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国家化理论的田野缘起与转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 次 更新时间:2021-11-21 00: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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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是作者2021年11月16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国家化与国家建构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经过作者审订。

  

   各位,非常高兴到复旦大学。田野处在江湖之远,要在江湖之远采集庙堂之高所没有的信息,然后回到庙堂之高的学术殿堂。来自田野的我们与各位对话和交流,希望有新的收获。

   我们做田野政治学的,有两大基本问题:一是政治学为什么要到田野中去?二是田野为什么要有政治学,到田野去之后对政治学有什么贡献?这是我们做田野政治学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国家化”便是田野政治学为政治学提供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生成和发展有一个过程。主要有五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有国家关照的田野。

   我们讲的田野不是自然状态的田野,而是“国家化”的田野。刚开始做农村农民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国家化”这个概念,但有国家的关照。30多年前,我与复旦大学首次合作是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做会务工作。我们两家政治学的起步相同,但后来的路径不一。复旦的政治学比较偏重政治学理论,我们进入农村农民问题研究。当时农村农民问题是一个公共性的议题,它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是各个学科都要研究的。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原司长顾海良教授说,农业是经济问题,农村是社会问题,农民是政治问题。为什么农民问题是政治问题呢?也就是说它涉及到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政治学在公共议题中要有学科意识,也就是说要有国家关照。特别是中国政治是在农村和农民的国度里产生的,离开了农村和农民是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政治的。

   第二个环节是将现代国家引入对农村政策的理解。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在农村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从改革开放之后的一系列一号文件,一直到90年代以后。传统国家的农村主要依靠自我调节,皇权不管生产。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国家越来越深入的进入到农村。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农村政策。农村政策当中的最大一个变化,就是对农业税的取消。我们都知道90年代三农问题最为突出,农民负担特别沉重。怎么去破解?最大的变化就是农业税的取消。怎样从政治学来解读国家取消农业税?当时我们运用了现代国家的理论。现代国家的理论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当时也是伴随着“治理”引进过来的。我们把现代国家理论运用到农业税取消的解读。因为纳税在传统国家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免税在现代国家则是理所当然的。在传统国家,无论你收入多少都要交税,“天干地裂,皇粮国税少不得”。免税在现代国家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理”是什么理呢?就是现代国家的合理性。一些在传统国家里天经地义的事情,在现代国家里发生了改变。在现代国家,收入越多的人纳税越多,这和传统国家是不同的。这种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变化需要政治学进行解释,从现代国家的合理性的角度,阐述为什么某个政策、某个行动是合理的。

   第三个环节是对“下乡”活动加以政治学概括的“国家化”。

   农业税与“三提五统”,混杂在一起,即“村提留、乡统筹”。“三提五统”废除以后,乡、村干部的工资发放、公共设施建设都成了问题,对基层政权造成了影响。针对问题,就产生了许多主张,一种主张是“废乡”,废除乡镇政府。一种主张是“精乡”,是把乡镇政府改为相应的派出机构。还有一种主张是“壮乡”,国家权力要不断延伸下去,乡镇要做大做强。各种各样的主张说明大家开始注意到了基层政权,但各说各话,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对话平台,难以形成一种学理性的解释,更多是政策性的主张。从农村具体的发展实践来看,出现了很多“下乡”活动,比如行政下乡、送法下乡等。当时流行“压力型体制”一词。“压力型体制”就是派下去各种各样的行政任务,村民自治机构变成了完成政府指派任务的组织。有的下乡活动结果比较好,有的下乡活动效果不太好。为此我写了一系列文章。后来想把各种各样的“下乡”活动用一个概念统合起来,为此写了一本书,即《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这里的国家主要指的是现代国家,农民性主要指的是传统社会特性,国家要把分散分立的农民整合为一体,就是乡村整合。在这本书里,“国家化”作为一个统合性的概念被提出来了。

   第四个环节是基于中国内在历史的“国家化”。

   以前的国家化理论更多是来自西方,更多是单纯地接收。理论适用的范围和效度没有被反思。当我们的研究从村民自治转向制度根基的时候,这种反思就出现了。以前我们是从民主的角度介入村民自治的,后来进行了三次乡村实验。第一次实验是湖北黄梅实验。当时我们在做选举动员的时候,大家都是很兴奋的,选举当天却很少人到现场。分散的村民各自行动,花费很大力气发动选举,结果不理想。这给我们一个启示是,农村很难用选举组织农民,分散的农民不组织起来很难参与政治。第二次实验在安徽蒙城。民主参与必须要组织起来,但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不容易,一组织起来又有可能超出预期,超越可控的范围。第三次实验是在广东进行的农民能力实验。这一系列实验说明,中国的田野不是自然状态的原野,田野之中是有国家的。经过几次实验,我们的视角从民主的制度转向了民主的根基,民主制度下乡之后为什么会变形,和我们预想的完全不一样?这促使我们进入中国历史的逻辑、回到历史的轨道研究问题。我们对外来理论有了反省,国家建构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开始反思现代国家理论的土壤。西方现代国家是在封建的空地上产生的,这是我们照搬过来的一个概念。但随着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我们知道中国很早就有了中央对地方的渗透。早在秦朝,就有分家立户、编户齐民。自从有了国家(广泛意义上的国家,不是专指现代化国家)、中央政府以后,就有了国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西方历史上没有这种经验。因此这种现象被称作“早熟国家”。这种早熟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已有理论没有深入探究,我明天上午会讲这一问题。

   第五个环节是作为理论与方法的“国家化”。

   国家化概念转换的动力是从田野中来的,但如果这种理论只能解释田野中的现象,就比较狭窄,有局限性。因此要把它提升到理论和方法的程度,用理论解释普遍的现象。这就是陈老师和吴老师在做的研究了,等会他们会发言。我主要是说,“国家化”是一个由田野到学理,由经验到理论的转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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