御非常也。”(110)

  

   第1、2条“胡广云”对应的《汉官》原文已佚,从内容看,应是关于“博士祭酒”“光禄勋”两种官号的解析。第3、4条分别解释了“大鸿胪”“执金吾”的词意。官职名称本是官僚制度的基础要素,《汉官解诂》问世以前,未见学者深究。引文涉及的都是沿袭已久的官号,在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而从胡广作注的行为可知,它们原初的意义其实并不为人所熟悉。胡广审视官僚制度的眼光全面而彻底,随着他将官号的语义与得名的缘由列为思考的对象,那些“日用而不知”的制度元素被带入学术研究的视域。在这种看似基础的文字训诂背后,制度之学的广度和深度开始升级。

  

   官制的沿革,是《汉官解诂》的另一重心。胡广的工作并不限于自叙所谓“缀续后事”,实际上,职官的源头及其在两汉的变迁,都属于他的考察范围。《汉官解诂》对“前、后、左、右将军”的梳理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相关内容可以从《北堂书钞》《职官分纪》中辑得两条:

  

   1.前、后、左、右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绶,皆掌兵及四夷。有长史,秩千石。

  

   2.武帝征四夷,有左、右、前、后将军。宣元以后,杂错更置,或为前,或为后,或为左,或为右,虽不出征,犹有其官,在诸卿上。为国爪牙,所以扬示威灵于四远,折冲万里,如虎如熊。(111)

  

   关于诸将军,《汉书·百官公卿表》(下文简称“汉表”)云:“前、后、左、右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绶。汉不常置,或有前、后,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有长史,秩千石。”(112)上引第1条注解与此基本一致,显示胡广直接袭取了《汉书》材料。第2条中,胡广论述了诸将军在武帝朝与宣元以后的情况,为制度的演变提供了更丰富的情节。

  

   胡广对官制的溯源,展现出新的思想倾向。《汉官解诂》之前,“汉表”曾对汉代职官的来历做过简单介绍,正如卷首序言所谓“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班固将绝大部分官职的源头推至秦代(113)。与此相异,胡广则试图在汉官与上古三代之间构筑联结。如大鸿胪一职,“汉表”认为它来自秦代设置的典客(114),而《汉官解诂》将其与上古之制进行比附:“昔唐虞宾于四门,此则礼宾之制,与鸿胪之任亦同”(115)。解说光禄、谏议、太中、中散等大夫官时,胡广谓“此四等于古皆为天子之下大夫,视列国之上卿”(116),力争在三代找到根源。除了职官设置,《汉官解诂》也把汉代的行政运作方式塑造成古制的继承者。东汉明帝以来,“每帝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胡广对此阐释道“犹古冢宰总己之义也”(117),无疑是在黏合古今之制。汉武帝“以中大夫为光禄大夫,与博士俱以儒雅之选”,在胡广眼中,这种“异官通职”的做法出自周代,故云“《周官》所谓‘官联’者也”(118)。我们知道,西汉中期以来,人们的历史认识经历着一项巨大的转变,即秦政的合理性遭到否定,上古三代逐渐被看作优良的典范(119)。《汉官解诂》让这种观念也落实到官僚制度的研究中。上文提及,东汉的古文学家在解释周制时,常以汉制附会。胡广从上古为汉官寻求依据的做法,很可能受到了经学领域这一学术倾向的直接启发。

  

   胡广将启蒙教材提升为学术著述的工作,其实不限于文字训诂与梳理沿革。他还补充了不少通过亲身经历而积累的官场知识。关于卫尉及其属官执勤方式的记录,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卫尉主宫阙之内,卫士于垣下为庐,各有员部。凡居宫中者,皆施籍于门,案其姓名。若有医巫僦人当入者,本官长吏为封启传,审其印信,然后内之。人未定,又有籍,皆复有符。符用木,长二寸,以当所属两字为铁印,亦太卿炙符,当出入者,案籍毕,复齿符,乃引内之也。其有官位得出入者,令执御者官,传呼前后以相通。从昏至晨,分部行夜,夜有行者,辄前曰:“谁!谁!”若此不解,终岁更始,所以重慎宿卫也。(120)

  

   这段文字富含细节,门籍的操作办法、“符”的规制以及卫士“谁!谁!”式的盘问,唯有经常出入宫禁的官员才能知晓。胡广常年供职殿庭,以上叙述应当源自他的体验。也就是说,任官经历对胡广汲取官制知识、开展相关研究极为关键。当然,明确的学术意识同样重要。如果不具备胡广那样对于制度的关切与敏感,即便日日趋走丹墀,恐怕也难以将获知的汉家典制加以记述。

  

   《汉官解诂》的完成,让胡广关于官制的思考落到实处并呈现于世。如同关闸开启一般,在东汉晚期的数十年间,《独断》《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汉官仪》等围绕汉代典制的著述联翩而至。说官制之学由胡广正式创立,不只是基于时间上的先后,他对后起学者造成的深刻影响才是主因。

  

   汉末官制撰述的代表人物,如蔡邕、蔡质、应劭等,无一不从胡广那里汲取营养。胡氏曾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汉制材料全部传授给弟子蔡邕,这成为后者撰写相关著作的基础(121)。在福井重雅的研究中,《独断》袭取胡广之说的证据已被逐一发掘(122)。蔡邕为东汉国史撰写“朝会”“舆服”等志,同样来自胡广的启迪,这一点放在下文详谈。蔡邕叔父蔡质撰《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收集了许多日常的细碎仪节。据此推测,作者在供职朝廷的过程中,曾用心观察、记录官场生活。蔡质这一治学方式与前文揭示的胡广经验如出一辙。应劭是制度之学的另一重镇,他选择为《汉官》作注(123),显然出于对《汉官解诂》的仿效。《汉官仪》中也有摘录自胡广著作的文字(124)。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官制撰述     古文经学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9872.html
文章来源:《文史哲》2021年第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