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禳灾文化记忆在乡村旅游中的价值重构

——基于三个藏寨的案例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 次 更新时间:2021-11-24 11:31:37

进入专题: 禳灾文化记忆     场域     乡村旅游    

李军  

   内容提要:民族村寨禳灾文化记忆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生存环境中的集体记忆与防灾减灾的经验总结,是负责任乡村旅游的内部资源与旅游者超越自我的精神动力。在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影响下,人类需要重新审视禳灾文化记忆,它贯通了禳灾、抗灾和救灾的集体记忆,禳灾文化记忆在乡村旅游中的价值重构,需要生态、社会、经济价值的系统性重构。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禳灾仪式具有体验功能、治愈功能、重塑功能和价值转化功能,禳灾文化记忆在乡村旅游中的价值重构,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博弈与和解,建构了神圣与世俗之间的桥梁。文章基于“鱼通官寨”“龙哇寨”“蟹螺堡子”三个藏寨的案例研究,研究认为民族村寨禳灾文化记忆与乡村旅游结合有着传统文化根基和后现代精神纽带,禳灾文化记忆的价值重构还需深挖民族村寨内部资源,激活禳灾仪式的体验功能、治愈功能、重塑功能,强化禳灾文化记忆中旅游者的身份认同和旅游产业的价值转化。禳灾文化记忆在乡村旅游中的价值重构,有一个主客互动、文旅融合的过程。不仅要调节与平衡禳灾文化记忆旅游开发中的权力-利益关系,也要适应所处传统村落聚落形态、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主体与客体、文化空间与历史时间的互动与融合。

   关 键 词:禳灾文化记忆  场域  乡村旅游  文旅融合  价值重构

  

  

   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给全球旅游业带来巨大冲击,旅游业的脆弱性表露无遗。脆弱性是一个系统面对灾害时的总体特征,旅游业的脆弱性,包含了灾害发生后系统对抗反应与恢复的能力的双重内涵,我们不能片面、消极地理解旅游业的脆弱性,而应积极推进灾后旅游业的恢复。民族村寨禳灾文化记忆,就是一种灾害的对抗反应,通过宗教或民间信仰的形式,表达对生命自然的尊重与敬畏,通过相关民俗文化活动,如煨桑、药浴、转山、开耕、赛牛活动等,传递灾害防治与生产恢复的经验。禳灾文化记忆作为一种“文化遗留”,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博弈,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生命的文化,根源于那不可把握的本源中,人们把自然灾害看作神灵的惩戒,通过一种敬仰(Verehrung),克服内心的畏惧。”[1]禳灾文化记忆是回归之旅、治愈之旅的重要资源,尤其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后,行业复苏仍然面临很大挑战,激活乡村旅游的治愈和重塑功能,不仅有利于旅游业的整体恢复,也反映了乡村旅游者的精神需求。

  

   民族村寨禳灾文化记忆内涵丰富,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在强调后现代精神回归的乡村旅游中,形成了一个个奇情异致的文化秘境。民间的年节、上祀、端午、重阳、下元等节日,都是禳灾文化记忆特定的时间,烧火龙、踏春、赛龙舟、登高、游赏等禳灾文化场域体现了“地方性”和“本土化”的特点,民族地区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在禳灾文化记忆中表现尤其突出。文中列举的三个藏寨分属不同支系,费孝通先生把康定鱼通官寨藏民归属于贵琼藏族,在“菩萨山”举行的羊年会是十二年一次特有的禳灾文化记忆;若尔盖县的爪哇藏寨归属于嘉绒藏族,在“阿尼舟坚扎嘎神山”举行的度炯节相当于汉族的端午节,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禳灾文化记忆;石棉县的蟹螺堡子是尔苏藏族在迁徙中融合木雅藏族形成的“文化孤岛”,还山鸡节在“鸡菩萨杠杠”的禳灾文化记忆,包涵了尔苏藏族的祖先记忆。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村寨禳灾文化记忆同样面临着传承与发展的问题,有待于生态、社会、经济价值的系统性重构。

  

   一、禳灾文化记忆的民族场域

  

   民族村寨禳灾文化记忆是特定时间特定民族场域、集体记忆抽象化的稳定意象。禳灾文化传统由来已久,包含了禳灾仪式、抗灾和救灾行为等内容,禳灾仪式体验、治愈、重塑、价值转化功能,诠释了禳灾文化记忆的神圣性,禳灾文化记忆中“游”的情景,表现了价值重构的可能性。

  

   (一)禳灾文化传统

  

   禳是一种古代祭祀,《说文解字》:“除疠殃也。从示襄声。”禳灾又作“攘灾”,《周礼注疏》:“却变异曰禳。禳,攘也。”“攘”是一种动作和行为,“攘灾”包含了预防、控制灾害,民间救灾、灾后恢复的内容。中华民族多难兴邦,逐渐形成了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从“禳灾”仪式到“攘灾”行动的禳灾文化传统,建构了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有机联系的禳灾文化体系。“禳灾制度的建立,并不只是古代人们消极对待灾害的方式,还深刻体现了统治者的理性。”[2]历朝历代的禳灾制度,从来都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物力与人力的合理调配,理性与感性的积极互动,是战胜灾难的必要前提和基本保障。禳灾仪式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仪式,是祭慰天道人心、重拾希望与信念的重要手段。

  

   禳灾文化记忆的“民间性模式”(folkmodel),表现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约定成俗,代代相传。“在藏区民间,如果某地区发生疫情,人们首先会在附近焚烧柏香,在疫区洒木料灰,人人佩戴藏药香囊。”[3]煨桑习俗不仅仅是祈祷神灵,柏枝烟熏可以有效预防传染性疾病。如果藏民感染疫病,也会在自家门前挂一束柏枝,闭门谢客,自我隔离,客人也能心领神会。禳灾宗教仪式往往和藏医药防治联系起来,仪式之后藏民自觉领取预防的药丸,感染者接受药浴和藏医药治疗。康巴藏族民间组织“吉都”,是苦乐与共的互助组织,一般由10-20户组成,每有灾害,“吉都”的自救功能激活,受灾村民往往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灾后恢复也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民间禳灾文化传统构建了神圣与世俗之间的桥梁。神圣的禳灾仪式之后,是“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丰富多彩的体育竞技、民俗活动,充满生机活力。“民族地区有一种影响深远的禳灾活动——傩礼。傩之风俗,又称‘傩禳’‘傩逐’‘傩拔’。其基本功能是迎神以驱逐疫鬼,消灾解祸。”[4]如嘉绒藏族的斯格仁真、白马藏族的跳曹盖等,特定文化场域的傩礼演化为集体欢腾的节庆。“藏族戏剧艺术也穿插了祈神驱邪、祝福迎祥的内容,川西藏区的木雅戏、嘉绒戏,在表演形式上属于傩艺术和世俗艺术并重的形态。”[5]藏族的舞蹈艺术,如流传最广的果卓(锅庄)、寺庙常见的羌姆、黑水河流域的卡斯达温等,都能看出禳灾文化的影响。

  

   (二)禳灾仪式功能

  

   禳灾仪式充满神秘色彩,受到人类学家的关注,“从宗教仪式研究逐渐扩展到人类社会世俗化生活,体现了仪式对于社会的独特整合价值”[6]。作为人类社会特殊的文化现象,禳灾仪式不再拘囿于神坛,它的多元功能,越来越得到世俗社会的重视。

  

   体验功能突出了认识的主观性。禳灾仪式用原始的图腾,象征的符号,肢体的语言,消解了参与者知识预设,突破了民族语言障碍,将自然属性的人,直面浩瀚宇宙的生命本源,又返回世俗世界,追问自己的内心,思考短暂生命的价值。人类学家戈夫曼认为,“仪式的互动秩序之所以是神圣的,是因为它创造并维持着社会性自我。”[7]而“世俗化世界里的个人具有神圣性,是通过象征性的行为进行展演并得到确证的”[8]。禳灾仪式的情景式体验,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真实性和参与者的主体性,更容易触发参与者对灾害的深层次反思,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治愈功能主要表现为心灵治愈。“在人类生活中的一些不可意料的事情上,比如生病、危险、生活变化等,仪式可以起到心理上舒缓、化解、转移等作用。”[9]禳灾仪式能带给人感同身受的精神慰藉,能去除人们的恐惧心理和焦虑情绪,能在抗灾及灾后恢复过程中起到安抚民心的作用。民族村寨的禳灾仪式,与其说是居安思危的一次排练,不如说是一场人与自然和解的对话。通过自然信仰和神圣仪式,诠释自然的法则和生命的真谛,抚慰历经劫难的伤痛,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重塑功能类似于凤凰涅槃的自我超越。在生与死的对抗之中,禳灾仪式体现了特定文化场域生命的张力,展现了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力量。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指出,“仪式对于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稳定以及道德形象的形塑和维持具有再生产和再塑造的独特作用。”[10]禳灾仪式在藏区有着广泛的认同,日常生活中藏民也会邀请僧人到家里念经禳灾,禳灾仪式强化了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消除了生产生活中藏民心理上的种种障碍和顾忌,寄托了藏民从头再来的希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价值转化功能通过仪式互动实现。禳灾仪式是人类面对危机的一种精神反射,不难追踪从世俗到神圣再到世俗的转化轨迹。符号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把仪式看作人际交流和展现文化变迁的“社会剧”,“仪式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转化器’,将世俗的日常生活转变到一种全新的或者更高层次的关联之中,使得原本日常的事物由此得以改变”[11]。民族村寨禳灾仪式具有价值转化的功能,禳灾或娱神的民族舞蹈可以转化为地标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信仰可以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生态环境保护的乡规民约。禳灾仪式的价值转化增强了民族文化艺术的魅力,影响着少数民族群众的观念和习惯,随着民族村寨旅游的开发,禳灾仪式的互动带来生态、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价值转化推动民族村寨的可持续发展。

  

   (三)禳灾文化记忆中“游”的情景

  

   禳灾文化记忆有应激、被动的记忆,也有温情、主动的记忆,民间禳灾文化记忆更多表现为温情、主动的记忆,古往今来禳灾记忆与游赏习俗紧密结合在一起。古代上巳日的禳灾文化记忆,称作“拔契”,唐张志和《上巳日忆江南禊事》诗:“黄河西绕郡城流,上巳应无拔禊游”,就把禳灾文化记忆与“游”联系在一起。端午送瘟禳灾,也有游观龙舟竞流的习俗,宋程师孟《端午出游》诗:“千骑临流搴翠帷,万人拥道出重城”,描绘了端午出游的盛况。此外,还有中元节祭水放灯,中秋节游湖赏月、重阳节登高赏菊、下元节拜山访道等传统习俗,“游赏民俗为乡村增添了色彩,也为乡村旅游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2]。但是,禳灾文化记忆中“游”的情景还不能成其为现代意义上的旅游,而只是文化旅游有机的组成部分。

  

   禳灾文化记忆中“游”的精神文化蕴涵,与现代旅游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一致性。龚鹏程认为,“‘游’本字为‘斿’,本来就和宗教有关,人之游是对神之游的模拟”[13],旅游可以贯通于世俗生活层面和生命意义层面,具有超越解脱之义。禳灾文化记忆中的“游”本质上还是身体上和精神上祛病禳灾的行为,“游”的行为与娱乐、观赏、获取经验的行为结合,派生出游乐、游观(赏)、游历的文化语义。民间禳灾文化记忆中“游”的特定时间,通常与节日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节日活动是一种群体行为,包含着某一群体的意志和价值观,体现了某一群体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是人类经过长期积淀的一种高级的精神文化现象”[14]。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现代旅游表达了人的一种精神追求,或者说旅游是一种‘现代的仪式’,在现代生活中体现了一种‘非同一般’的行为,这种行为包括娱乐社交活动、仪式、习俗、观点活动等”[15]。禳灾文化记忆满足了旅游者的仪式感,进而产生深层次的文化互动。

  

从旅游人类学的角度上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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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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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学刊》 202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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