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茅盾《创造》《动摇》——新女性与新官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 次 更新时间:2021-11-23 09: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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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  

   茅盾(1896—1981)的第一个短篇《创造》,1928年4月发表于《东方杂志》,1929年7月收入小说集《野蔷薇》,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大江书铺1928年由陈望道等人创办,店址在上海虹口景云里4号。当时茅盾,还有叶圣陶、鲁迅、周建人等人都住在景云里。放在茅盾全部的作品里面,《创造》并不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但这个短篇却是“五四”爱情小说模式的一个新发展或者说一次翻转。

  

   一 “五四”爱情小说模式的反转

   从1906年鸳鸯蝴蝶派教师孀妇苦恋的《玉梨魂》,到1923年创造社颓废文人遇到妙龄女工的《春风沉醉的晚上》,从1925年鲁迅在自己成功恋爱期间所写的爱情悲剧《伤逝》,到文学研究会叶圣陶的“青春之歌”《倪焕之》,这些小说的共同点相当明显——

  

   第一,男主角都是书生、知识分子,他们主要不是以财富或者颜值赢得女人的心,而是以知识、才华、青年热情来吸引女性。第二,女主角大都也有文化追求(女工陈二妹也尊重看书的人),都是非常美丽、善良、玉洁冰清。第三,他们的恋爱,总有原因不为世俗所容。《玉梨魂》因为寡妇身份,子君因为私奔同居,陈二妹因为阶级地位。《倪焕之》女主角的哥哥也嫌弃男方家境不好。

  

   当然,更重要的相通之处是男女感情交流的过程——都有点像男老师给女学生上课。《伤逝》最为典型。《玉梨魂》里“教与学”的关系模式表面上是男主角教女主角的小孩,女方好像更有才。但是在思想观念上还是男的比较开放。郁达夫写文人女工交流,也包含着启蒙拯救的用意。倪焕之追求金佩璋,也是在宣传教育救国的理念,拖手仔(拍拖)、kiss、炒饭(做爱),都是没有的。

  

   在重读《伤逝》时我们已经概括,“爱情小说=教育小说=知识分子启蒙大众”。结果,除了《春风沉醉的晚上》“发乎情,止乎礼”以外,鸳鸯蝴蝶《玉梨魂》,新文学的《倪焕之》,竟然重复同一个悲剧结尾——女方成了牺牲品,男人死于革命战场。《伤逝》再发展下去,涓生恐怕也是同一命运。

  

   茅盾的《创造》,延续又反转了20年代爱情小说的启蒙教育模式。

  

   小说只写早上起床前男人的意识流。君实又有钱又有文化,但找不到合意女人。他想:“社会既然不替我准备好了理想的夫人,我就来创造一个!”“创造”这个词可能有点讽刺创造社。男女相爱,互相影响有可能,有意改造已不妥,何况“创造”?一张白纸,好让男人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男人“创造”女人的方法还是读书——推荐阅读古今中外“先进文化”代表作。女主角娴娴,家境很好,父亲颇有道家风范。和君实在一起一开始拖手都害羞。经过文化启蒙,后来走在街上也要和君实kiss了。在龙华坐在一棵树下,桃花掉进领口,也非常享受。之前一点也不关心政治,在丈夫引导下读了罗素、马克思,后来主动参加妇女解放运动。小说强调男主人公的“创造”成功了,同时也失败了。成功在于新知识、新观念明显改变女生三观,失败在于女生现在再也不听男的教育辅导了。所以男人早上醒来很失落,女人性感肉体就在旁边,心却不在他的身上。小说的结尾很有象征性,女人洗完澡从另外一个门走掉了,叫家里工人传话:“她先走了一步了,请少爷赶上去罢。……倘使少爷不赶上去,她也不等候了。” [1]

  

   放回20年代看,《玉梨魂》也好,《伤逝》《倪焕之》也好,男的始终在恋爱格局占有文化优势。涓生、倪焕之等,都是先帮助女人进步,后嫌弃女人不再进步,进入家庭变得庸俗,所以阻碍了他们的忧国忧民。从“热恋”到“家庭”到“分手”,就是一个从“浪漫”到“庸俗”到“失败”的过程。但茅盾的处女作把这一种“恋爱—教育—启蒙”的格局反转过来了:启蒙结果是学生超过了老师,然后就要抛弃,甚至可能打倒老师。怎么办?再放到整个20世纪中国小说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背景上,这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二 小说《创造》的创作背景

   沈雁冰和很多现代作家一样,父亲很早去世,母亲是启蒙老师。他在北大读预科,英文很好,但没有考到留美名额,结果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年纪很轻就担任中国当时最大的小说杂志《小说月报》的主编,并将杂志从文言改成白话文。沈雁冰也有一个传统的婚姻,娶了不识字的孔德沚,但是孔德沚跟朱安、孙荃不一样,她努力学习,在沈雁冰母亲帮助下,有了文化,后来一辈子都是茅盾的秘书助手。可以说“五四”爱情小说模式的反转,和茅盾个人经历也有关联。

  

   《创造》写于北伐失败茅盾流亡日本时期,当时他和秦德君同居。但后来回国后依然和母亲及孔德沚一起生活。可以作为《创造》阅读背景的,不仅是沈雁冰的私人生活,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生涯。早在1921年编《小说月报》时期,沈雁冰便参加了《共产党宣言》的译者陈望道主持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也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共产主义小组,后来筹备了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沈雁冰应该也在这一时期由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转为20世纪中国小说家当中第一个共产党员。

  

   北伐前期国共合作,共产党员被要求去加入国民党,沈雁冰曾担任了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秘书。中宣部部长是汪精卫,但是汪精卫有一段时间不在,由代理中宣部部长做事。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当时宁汉还没有合流,沈雁冰在武汉主办主编国民党党报《汉口民国日报》。作为中共地下党员,沈雁冰的上级是董必武。不久沈雁冰接到通知,要在7月底赶去南昌。茅盾后来在三卷本的《我走过的道路》中,详细解释他接到通知以后买不到车船票,去不了南昌,结果就和同伴一起上了休养名胜庐山。茅盾有篇很著名的文章叫《从牯岭到东京》,讲述的就是这段经历。回头想想,没去成南昌,应该有点后悔。当时周恩来、林彪、贺龙、叶挺、叶剑英,甚至郭沫若都在南昌。“鲁、郭、茅”,这个次序后来是怎么排出来的?沈雁冰在回上海的船上,又因为搜捕丢了一笔党的经费。大革命失败后,他既被国民党通缉,也和共产党失去了联系,当时叫自动脱党。流亡到了日本以后沈雁冰就变成了茅盾,评论家、革命家变成了小说家,于是就有了小说《创造》,后来还有《动摇》,还有《子夜》。

  

   三 “超越”与“被超越”之间的矛盾

   爱情小说《创造》里,其实充满了矛盾。小说第一个层面,是同情新女性反对大男人主义,男人想要创造一个女的,荒唐。第二个层面,作家自己有个解释说想写革命一旦发动就不可阻挡。作家好像是站在女主角的立场歌颂革命,但问题是读者却不难感到作家有意无意对君实的理解和同情。小说不仅有意描写“超越”的合理性,也在无意当中透露了“被超越”的可悲可怜——茅盾自己也是最早的革命发动者,当他走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走到被两党都“抛弃”的处境,想想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所以,《创造》对“五四”爱情小说所承担(或者说难以承担)的教育启蒙主题,既有延伸,又有反转。延伸的是启蒙模式,反转的是启蒙后果。而且这种反转有惊人的预言性——若干年后,铁屋中睡觉的人们,被唤醒以后会怎么对待那些自以为“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启蒙者?往后看40年代、50年代、60年代、80年代,每隔十年主流意识形态总要否定上一个十年,每个历史阶段都会有小说在延续这个主题:你唤醒民众,民众“醒了”(或装睡)以后会怎么对待你?

  

   当然,这种在失败情绪中对革命的反省,茅盾的中篇小说《动摇》里写得更加深刻。中篇小说集《蚀》1930年5月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包括三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茅盾自己说“是在贫病交迫中用四个月工夫写成的,事前没有充分的时间构思,事后亦没有充分的时间来修改”。 [2] 这几篇小说,特别是中篇《动摇》,无论在茅盾创作生涯中,还是在整个20世纪中国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其重要性都是一直被低估的。 [3]

  

   《幻灭》的故事相对简单,女主人公有两个,慧女士和静女士。如名字符号显示,前者智慧、聪明、漂亮,有时放浪不羁;后者文静、内向、优雅,矜持善良。两人住在上海,又厌恶都市繁华,生活事业都找不到方向。男主人公也有两个,一个叫抱素,名字很特别,人却很庸俗,一会儿追静,一会儿想慧(后来张炜《古船》有两兄弟抱朴、见素,不知是否在名字上受到茅盾文风影响)。另一男主角是静女士在医院当看护时认识的强连长,如名所示,刚强的男人。《幻灭》结尾是强连长又上前线,静愿意等他——好像也并不幻灭。

  

   四 《动摇》中的新官场与新女性

   《动摇》是一部十分复杂的中篇。复杂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历史现场,二是革命官场,三是新派女性。

  

   在复刻画制历史现场方面,小说里的政治局势显得十分混乱,既不是李伯元、刘鹗笔下的官民对立,是非分明,也不如后来“十七年文学”里的国共斗争,黑白清晰。《动摇》的背景是北伐之中“宁汉合流”前的一个县城,城里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土豪劣绅(或开明士绅),县党部(仍然处在国共合作之中的青天白日旗),县长(地位不在县党部之下,可以指挥警队),还有工会纠察队(却有反派主角的儿子参与指挥),还有乡村来的有点失控的农民自卫军,还有城里罢工的店员工会,等等。小说描写城里局势紧张:“县前街上,几乎是五步一哨,蓝衣的是纠察队,黄衣的是童子团,大箬笠掀在肩头的是农军” [4] ,再加上警察、流氓、闲人……

  

   小说描述街头混乱局势,并不标明哪些是国民党右派(仅有一处注释敌军是夏斗寅部),哪些是汪精卫武汉派,哪些是维护国共合作的共产党温和派,哪些势力是激进的“湖南农民运动”……这当然不是因为茅盾自己缺乏政治立场,而是作家有意要复制再现大革命中的纷乱政治局面——让小说中的主人公找不到北,也让当时(甚至今天)的读者设身处地在这前所未有眼花缭乱的革命浪潮中无所适从。这是20世纪中国小说中极罕见的一章。在这之前,清末民初的奴隶们没有权利“幻灭”“动摇”。在这之后,战士们有了明灯指路,也不再可以“幻灭”“动摇”。茅盾记录的,恰恰是现代中国革命的迷乱一页。

  

   举两个小说中的核心情节作为实例:

  

   第一个是县城店员工会与店东发生了冲突,店员提出三大要求:加薪20%至50%,不准辞歇店员,店东不得停业。县党部讨论局势,有三个方案。一是同意支持工会三大要求;二是让省里派专员来解决,同时镇压土豪劣绅反动阴谋骚乱;三是支持加薪,辞退店员要工会同意,歇业要调查,纠察队童子军撤走,不得捕捉店东。总之,一是全帮店员,三是部分维护店东,二是等上级政策。

  

如果到了五六十年代再写北伐历史,店员属半无产阶级,店东乃资本家,阶级斗争岂容调和?如果再到八九十年代如《古船》《笨花》《白鹿原》等书写同类故事,主人公可能是辛苦维持社会局面的士绅。茅盾小说最接近历史现场,却最缺乏倾向性,好像劳资冲突各有其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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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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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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