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莉莎:身体:锚定仪式意义之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1 次 更新时间:2021-11-24 11: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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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莉莎  
没有身体在场的“手拉手”,虚拟的“心连心”的持久性则难以保持。

  

   五、结果与讨论

  

   在红河县乐育镇彝族哈尼族的虎山祭祀仪式中,虎山上的“杀牲”和“献牲”以及现场参与者,他们的身体在场及对仪式的拍摄传播构成了外围仪式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他们的身体在场,既没有拍摄者,也没有拍摄对象。由于现代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的在场形式实现了多元化,虚拟在场、远程在场等唾手可得。然而众多的在场形式中,身体在场是本真性在场,是其他在场形式的基础和前提。

  

   对于社会性存在的人而言,身体并非只是生物性的。男女的身体之别也并非只是生物意义上的差别。人的社会性存在也充分表现在身体的社会性活动中。生命的存在离不开身体,意义的生产离不开身体,情感的表达也与身体紧密相关。人类学的身体研究必定要超越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自然—文化”“身—心”二元对立窠臼。(37)在新的媒介技术背景下,无论是人类学还是传播学视角,重回在场,重视身体,强调身体在场的极端重要性,重新审视身体在仪式中的意义显得尤为必要。身体在场,以什么形式在场,体现的是仪式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

  

   在现代传媒手段出现之前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身体在社会文化中的重要性体现在诸多方面。政治仪式中“身体是权力的记号”和“各种权力追逐的目标”,(38)政治仪式就是通过对身体规训和操演完成对忠诚和信仰的塑造,继而实现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实践活动。范热内普在《过渡礼仪》中所分析的任何一种仪式,无不是通过身体在集体仪式中进行不可逆的改变,以实现个人主体人生阶段和地位的转变,其中以割礼最具代表性:“由于切割行为留下无法恢复的痕迹……是与特定神祇的‘结合标志’是某一信仰共同体之成员标记。”(39)还有诸如黥面、命名、隔离和剥夺等。身体之于仪式意义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各类型的仪式及仪式与身体的关系中不难发现,身体是仪式意义的“初始要素”,(40)是仪式意义得以成立的根基,是文化深层结构的具象化。

  

   身体之于社会和文化的意义并没有因为新的媒介技术手段介入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媒介技术的发展促使了仪式结构和呈现形式发生改变,仪式的在场形式呈现多元化。仪式之“变”的是仪式的结构与呈现形式,“不变”的是仪式背后的意义系统和文化逻辑。身体在场,以什么形式在场,处于“场”中的什么层级,正是这种“变”与“不变”的具象化表达,并镌刻于身体之上,是为仪式意义之锚。

  

   无论曾在是如何决定了我们的现在,也无论将在会如何引领我们的现在,现在和这里是我们生活的唯一场所。仪式中的身体在场本质上体现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共在感,是人的在世存有,一种此在的具身之事。现代科技带来的可以虚拟在场的便捷性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生活意义的理解。然而,没有人的具体的、现实的身体实践本身,一切的意义都因为没有锚定社会实践意义的身体之锚而无所依托,“身体是事件被铭写的表面,是自我被拆解的处所,是一个永远在风化瓦解的器具”。(41)

  

   仪式要成立,身体不可缺席,生活本身也离不开身体。各种“新锐”研究,如果没有身体的视野也终归是漂移不定的。身体是人与周遭世界的接洽点与锚定点,正如梅洛一庞蒂将身体本质上视为媒介,认为身体既是世界的中心又是其显现的载体,以此揭示“身体与世界这一原初处境共为一体的这一层意义”。(42)身体以及身体行为是文化深层结构与意义系统的具象化,只有锚定身体这一意义之锚,才有可能把握千变万化的文化事象背后的意义系统和深层文化逻辑。

  

   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博士后合作导师马翀炜教授的指导,谨致谢意。

  

   ①[美]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87页。

  

   ②[英]尼克·库尔德里:《媒介仪式—— 一种批判的视角》,崔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9页。

  

   ③刘涛:《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与传播研究的未来》,《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第37-46页。

  

   ④Loenhoff J.,"The Negation of the Body-A Problem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Body & Society 3.2(1997):67-82.

  

   ⑤[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328-329页。

  

   ⑥“技术是人的延伸”是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著名学术观点。加拿大传播学者罗伯特·洛根认为:“起初,技术是人的延伸,现在发生了逆转,人成了技术的延伸。故本文认为手机与人是一种相互延伸的关系。”参见[加拿大]罗伯特·洛根:《理解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16页。

  

   ⑦孙玮:《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七辑)城市传播:地理媒介、时空重组与社会生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7页。

  

   ⑧彭兰:《新媒体用户研究: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43页。

  

   ⑨刘婷、张卓:《身体—媒介/技术:麦克卢汉思想被忽视的维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5期,第46-68页。

  

   ⑩孙玮:《融媒体生产:感官重组与知觉再造》,《新闻记者》,2019年第3期,第27-31页。

  

   (11)凡未注明出处的材料,均来自笔者在此期间的田野调查。

  

   (12)《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组:《哈尼族社会历史调查》,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9页。

  

   (13)当地哈尼族采用将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相对应的纪年方式。每隔12天出现一次。

  

   (14)明清时期哈尼族土官,授五品顶戴,思陀土司司属就设在现乐育镇龙车村境内,27代土司曾执政于此。1950年2月17日,末代土司李成祥缴出武器弹药向滇南行署投诚后设思陀区,思陀土司统治至此结束。参见云南省红河县志编纂委员会:《红河县志》(1978-2005),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页。

  

   (15)龙倮贵:《红河彝族传统节日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81-285页。

  

   (16)哈尼族村寨的神树。哈尼族每到一个新地方,要先种一棵树,树活则种地盖房,树不活就要换地方。

  

   (17)乐育镇政府公告栏资料,记录时间:2015年2月14日。

  

   (18)在这五个村中,汉族人数较少,不到2%。各大小村落彝族、哈尼族与汉族混居,具体的民族构成比无官方统计。习惯上,哪个村的哈尼族或彝族多一些,就相应地称为哈尼族村落或彝族村落。其中,龙车村是哈尼族村落,麦子田、上寨、大兴寨和阿布为彝族村落。

  

   (19)当问常国强老人为何彝族的山神要由哈尼族土司作为主祭祀人?他解释:“彝族哈尼族是一个妈生的亲兄弟。”

  

   (20)2015年3月27日,农历二月初八。

  

   (21)由于各地彝语发音的差异,音译也有所不同,“毕摩”一词在彝语里有很多的意思。“毕”意即教育、教诲、学习、念诵;“摩”意即长者、智者。毕摩一词就是有智慧的长者之意,是专门替人礼赞、祈祷、祭祀的祭师。

  

   (22)8个微信群的群成员几乎都来自红河县乐育镇。一开始每个群三四十人,2017年初已经平均逾百人,最多的群有三四百人。群里不仅有外出打工者,还有留在老家的亲戚、邻居。群里大多人在线下是亲人、熟人,有社会交往关系。某种程度上,这些微信群是这一村落群体现实关系在手机上的“关系搬迁”。

  

   (23)云南红河县彝族尼苏颇支系彝语发音的汉字书写,意为“彝族的人们”。此群当天的群成员数为357人。

  

   (24)经常国强老人翻译,毕摩所诵经文大意是祈祷风调雨顺好收成,全村的人平安富贵。

  

   (25)2017年3月17日,即虎山祭祀完的第二天,笔者对在昆明打工的乐育镇11个村民(9女,2男)简单地做了就“虎山祭祀与磕头”的焦点小组访谈。11个人中,只有1个男性表示微信群里让磕头的时候自己在公交车上“实在没办法磕头”外,其余10人都进行了磕头祷祝。此后的2018、2019年,在虎山祭祀的第二天,笔者均就虎山祭祀进行焦点小组访谈,大部分访谈对象表示在自己的打工地点朝虎山方向进行了叩拜。

  

   (26)喻国明、马慧:《互联网时代的新权力范式:“关系赋权”——“连接一切”场景下的社会关系的重组与权力格局的变迁》,《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0期,第6—27页。

  

   (27)2016年是中国移动4G手机用户数量、微信等社交软件呈现井喷式增长的一年,国产智能手机价格的低廉化与三大运营商3G和4G渗透率上升之间互为推手,携手开启中国移动智能手机的大时代。也正是这一年,智能手机在来自云南红河县乐育镇彝族、哈尼族农民工群体中基本实现普及。2016年5月17日世界电信日之际,昆明某网络运营商开展100元置换智能手机活动,在昆明打工的这一群体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普通2G手机使用者通过彻夜排队,以低廉的价格实现了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成为中国亿万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使用者之一。另外,2016年9—10月,笔者在龙车村小学支教,期间对所教五年级的32个学生家庭进行走访发现,从耄耋老人到留守儿童使用智能手机已为常态。龙车村委会已“微信化”办公。

  

(28)这里的媒介空间指由传媒的介入创造的空间和日常生活中的既存空间的结合与重组。参见Nick Couldry,Anna McCarthy,(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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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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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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