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 苏小利:“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说辨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5 次 更新时间:2021-11-24 11: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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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宏   苏小利  
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27)

  

   墨子主张不考虑人的身份地位,“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在“能”的标准面前,人人平等,“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这是非常理想的社会公正。关于先秦两汉时期的社会公正问题,笔者之一曾有专文考察,(28)可供参考,此不赘述。

  

   从君主论的角度出发,在“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这一语境中,主要强调的是如何行使公权力的问题。公权力的实施当然包括如何对待社会下层人民,但其论证主体是如何执政,而不是民在社会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是谁是国家政治的主体,更不是作为个体的人享有什么样的权利。所以,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一思想领域内,仍然看不到现代民主思想的影子。

  

   第四种情形是,认为天下非一姓之世袭,应该有德者居之,谈论的是什么人有资格坐天下的问题。如《六韬》中所云:

  

   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29)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30)

  

   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墨子的尚贤主张。《墨子·尚贤下》说:

  

   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贵,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使为庖人,汤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31)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所以不能为一家一姓之专属,由什么人来治理天下,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唯有德者处之,有道者处之,能利于天下者处之。这是典型的尚贤思想。

  

   有德者处之,而非由一家一姓世袭天下权力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很深厚的。《论语》中孔子“雍也,可使南面”之语,也透露出这样的思想倾向。当然,历史上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有争议的。究竟这个“可使南面”,是指诸侯、卿大夫之位,还是天子之位,传注者有不同的理解。

  

   包咸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诸侯治。”(32)

  

   《论语注疏》正义曰:“此章称弟子冉雍之德行。南面,谓诸侯也。言冉雍有德行,堪任为诸侯治理一国者也。”(33)

  

   《经义述闻》:“南面,有谓天子及诸侯者,有谓卿大夫者。雍之可使南面,谓可使为卿大夫也。”(34)

  

   《四书集注》:“南面者,人君听治之位。言仲弓宽洪简重,有人君之度也。”(35)

  

   冉雍出身贫贱,孔子却说他“可使南面”,无论是这个“可使南面”的位置应该理解为诸侯还是天子,其义相通,都是意味着“人君之位”,就像程树德《论语集释》考证中所说:“包、郑均指诸侯,刘向则谓天子,说虽不同,要皆通也。”(36)人君之位不能世袭,而应该有德者处之。冉雍的父亲是贱人,但冉雍德行突出,“有人君之度”,孔子评价他可堪大任,应该是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观念为基础的。

  

   正是有这样的观念基础,战国时期的禅让思想才格外发达,甚至蕴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37)并影响到后世,致使在秦汉确立了皇权专制、皇位世袭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呼声仍不绝如缕。

  

   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山东泰山、莱芜等地出现了大石自立、枯木复生、虫食树叶成文字等怪异现象,眭弘推断将会发生王者易姓、匹夫为天子的大事,上疏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38)

  

   宣帝时,盖宽饶上疏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39)

  

   元帝时,刘向上疏曰:“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40)

  

   这种关于国家最高权力继承问题的讨论,是在“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旗帜下进行的,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宝贵思想成分。但无论是一姓之世袭,还是传贤禅让,都和人民主权的思想无涉,将其强行拉扯到民主思想上来,是毫无道理的。

  

   第五种情形,“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是针对不道之君的偏私行为而发出的批评声音,反映了战国时期的一种非君思潮。

  

   《吕氏春秋·恃君》篇所言“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恃君》篇先从四夷蛮荒之地的社会混乱谈起,说明设立国君、天子,为的是让他们管理地方。然而最后德衰世乱,国君或天子都把国家或天下变成了自己谋取私利的场所。是篇云:

  

   (非)[渭]滨之东,夷、秽之乡……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此四方之无君者也。其民麋鹿禽兽,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圣人深见此患也,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予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德衰世乱,然后天子利天下,国君利国,官长利官,此国[之]所以递兴递废也,乱难之所以时作也。(41)

  

   《吕氏春秋》的作者看到,随着世道衰微,天子、国君的设立违背了初衷,天子凭借天下谋私利,国君凭借国家谋私利,各级官长则凭借官职谋私利,于是就导致了诸多诸侯国相继衰落灭亡。《吕氏春秋》强调“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的道理,针对的正是天子、国君借天下、国家而谋取私利的不道政治。

  

   西汉哀帝时鲍宣上书谈到“天下乃皇天之天下”、“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的问题,也在于规谏哀帝的为政之失: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视之当如一,合《尸鸠》之诗。今贫民菜食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奈何独私养外亲与幸臣董贤,多赏赐以大万数,使奴从宾客浆酒霍肉,苍头庐儿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说民服,岂不难哉!(42)

  

   汉哀帝宠幸佞臣董贤,曾一次赐给董贤土地二千余顷,(43)并给董贤建造豪华府第。《汉书·佞幸传》载:“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木土之功穷极技巧,柱槛衣以绨锦。下至贤家僮仆皆受上赐,及武库禁兵,上方珍宝。其选物上弟尽在董氏,而乘舆所服乃其副也。及至东园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赐贤,无不备具。”(44)董贤死后被抄家,其家产合计“四十三万万”,几乎全是来自哀帝的偏爱赏赐。而当时天下的百姓之困苦,确如鲍宣所言到了“父子夫妇不能相保”的程度。鲍宣即是针对哀帝对待天下子民的严重不公,强调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思想,希望哀帝能以公心对天下,不要把官爵财富当作皇家之私产随意支配,停止对佞臣董贤的无度赏赐。从战国到秦汉,都有这样的例子。强调“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是针对君主之非,希望国君不要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随意处置。

  

   “非君”在秦汉大一统之后的皇权专制制度下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绝对王权观念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的春秋战国时代,则是一种颇有影响的思潮。连汤武革命论在当时都可以大行其道。笔者之一曾经初步总结过这一粗放的非君思潮(或曰原始民主思潮):“禅让说、汤武革命论、君位可易论、择贤立君论、立君为民论诸种学说或思想,在战国思想界竞相绽放,相互影响,互为前提,互相促进,形成了时代思想的强烈共振,共同组成了原始民主思想大合唱。”(45)在当时对国君的批评甚至公开否定,都是可能的事情。

  

   《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载师旷与晋侯的一段对话,十分鲜明地提出君位可移的重要思想。襄公十四年,卫国发生了孙文子、孙蒯等孙氏贵族将卫献公赶出国门而另立公孙剽为国君的政治事件。晋侯心有所感,问师旷说,像卫国人这样驱逐自己国君的事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师旷的回答没有去谴责卫人孙氏贵族,而是借着卫献公的无道大发议论。他说,像卫献公这样的“困民之主”,根本没有尽到国君的职责,以致造成“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这样的国君“弗去何为”?“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46)不驱逐还要他干什么?国君如果不能成为国民的希望反而肆虐于民,就绝没有再容忍他的道理!在师旷的答辞中,君位不是世袭的,永恒的,是可以改变的,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

  

   《孟子·万章下》也有同样的惊人之论: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47)

  

   孟子将公卿分为贵戚之卿和异姓之卿。作为异姓之卿,君王有错就加以谏诤,如果反复劝阻而不听,则离职而去;而作为贵戚之卿,在君王有重大过错而不听劝阻的时候,则可以把他废弃而另立新君。闻听此言,齐宣王不寒而栗,颜色大变。

  

   这些生动的例证,说明春秋战国时期非君思潮之盛行。“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实际上即是思想家们用来批评国君的一种说辞,强调国君不可任意妄为,必须顾及天下人之利益和普通民众的实际感受。但是,非君思潮和近世所谓民权、民享的公民权利问题,显然不属于同一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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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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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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