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桢:官制撰述在汉末的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9 次 更新时间:2021-11-24 11:42:32

进入专题: 官制撰述     古文经学  

黄桢  
收捡遗文,毕力补缀”(36),撰述内容包括刘珍遗留的国史,以及他们曾商议过的“汉家礼仪”。在李贤注所引“请入东观表”中,张衡谈到了对修纂工作的期许:“愿得专于东观,毕力于纪记,竭思于补阙,俾有汉休烈,比久长于天地,并光明于日月,炤示万嗣,永永不朽。”(37)在张氏看来,自己即将从事的制度书写同国史一样,具有让“有汉休烈”得以广泛传扬的价值。这一认识与樊长孙为制度书写设立的新目标吻合。至于写作的形式,据胡广所叙“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渐次述汉事”可知,“汉事”是《周官解说》的续篇,张衡仿拟《周官》以述汉家制度的意图十分明显。遗憾的是,因张衡出为外任,这项划时代的制度书写计划终究没能落实。

  

   胡广在C部分尝试说明《汉官解诂》的撰写经过。他首先讲到“既感斯言”,表达了对刘珍、张衡述作不成的惋惜。不过,樊长孙及刘、张的设想已经给胡广造成不小的触动。胡氏在后文谈及《汉官解诂》的旨趣:“令世施行,庶明厥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也就是说,胡广试图通过自己的纂录,传播关于官制礼仪的知识,让更多人了解汉家制度的内涵。这种取向无疑继承自樊长孙等人的撰述理念。

  

   另一方面,发现《小学汉官篇》的价值,是胡广在官制书写上取得突破的重要因素。该书作者王隆(字文山)生活于两汉之际(38)。“《小学》为《汉官篇》”之语说明,《汉官篇》的用途是“小学”,即童蒙教育(39)。该书尽管以汉廷官制为主要内容,但毕竟是面向未受教育者充当识字教材,一般很难将其与严肃的制度撰述联系起来。班固、樊长孙在回顾官制文献时,就完全没有纳入考虑。而胡广眼光独到,对《汉官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该书囊括了从“公卿外内之职”到“四夷”内容,搜罗广泛、体系完整,而且“多所发明”,足以让读者明了“旧制仪品”。与先前的学者试图从零开始构建新的制度叙述以致计划难产不同,胡广尊重王隆奠定的框架,他一边收集材料为王隆原文添加注解,一边补叙光武帝朝以后的制度变动,最终成功地推出了全面考述汉代官制的专著——《汉官解诂》。

  

   以上的梳理说明了汉末以前官制文献的总体状况,同时让我们注意到催生汉制书写之风的思想土壤。胡广的序言已明确揭示,来自《周礼》以及《小学汉官篇》的启发,是东汉后期官制撰述意识得以萌芽、并最终走向实践的学术条件。下面先就经学,尤其是《周礼》学在官制书写兴起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作一考述。

  

   二、古文经学对汉制撰述的启发

  

   自西汉中期开始,经学在文化上占据了支配地位。此后,学术、思想上的种种动向,往往与经学密切相关。樊长孙、胡广等人推动建立的“官制之学”也不例外。

  

   两汉之际经学内部的重要变化是古文学的崛起。尽管终东汉一朝,官学博士的位置依然由今文学者独占,但正如顾颉刚指出的,“在表面上看,似乎是今文学的胜利,然而这胜利只有在表面上而已”,“东汉时几个最有名的学者,如贾逵、服虔、马融、郑玄,都是古文家,或是兼通今古文的”(40)。相对于今文学侧重微言大义,古文学在方法上强调训诂名物、疏释典章、考辨事实。这一学术取径随古文学的抬头而在知识阶层中渐具影响,也给经学以外的领域带来了刺激与启发。比如胡宝国揭示,史学在东汉走向独立与昌盛的基础,正是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繁荣(41)。又据辛德勇的研究,舆地之学的兴起也跟古文经学在汉晋间成为学术主流息息相关(42)。

  

   官制之学是将训释诂解、考镜源流的方法运用到当代官制上的学问,它的形成亦离不开古文经学的滋养。两者间的紧密联结存在一个明显的标志,即制度撰述的倡导者、实践者往往拥有古文学的背景。例如,“作《汉旧仪》四篇以载西京杂事”的卫宏是制度书写的早期实践者,他恰以古文学者的身份列于《后汉书·儒林传》。本传载卫宏“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后又详细交代了他在古文《诗经》、古文《尚书》方面的师承(43)。在安帝朝商议撰写“汉家礼仪”的刘珍,因校书修史、好为文章,被学者认为通晓古文经学(44)。本传称“撰《释名》三十篇,以辩万物之称号”(45),亦可看出古文学训释名物的学风对刘珍的启发。正式开启制度之学的胡广,在经学方面的造诣未见史载。不过,他曾援用《周礼》《春秋左氏传》来解说汉代典制,显示他对古文经典十分熟悉(46)。蔡邕是汉末制度书写潮流中另一位代表性人物。他关于官制礼仪的专著《独断》数次征引《左传》(47)。蔡氏的经学倾向在《月令问答》一文中有明确展现: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以《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柢同则枝叶必相从也。《月令》与《周官》并为时任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一驺,故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48)

  

   从对《周礼》《左传》的维护和遵从可知,蔡邕亦为古文家(49)。

  

   古文经学为官制之学的成立提供了学术基础,对此,还有以下两个具体的方面值得注意。首先,古文经典《周礼》的流行,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者撰述当代制度的意识。关于《周礼》的内容,“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诸篇开头相同的五句可谓简明扼要:“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该书记录的是一种官僚制度的构想,体系严明,囊括了从卿士至小吏的员额与职掌。在服膺古文经的学者眼中,《周礼》乃周公所作,“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50)。自两汉之际开始,是书渐受重视。东汉不少知识精英,如郑兴、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都针对《周礼》撰写过解经著作,可以看出“《周礼》学”的繁荣(51)。

  

   实际上,经学家关于《周礼》的训释也可以说是一种针对制度的研究。“《周礼》学”与本节所谓官制之学所不同的是,前者涉及的仅限于被奉为先王圣法的周代体制,而官制之学的重心则置于当代。不过,由考订古代官制到撰述汉家制度,仅一步之遥。于是我们看到,一些学者在《周礼》的启发下,水到渠成般地迈出了这一步。

  

   此处列举几个可以直接看出官制撰述与《周礼》学存在紧密关联的例证。郑玄曾提及东汉以来《周礼》的传习系谱:“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52)其中的“卫次仲”向来被认定为卫宏(《后汉书》记卫宏字敬仲)(53)。以西汉官制礼仪为内容的《汉旧仪》,很可能是卫宏研读《周礼》后将视野转向当代的产物。前文已指出,东汉中期鼓吹制度之学的樊长孙、张衡等人,怀揣着模拟《周礼》以述汉事的强烈意识(54)。另外,汉末应劭在其《汉官仪》中曾以《周礼》解说汉制,如:

  

   《周礼》有典瑞、掌节之士,盖所以宣命重威,为国信者也。(55)

  

   典瑞之官载于《周礼·春官宗伯》,掌节为“地官司徒”的下属(56)。尽管上下文已不存,但大致能判定此句是对汉廷符节令一职的阐释。这条材料透露出,应劭也是《周礼》研习者(57)。应氏花费大量心力整理“故事”,推出多部官制著作,应当与其《周礼》学的学术背景有关。

  

   另一方面,东汉古文经学家在注解经典时,时常引用汉代制度来辅助说明(58)。杜子春是东汉初年最早传《周礼》的学者,一般被认为是刘歆的学生,著名学者郑兴、郑众、贾逵等都曾受业于杜氏(59)。杜子春对《周礼》的注释,经郑玄《周礼注》的引用而有所保存。其中可见涉及汉代官制者,如:

  

   《春官宗伯·典瑞》:“珍圭以征守,以恤凶荒。”郑玄注:“杜子春云:‘珍当为镇,书亦或为镇。以征守者,以征召守国诸侯,若今时征郡守以竹使符也。镇者,国之镇,诸侯亦一国之镇,故以镇圭征之也。凶荒则民有远志,不安其土,故以镇圭镇安之。’”(60)

  

   杜氏藉当代以竹使符征郡守的制度来解说典瑞的职掌。利用今制疏释经典的做法,在东汉早期的古文学中已经萌发。

  

   这种倾向在郑众处表现得更为强烈(61)。除了像杜子春一样援引汉廷在职官制度方面的规章,郑众还以当代官职比附《周礼》众官。比如:

  

   1.《春官宗伯·序官》:“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郑玄注:“礼谓曲礼五,吉、凶、宾、军、嘉,其别三十有六。郑司农云:‘宗伯,主礼之官。……然则唐虞历三代,以宗官典国之礼与其祭祀,汉之大常是也。’”

  

   2.《秋官司寇·小司寇》:“大宾客,前王而辟。”郑玄注:“郑司农云:‘小司寇为王道,辟除奸人也,若今时执金吾下至今、尉奉引矣。’”(62)

  

   在以上两条中,郑众将汉代的太常与执金吾分别与《周礼》的宗伯、小司寇进行对应。有学者推测,这类比附的目的是从周制中为汉制寻找源头(63)。

  

   郑玄是上述解经方法的继承者,在其《周礼注》中,有大量称引“今制”的内容(64)。略举数例:

  

   1.《天官冢宰·序官》:“司会,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郑玄注:“会,大计也。司会,主天下之大计,计官之长,若今尚书。”

  

   2.《春官宗伯·序官》:“世妇,每宫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郑玄注:“世妇,后宫官也。王后六宫。汉始大长秋、詹事、中少府、大仆亦用士八人。女府、女史,女奴有才知者”。

  

   3.《秋官司寇·序官》:“司隶,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郑玄注:“隶,给劳辱之役者。汉始置司隶,亦使将徒治道沟渠之徒,后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65)

  

   此外,郑玄注《仪礼》《礼记》,也常常提及当代的官制,如:

  

   1.《仪礼·士冠礼》:“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东面,北上。”郑玄注:“有司,群吏有事者,谓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今时卒吏及假吏是也。”(66)

  

   2.《礼记·王制》:“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郑玄注:“史,司寇吏也。正,于周乡师之属,今汉有平正丞,秦所置。”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官制撰述     古文经学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9872.html
文章来源:《文史哲》2021年第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