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持续的实地调研中逐渐感受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深层意涵。我们发现，无论是在本地产业的培育过程中，还是在激发内生动力、建设乡风文明的过程中，国家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并没有以“现代化”的资本逻辑和效率逻辑去荡平村庄原来的社会结构，而是小心翼翼地与农民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接”。就生产而言，无论是高投入、组织化的规模产业，还是多种类、小补贴的“菜单式”扶贫，农民始终是经营的主体，家庭始终是经营的单位；就生活而言，无论是母老子幼、病残满屋的大家庭，还是妻离子散、鳏寡孤独的小家庭，帮扶干部总是以家人的姿态出现，帮助农民点燃的是家庭生活的希望之火。这一定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运行逻辑的产物，而是更具备历史和社会的必然性。如果我们非要把国家和农民看作不同的利益主体的话，那么这两个利益主体能够成功“对接”，也是中国家庭本位、伦理本位的社会文化起作用的结果。或者说，“家”提供了国家和农民“对接”的通道。

　　 在这个特别的通道中，国家以助民富民为手段，确立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帮助小家实现温饱小康，呼唤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农民受到来自国家，尤其是来自驻村工作队员的真心帮扶，就会把国家当作“扩大的家”。因为他们接受的帮扶不是来自于亲戚朋友和社会组织，而是来自代表国家的人，或者说是“具象化的国家”代表，农民被唤起的动力必然不止于自己的家庭，而是会推己及人，爱家爱国，形成国家与农民彼此呼应的关系。我们案例中的那些贫困农民，包括毛继发、刘瑞生、闫老六、张大进他们各有各的不幸，但是张东丽、李晓静、许文强这些人唤起了他们生活的动力和希望，他们对美好家庭生活的追求就是对国家的响应和回报，对于这些农民来说，没有国就没有家，而爱家就是爱国。

　　 国家扶持农民、“唤起”农民，立国为家，而农民也会由响应国家到热爱国家，化家为国，这是脱贫攻坚中显示出来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非常独特的一面，我们可以称之为“家国一体”的关系。国家力量在下沉农村的时候不但没有摧毁乡村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而且赋予了这种社会结构以澎湃的动力，这种动力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之所在。

　　 脱贫攻坚之后，与之衔接的是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针对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不断空心化、空壳化的乡村地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达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标，这显然也不是简单的“扶持”，而是需要以“家国一体”的新视角予以总体的理解和观察。

　　 对脱贫攻坚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启发我们，乡村振兴一定会体现“家国一体”的中国特色，开辟一条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能在这样一条道路上既快又稳地前行，是因为这个目标符合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向往以“家”为基础，保证了国家的繁荣和稳定。社会学前辈费孝通先生在1996年民工潮刚刚兴起的时候说过一番话，他已经洞察到“家”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所起的双重作用，我们引用此段文字作为本文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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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大家看到巨大的民工潮，几千万的民工从内地涌向沿海比较繁荣的城市，这也是创纪录的人口流动，很多人很担心。但是至今没有引起混乱，那是外国人难于想象的。我曾推敲这个原因。我看到了一个稳定的因素，那就是在新兴城市打工的民工，每人几乎都有一个家在内地。他们得到工资后除了生活必需的开销之外，定期的寄回家去，过年过节有可能的就回家去待上几天。如果城市里找不到工，如果停工了他们有家可回。有工做，心里踏实，工停了也不用着慌。我过去没有理会到农村里的承包责任制在新兴的城市也会有这样强大的安定民工的力量。换一句话说，我没有估计到农村现行的制度是建设现代都市的支持。我们不就是摸着农村里有家可归的石头在渡工业现代化的河么？（费孝通，2009/1996：285）

　　

　　 （注释与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