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乾道后期道学理论的建构:以朱子及张南轩的太极解义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 次 更新时间:2021-11-21 00: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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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 (进入专栏)  

  

   朱子在乾道己丑春中和新说之悟后,立即着手本体论建构的准备,在当年刊行了《太极通书》的建安本后,开始写作对周敦颐《太极图》说和《太极图说》解的诠解,于次年春天完成初稿。初稿完成后即寄给时在严州的张栻和吕祖谦,相与讨论,并在乾道九年定稿。湖湘学派本来重视周敦颐,胡宏曾作《通书序略》,张栻在严州时也刊印了朱子编订的建安本太极通书。[1]在收到朱子《太极解义》初稿后不久,张栻亦自作《太极图说解义》,朱子、张栻、吕祖谦等就此进行了反复交流和讨论,共同完成了这一时期道学本体论的建构。

   一、朱子《太极解义》的成书过程与文本修订

   朱子在己丑之悟后,由于功夫宗旨的问题已经解决,故立即转向哲学理论的建构。他在次年即乾道庚寅完成了《太极解义》(即对周敦颐《太极图》和《太极图说》的注释),事实上,在己丑以前朱子已经关注周敦颐和太极图通书。如在己丑的前一年,他在答汪应辰书中说:

   濂溪、河南授受之际,非末学所敢议。然以其迹论之,则来教为得其实矣,敢不承命而改焉。但《通书》《太极图》之属,更望暇日试一研味,恐或不能无补万分,然后有以知二先生之于夫子,非若孔子之于老聃、郯子、苌弘也。(《答汪尚书》五,原注十一月既望)戊子[2]

   朱子在早年从学延平时已经关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这里他劝汪应辰研究《太极图说》,义了解周程的学术渊源。次年己丑他又与汪应辰书说:

   大抵近世诸公知濂溪甚浅,如吕氏《童蒙训》记其尝著《通书》,而曰“用意高远”。夫《通书》《太极》之说,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岂用意而为之?又何高下远近之可道哉?近林黄中自九江寄其所撰《祠堂记》文,极论“濂”字偏旁,以为害道,尤可骇叹。[3]

   在这里,他已经用“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概括《太极图》及说的思想性质,为其《太极解义》准备了基础。

   正是己丑年六月朱子完成了对太极图说和通书的编订,刊行了二书的建安本。[4]二三年后,朱子再答汪应辰书,言道:

   《太极图》《西铭》近因朋友商确,尝窃私记其说,见此抄录,欲以请教。未毕而明仲之仆来索书,不欲留之,后便当拜呈也。然顷以示伯恭,渠至今未能无疑。盖学者含糊覆冒之久,一旦遽欲分剖晓析而告语之,宜其不能入也。(《答汪尚书》七)壬辰[5]

   这是把他作的《太极图说解》及相关的讨论寄给汪应辰,他还特别说明,吕祖谦至今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未能无疑”,并对此感到遗憾。

   让我们从吕祖谦的回应开始。

   (一)朱子《太极解义》成书过程中的朱吕交流

   朱子《太极解义》成书与朱张吕三贤之交流密不可分。关于《太极解义》,朱子与张栻往来书,多次论及。而朱子与吕祖谦书,却未尝一及之。可幸的是,在吕祖谦与朱子书中,却屡屡提及《太极解义》,成为朱子《太极解义》成书年代以及朱张吕讨论《太极解义》的最好见证。所以让我们先来看吕祖谦文集: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七《与朱侍讲》二:

   某官次粗安,学宫无簿领之烦,又张丈在此,得以朝夕咨请……《太极图解》,近方得本玩味,浅陋不足窥见精蕴,多未晓处,已疏于别纸,人回切望指教。[6]

   此书在乾道六年四月。[7]书中所说的《太极图解》即《太极解义》。这是张栻和吕祖谦同在严州时所写的信。这表明朱子在乾道六年庚寅春夏间已经将《太极解义》寄给张吕二人,这个时间也就是他的《太极解义》初稿完成的时间。吕祖谦书中所说“多未晓处,已疏于别纸”,《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十六《与朱侍讲答问》中的《太极图义质疑》当即此书所说的“别纸”。下节将专论之。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七《与朱侍讲》三:

   某前日复有校官之除,方俟告下乃行,而张丈亦有召命,旦夕遂联舟而西矣。……《中庸》、《太极》所疑,重蒙一一隽诲,不胜感激。[8]

   此书当作于乾道六年五月,[9]照此书所说,朱子对其“别纸”应有回复,吕氏才会说“《太极》所疑,重蒙一一隽诲”。但今朱子文集中答吕伯恭诸书中却未见此种回复,应被编朱子文集者删削所致。此时张吕二人仍在严州,准备赴杭州任新职。这个期间朱子与张吕书信,可在一月之间往复,较为快捷,这应是由于张栻有守任严州使人的方便。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七《与朱侍讲》六:

   周子仁义中正主静之说,前书所言仁义中正皆主乎此,非谓中正仁义皆静之用,而别有块然之静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乃中正仁义之体,而万物之一源也。中则无不正矣,必并言之曰中正;仁则无不义矣,必并言之曰仁义。亦犹元可以包四德,而与亨利贞具列,仁可以包四端,而与义礼智同称。此所谓合之不浑,离之不散者也。[10]

   此书亦当在乾道六年。[11]按吕氏《质疑》中主张“静者,中正仁义之主也”,这里吕祖谦再加申明,这并不是说中正仁义都是静之用,也不是说中正仁义之外别有独立的静。朱子答林择之书“伯恭亦得书,讲论颇详,然尤鹘突”,可能指的就包括吕祖谦此类质疑和讨论。朱子《太极解义》中有关仁义中正的解释,是吕祖谦主要提出意见的部分。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七《与朱侍讲》七:

   某以六月八日离辇下,既去五日,而张丈去国,……《太极图解》,昨与张丈商量未定,而匆匆分散,少暇当理前说也。[12]

   此书当在乾道七年夏。[13]此书证明,张吕六月去国,离开杭州,二人行前还曾讨论朱子的《太极解义》,并表示要继续讨论下去。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七《与朱侍讲》十一:

   示下《太极图》《西铭解》,当朝夕玩绎,若有所未达,当一一请教……[14]

   年谱以此书在乾道七年十月。[15]此处所说的《太极图》疑指修改后的《太极解义》。这可以从下书得到证明。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七《与朱侍讲》十三:

   某官下粗遣,第索居无讲论之益,恐日就湮废,殊自惧耳。向承示以改定《太极图论解》,比前更益觉精密。[16]

   此书当在壬辰。盖下书即奔父病丧矣。可见此书所说“向承示以改定《太极图论解》”,应即上书所说的“示下《太极图》”,即朱子的《太极解义》。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七《与朱侍讲》十五:

   某罪逆不死,复见改岁……太极说俟有高安便,当属子澄收其版。[17]

   则此书已在癸巳初。[18]此书所说的“太极说”,是指张栻在高安刊行的《太极图说解义》。他准备有便人去江西时请刘子澄协助收版,使其《太极图说解义》不再印行。

   此事朱子也已经直接劝过张栻,如朱子答人书:

   钦夫此数时常得书,论述甚多。《言仁》及江西所刊《太极解》,盖屡劝其收起印板,似未甚以为然,不能深论也。(《续集·答李伯谏》)壬辰[19]

   盖张栻在收到朱子的太极解义后,自己也作了太极解,被人在江西高安刊行,朱子认为这伪经仔细修改讨论,失于仓促,故劝张栻收起印版,吕祖谦也同意朱子的这一主张。

   (二)朱子《太极解义》成书过程中的朱张交流

   以上是从吕祖谦文集看朱子与张吕论商太极解义的情形。下面来看朱子与张栻书信往来对此解义的讨论。

   得钦夫书论太极之说,竟主前论,殊不可晓。伯恭亦得书,讲论颇详,然尤鹘突。问答曲折谩录去一观。(《别集·林择之》十五)庚寅夏[20]

   这是朱子与林择之书,这里所说的张栻“竟主前论”,没有明确说明所指为何。朱子只是对张栻未接受他的意见表示难以理解,对吕祖谦的异议则更觉得“鹘突”。但是实际上朱子接受了他们的一些意见,对初稿作了相应修改。

   来看朱子与张栻的书信。

   《太极图》立象尽意,剖析幽微,周子盖不得已而作也。观其手授之意,盖以为唯程子为能受之。程子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尔。(《答张敬夫》二十)[21]

   此书应在朱子寄太极解义给张栻之初,即在庚寅。后来朱子在乾道九年作的《太极解义注后记》中说:

   熹既为此说,尝录以寄广汉张敬夫。敬夫以书来曰:“二先生所与门人讲论问答之言,见于书者详矣。其于西铭,盖屡言之,至此图,则未尝一言及也,谓其必有微意,是则固然。然所谓微意者,果何谓耶。”[22]

   朱子这里引用的张栻答书中语,应即是对朱子答张敬夫二十书的回复,今张栻文集中已不可见。可见朱子答张敬夫二十书,应即是“录以寄广汉张敬夫”的信,时在庚寅春,而不能在后。(答张敬夫二十书乃数书杂列,无法更析论考)

   今存朱子与张栻书,只有二封是详论《太极解义》义理的,其一如下:

   《太极解》后来所改不多,别纸上呈,未当处,更乞指教。但所喻“无极”“二五”不可混说而“无极之真”合属上句,此则未能无疑。盖若如此,则“无极之真”自为一物,不与二五相合,而二五之凝、化生万物又无与乎太极也。如此岂不害理之甚!兼“无极之真”属之上句,自不成文理。请熟味之,当见得也。“各具一太极”,来喻固善。然一事一物上各自具足此理,著个“一”字,方见得无欠剩处,似亦不妨。不审尊意以为如何?(《答张敬夫》十三)乾道七年春[23]

   对于朱子的解义,张栻的第一个意见是无极之真应属上读,作“各一其性,无极之真”而不是“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朱子认为这在文字和义理上都说不通。张栻第二个意见是,“各具一太极”中的“一”字可去掉,朱子则坚持保留“一”字,认为这样似乎更好。从朱子所说“《太极解》后来所改不多”,可以推知朱子在与张栻和吕祖谦讨论之后,在《太极解义》的主要义理方面所作的修改不多。朱子与张栻、吕祖谦主要的理论上的分歧,是围绕朱子对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的解释。

   朱子与张栻另一讨论太极解义义理的书信如下:

   又《太极》“中正仁义”之说,若谓四者皆有动静,则周子于此更列四者之目为剩语矣。但熟玩四字指意,自有动静,其于道理极是分明。盖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贞”四字(仁元中亨义利正贞),元亨利贞、一通一复,岂得为无动静乎?近日深玩此理,觉得一语默、一起居,无非太极之妙,正不须以分别为嫌也。“仁所以生”之语固未莹,然语仁之用,如此下语,似亦无害。不审高明以为如何?(《答张敬夫》十七)辛卯壬辰[24]

   根据此书,张栻的主张是“中正仁义四者皆有动静”,张栻答吕祖谦书说“某意却疑仁义中正分动静之说”可以为证,认为不能以仁义属动,中正属静。这可能也就是朱子所说的“得钦夫书论太极之说,竟主前论,殊不可晓”。不过朱子在附辩中所说的“或谓不当以仁义中正分体用”,主要指吕祖谦,与此处张栻所说不同,附辩中并没有包括张栻这一观点的批评与对张栻的回应。此外,朱子初稿中应有“仁所以生”一句,今本已经不见,则是后来被修改删去。

   由上面叙述可见,朱子的《太极解义》是在与朋友的反复讨论中,经不断修改考订而后成。而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后于朱子解义而作,却在乾道八年刻于江西高安。朱子觉得这失于仓促,故与张栻书言:

又刘子澄前日过此,说高安所刊《太极说》,见今印造,近亦有在延平见之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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