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 苏小利:“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说辨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5 次 更新时间:2021-11-24 11: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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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宏   苏小利  

   以上我们分析了“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说的五种实际意涵,它们都与所谓民主民权的近代意识毫无关联,而一些现代诠释者,为什么能将之与现代民主问题联系在一起呢?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混淆了古今思想背景、话语体系、社会观念方面的历史差异,非历史地望文生义,纯粹地演绎以今人话语为底色的语言逻辑,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引出了非历史的文本阐释。

  

   这种情况在近代早期新儒家那里就已出现。试看熊十力对《周易》“群龙无首”的解读:

  

   《大易》所谓“群龙无首”之象……无首者,群龙平等,无有为首长者,此言太平世人人平等互助犹如一体。人皆互相尊重,互相扶导,故无有为首者,全人类莫不平等。

  

   乾之六爻皆阳,是群龙也。世进太平,则大地人类都是圣人,而天子之位与权不属于一人,乃遍属于普天之下一切人,故曰“群龙无首”。无首,谓无有为首长者。(48)

  

   熊十力先把“群龙无首”作现代语义的理解,再将其升华为一种人人平等的社会政治形态,即“全人类莫不平等”的社会理想,这是不是有点改铸古人的嫌疑呢?同是近代学者的高亨解释为:“见群龙无首者,群龙在天,首为云蔽,而仅见其身尾足也。此群龙腾升之象。故曰见群龙无首,吉。”(49)把群龙无首一般地解释为“群龙升腾”之象,平实且能说明问题。

  

   金景芳的解释是:

  

   “见群龙”是乾之刚健,“见群龙无首”是坤之柔顺。以刚健为体,柔顺为用,刚健而能柔顺,获吉是必然的。程颐释“无首”为无自为首,意谓资质刚健的英雄人物勿自为天下人之首,而让天下人拥我为首,也是有道理的。总之此“群龙无首”与今语之“群龙无首”含义迥异。(50)

  

   金景芳沿袭了古人的解释思路,但明确告诫说“与今语之‘群龙无首’含义迥异”。看来他们都不赞成熊十力的解释,不赞成将古人思想现代化。可以说,《周易》乾卦的“群龙无首”,是不可能包含“人人平等”“全人类莫不平等”的思想意涵的。

  

   笔者想强调的是,对于古代思想的理解,要从那个时代的语境出发,从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场景出发,切忌望文生义;从今人观念出发而随意发挥,是不能得其历史真谛的。例如今天讲社会公正,讲公平、平等,古人也有类似的词语,但其思想本质并不相同,此平等不是彼平等。荀子关于社会公平、平均有段名言:

  

   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51)

  

   不需要多么深刻的思考,就可以看出荀子所谓的平均,并不是天下人所得到的物质财富的均等,而是说只要人们各安其分,人人都能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上尽职乐业,就是“天下莫不均平”的状态了。至于人们社会等级的不均等,那是天经地义的,不属于均平的范畴。宋代的朱熹,曾就这个问题答学生问:

  

   问:“论上下四旁,长短广狭,彼此如一,而无不方。在矩,则可以如此。在人则有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之分,何以使之均平?”曰:“非是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盖事亲事长,当使之均平,上下皆得行。上之人得事其亲,下之人也得以事其亲;上之人得长其长,下之人也得以事其长。”(52)

  

   学生问在现实的宗法礼制社会中,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都被固定在确定的等级秩序中,既有这样的等级限制,真正意义上的平均或均平,平等或公正,何以可能呢?朱熹回答说,平均并不是说“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这个上下之分是不能均平、不能改变的,平均或均平只是说不论上下贵贱都应该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都应该按照礼所规定的名分去事其亲,事其长,“均平”说的是这种均衡与秩序。朱熹所讲,就是中国古代均平观念的基本内涵,和今天的理解大相径庭。如果我们按照今人的观念解释古人的均平思想,当然就不得其中。

  

   这样的非历史主义错误在民本思想研究中最为常见,前文提到的《中国民本思想史》一书,堪称典型。如作者写道:

  

   天之立君既然为民,则君之居位,必须得到人民之同意,君与民之间实不啻存有一种双边的契约,亦即各有其职务与责任。人君若能以天下为重,以天下之欲恶为欲恶,则算厥尽君职了,而人民因之亦必须纳税、守法、当兵,方克无愧民职……君既有君之职,亦即有契约的义务,因此一旦其违反契约之履行,亦即不尽君职时,则人民就可以起来加以放逐、易位,所谓“君不君”,则民亦可不民了,这是儒家承认人民对暴君的合法的“叛乱权”,亦是正当的“革命权”……所以自《尚书》“皇天上帝,改厥元子”的素朴的革命哲学出现后,孔子首以“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之语应之,迨孟子唱“闻诛一夫,未闻弑其君也”,遂为中国的暴君杀伐论奠其大基。荀子虽尊君,但亦谓“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无它故焉,人主自取之也”,且进一步认为“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是则与孟轲同调,并无二致……至若中山先生之推翻专制,缔造民国,则尤为天下所讴颂……此盖因彼等皆为天下、为生民而流血,因之所流之血变为神圣,而“叛乱权”变为合法,革命权成为正当了。(53)

  

   读到这样的文字深感震惊!一则我们震惊于作者强大的逻辑推理,他竟然能从“立君为民”推导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中君民之间存在有双边的契约关系,“既然……则……必须……不啻存在有”,如此一推,君与民就各自有了职务和责任。而事实上,不仅中国古代的臣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双边契约关系,就是那些所谓的民本主义的思想家们,怕是也从来不知道契约为何物!历史没有向我们展示,秦以后的思想家们,有谁去向帝王们讨回公道,去向帝王主张他应该获得对方付出的职责或义务!思想的逻辑,大概从来无法创造出历史的真实;而只有从真实历史中发现的逻辑,才可能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

  

   再则我们震惊于作者关于古代中国民众合法“叛乱权”“革命权”的大胆幻想。一旦作者从“立君为民”中推导出了双边契约关系,就有理由充分地施展其想象力了,就把那种所谓的双边契约关系,由“不啻有”变成真的有了。如果国君不履约怎么办,不尽君的职责怎么办,当然民就可以造反了,叛乱了,这是国君的违约造成的,在法律上来说那就是合法。于是,在作者的幻想中,儒家民本理论使中国民众对于暴君有了合法的“叛乱权”“革命权”。先秦儒家确曾有“革命”一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确写在儒家的经典中,但无论是《易传》的那么一说,还是孟子的“诛一夫”,荀子的“夺然后义,杀然后仁”,都只是对遥远时代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的追认,而没有任何现实属性。不仅孔子生前没有过“革命”,孟子、荀子也没有过类似的实践,虽然秦汉之后的儒家经典长期被封为一尊,但却没有谁从中嗅出了一丝一毫合法的“叛乱权”“革命权”信息。反倒是成百上千次的农民起义被镇压在血泊之中,而在文人儒士的著作中,则把他们骂为“盗贼”!如果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把“叛乱权”变成合法,“革命权”变为正常,那也只是在人民的革命中实现的,而不是儒家民本思想所赋予的。中国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并不支持人民的“叛乱”和革命,这应该是一个思想史常识。

  

   总括全文,我们认为,先秦时期产生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提法,仅仅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思想成果,应该从产生它的历史时代出发,去发掘或阐释其思想内涵。在思想史研究中,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方法论思想的路径指引。如果抛开思想发生的时代条件去挖掘其内涵,或者仅仅凭着逻辑推理或演绎去推测其思想意蕴,就难免掉进非历史主义的泥潭。任何思想的阐释,都应该回到思想所赖以发生的历史时代中去求得解释。特别是对于一些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在决定对其继承或发扬光大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应给予批判、分析、辩证地对待。让思想的解读回到历史之中,并以批判分析的态度来对待,是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不二选择。

  

   ①胡发贵:《“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中国古代民主观念的滥觞》,《东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②张曙光:《“天下为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③李振宏:《“禅让说”思潮何以在战国时代勃兴——兼及中国原始民主思想之盛衰》,《学术月刊》2009年第12期。

  

   ④《慎子·威德》,《百子全书》三,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第2542页。

  

   ⑤《慎子·德立》,《百子全书》三,第2543页。

  

   ⑥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318页。

  

   ⑦《汉书》卷八五《谷永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466—3467页。

  

   ⑧[清]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4,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52页。

  

   ⑨[清]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4,第47页。

  

   ⑩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8页。

  

   (11)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988—989页。

  

   (12)[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64—165页。

  

   (13)[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504页。

  

   (14)[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20页。

  

   (15)张分田:《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上),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38页。

  

   (16)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28页。

  

   (17)[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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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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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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