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批判鲁迅——为文学而革命,还是为革命而文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7 次 更新时间:2021-11-23 09:46:36

进入专题: 批判鲁迅  

许子东  

   一 第一批攻击鲁迅的年轻革命作家

   20年代和30年代之交中国文学批评界出现的变化,当然还没有后来1942年那么大,但已足以影响现代文学史甚至中国历史的发展。简单来说,20年代有不少社团、风格、流派,基本上都是作家之间的文艺批评,30年代以后,虽然作家也在争论、笔战,但实际上是团体、社团、集团之间的论战。 [1]

  

   回顾整个20年代,其实文坛也一直充满了争吵、笔战。大致划分,文坛有四派。第一是胡适、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等现代评论派,也叫新月派,英美留学,大都是学者、诗人,政治倾向比较温和改良、自由主义。第二是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等,留日归来,早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1926年后倾向激进的革命,郁达夫离开,郭沫若等主张文学“要做党的喇叭”。第三是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人主办的《语丝》杂志,虽然周氏兄弟1923年失和,鲁林关系后来也不好,但是《语丝》在文坛上比较中立,对现代散文的影响也比较久远,后来鲁迅又办《奔流》,类似倾向还有沉钟、浅草、莽原等。第四是人数众多的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而艺术”,成员非常庞杂,倾向不太明显,但大部分都是老师,或学者,或杂志主编,茅盾等人和创造社一直关系不好,文人相轻。

  

   简单勾勒20年代后期文坛地图,是为了观察“批判鲁迅”的历史背景。鲁迅之前一直和现代评论派尤其是陈西滢笔战,反复嘲笑攻击打引号的“正人君子”。明的理由是鲁迅看不惯欧美派的绅士靠近统治阶级,不同情工农。暗的原因,也因为顾颉刚曾和陈西滢议论说《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书。对文人学者来说,抄袭指控可能比政治批判更加刺激自尊心。因为与胡适阵营不和,鲁迅去广州时,曾经计划要和创造社联手,成立新的战线。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鲁迅1927年到了上海从事职业写作,第一批攻击他的,恰恰是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年轻革命作家。

  

   1928年1月,冯乃超在创造社新杂志《文化批判》撰文,说:“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 Tolstoy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2]

  

   今天要是说哪个作家学托尔斯泰,应是称赞。年轻革命作家真是年少气盛,说鲁迅还好没学托尔斯泰。冯乃超也不只是批评鲁迅,他说叶圣陶是民国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倪焕之》的缺点其实不是厌世,而是急于入世)。冯乃超也批评郁达夫、张资平,被他肯定的作家就一个郭沫若。鲁迅为“五四”呐喊,一向相信进化论,相信青年,自己也一直是一个战士的形象,现在却被人说是“落伍者的悲哀”及“隐遁主义”,可想鲁迅当时如何感到吃惊。

  

   紧接着,《文化批判》第2期发表了后期创造社成员李初梨的文章《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

  

   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们的动机。看他是“为文学而革命”,还是“为革命而文学”。 [3]

  

   李初梨在1928年所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文学而革命”,还是“为革命而文学”,一针见血地触及了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一个核心矛盾。

  

   二 为文学而革命VS为革命而文学

   “为文学而革命”,就是作家要写出伟大的作品,他应该或者必然关心社会,关心现实,同时也关心革命,因为革命是当时最主要的社会现实。所以文学是使命、是目的,革命是工具、是手段。反过来,如果是“为革命而文学”,那革命就是目的,就是使命,文学就变成了工具和手段。作家为什么而从事文学?为了救国、启蒙、忧国忧民,所以后来巴金、“左联”、延安、50年代,这是一条红色的主线,比较更接近于职业革命家的追求。

  

   回到20年代历史语境,这两个口号、两种说法其实都成立,都有自己的逻辑,关键是写小说的人,把自己视为艺术家,还是革命家?当然两者也可以统一,比方说在鲁迅的身上。李初梨当年批判鲁迅,意思就是必须以革命为目的,以文学为手段,否则,“他如果为保持自己的文学地位,或者抱了个为发达中国文学的宏愿而来,那么,不客气,请他开倒车,去讲‘趣味文学’。假若他真是‘为革命而文学’的一个,他就应该干干净净地把从来他所有的一切布尔乔亚(bourgeoisie,资产阶级)意德沃罗基(ideology,意识形态)完全地克服,牢牢地把握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战斗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所以我们的作品,不是像甘人君所说的,是什么血,什么泪,而是机关枪,迫击炮。”李初梨的文章,最后告白,“鲁迅究竟是第几阶级的人,他写的又是第几阶级的文学?他所曾诚实地发表过的,又是第几阶级的人民的痛苦?” [4]

  

   李初梨20年代末提出的这三个问号,在后来20世纪的中国文学界一直反复地响起,一直大约到70年代末,每个作家都要面对这三种质问,而且每个人还要拷问自己,我是什么阶级的人?我写了什么阶级的文学?表达了什么阶级的痛苦?

  

   伟大坚强的鲁迅,当时也有点蒙了,这个文章批评他以后,他沉默了好几个月,才有篇应战文章。他说:

  

   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虽然是冯乃超的所谓“醉眼陶然”——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 [5]

  

   意思是说这些人把文章写得朦朦胧胧,是因为官僚军阀的压力,使得批评家不敢放开说话。这番话其实讲现代评论派倒是符合实际,用来回应年轻激进的后期创造社,鲁迅说得也有些朦胧。

  

   不过他说,“其实朦胧也不关怎样紧要……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6] 鲁迅在这里婉转表示,我其实是革命的,但你不要叫我当机关枪、迫击炮。回答李初梨的三个问号,我倾向革命,但归根结底我是一个作家。“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7]

  

   鲁迅的另一段话其实更能说明他理解的文学与革命之关系:“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是因为它是文艺。” [8]

  

   三 鲁迅被两面围攻

   鲁迅当时怀疑创造社突然激进,有投机成分。回头看历史,公平地说,李初梨、成仿吾这些人虽然观点有点幼稚激进,但是他们投身革命,冒着生死,甚至参加长征,确实不是投机。他们对鲁迅的批判,是集团作战,一浪接一浪,成仿吾写文章,说鲁迅“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 [9] 鲁迅后来就干脆把他当年的杂文集题为《三闲集》。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4期上又说:“鲁迅,对于布尔乔亚是一个最良的代言人,对于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t,无产阶级)是一个最恶的煽动家。”还有一篇潘梓年的文章称鲁迅是“老头子”。 [10] 整批的批判当中,最激烈的帽子,来自杜荃的一篇文章,说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说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11] 这个杜荃就是郭沫若。 [12] 面对这么严重的指控,有几个月鲁迅居然没有正面回击,平常谁吵得过鲁迅?

  

   鲁迅的一时手足无措,既因为来自左翼的批评貌似有理论支撑,也因为同时他还受到另一方面的攻击。1929年,留美回来,还不满26岁的梁实秋在《新月》杂志上批评鲁迅翻译有问题。“硬译”,和“抄袭”及“老头子”一样,都是伤人自尊的标签。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描绘了自己两面受敌的处境:“假如在‘人性’的‘艺术之宫’(这须从成仿吾先生处租来暂用)里,向南面摆两把虎皮交椅,请梁实秋、钱杏邨两位先生并排坐下,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 [13]

  

   对着“新月”和“太阳”,左右开弓,比较起来,鲁迅对梁实秋是正面作战,火力全开,对创造社等人却只是讥笑嘲讽,曲折警告。为什么呢?原来就在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一些年轻革命党人激烈批判鲁迅的时候,据朱正的《鲁迅传》记载,1929年11月,李立三找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吴黎平,指示:“一、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二、我们有的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 [14] 在中宣部部长的劝导下,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等人去拜访鲁迅,认错道歉,再请鲁迅出山,做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后来才知道是个名义上的领袖)。

  

   当时党的总书记是向忠发,实际掌权是李立三,史称“立三路线”。对鲁迅来说,两面作战也是太累了。突然其中一方骂鲁迅为“法西斯谛”“老头子”的年轻激进作家能上门道歉,多少有点弥补老作家的自尊心。所以,后来有鲁迅、茅盾、叶圣陶,包括郁达夫等在内的不少作家,参加“左联”的活动。李立三甚至亲自约见鲁迅,希望公开支持他的“立三路线”,“立三路线”即革命可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鲁迅是拒绝了。 [15] 但在这时鲁迅认识了两个他喜欢的共产党人,瞿秋白和冯雪峰。他们对晚年鲁迅的文学和政治活动有非常大的影响。

  

   和“左联”合作以后,鲁迅写文章批判梁实秋和新月派,就从翻译问题上升到文学的阶级性了。他也讥笑批判施蛰存等想做“第三种人”的作家,30年代的文艺批评空气就有了很大的变化。20年代末那一系列对鲁迅的批判,最后导致了“左联”时期鲁迅表面上成为文坛主帅。他自己的小说少了(《故事新编》的艺术成就的确在《呐喊》《彷徨》之下),但他参与的多次文学论争,对中国小说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

  

   [1] 参见许子东:《现代文学批评的不同类型》,《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6—13页。

  

   [2] 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载《文化批判》创刊号(1928年1月15日)。

  

   [3]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文化批判》月刊第2期(1928年2月15日)。

  

[4] 1927年11月《北新》第2卷第1号发表了署名为甘人的《中国新文学的将来与其自己的认识》一文。其中提道:“鲁迅从来不说他要革命,也不要写无产阶级的文学,也不劝人家写,然而他曾诚实地发表过我们人民的痛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批判鲁迅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9828.html
文章来源:《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