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腾飞:“印太”地区安全秩序纷争与中国的地区秩序愿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5 次 更新时间:2021-11-20 14: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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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腾飞  

   印太地区存在两种迥异的安全观,一种强调权力政治,如霸权安全、结盟安全,本质上是一种自利性、排他性的安全秩序,另一种强调合作发展,如合作安全、发展安全,追求的是一种开放性的安全秩序。中国秉持的地区安全观显然属于后者。中国作为地区经济大国对地区安全的渴求,注定了中国只能追求后者的本质属性。在很大程度上,以上两种安全观也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不同社会文化观念结构。温特界定了三种具有不同文化理念的国际社会结构,即霍布斯式、洛克式和康德式三种无政府文化。(50)霍布斯式文化是一种强调斗争对抗的文化,洛克式文化蕴含着对某种合作性社会关系的追求,康德式文化希望实现的是一种永久和平,是结束一切战争的和平联盟。(51)实际上,东亚地区因袭中华文化主导的和合文化传统,形成了一种强调合作而非对抗的和合性文化,这是一种介于洛克式文化和康德式文化之间的共有文化结构。“在中华文化中,农耕社会的实践活动是这一文化体的生命基础,所以更强调群体,更强调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便成为核心概念。”(52)东盟方式的核心内容也是协商一致、重视国家舒适度、不干涉内政。(53)秦亚青指出,“‘舒适度’是东亚地区合作的独特规范,在整个合作过程中,作为一种关键的黏合剂,防止参与各方发生关系破裂的情景,即便在合作最困难的时期,也可以使各方关系得以最低程度的维持,使合作进程能够持续以待未来发展。”(54)

   在地区安全秩序上,以中国为代表,这种重视和合的社会文化结构自然导致一种合作型安全观,反对霸权和动辄使用武力对抗,反对现实主义的权势安全、集团化的阵营安全和地缘政治对抗,更反对两极化,支持大国协,调,强调国家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在具体实践层面,中国始终表现出包容性的态度,不反对甚至欢迎域外国家参与地区安全秩序构建,而且本着求同存异、增信释疑的立场,致力于以包容性态度化解对抗性意图,达到和衷共济、共同发展的目的。

   秉持和谐合作的基本理念,中国致力于与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广大国家建立具有生动内涵的各种“关系网”。21世纪初以来,中国相继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友邻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命运共同体”关系(老挝、柬埔寨、缅甸),“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新加坡),“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印度),“睦邻友好、互信互利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东帝汶),“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斯里兰卡),“面向和平与发展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尼泊尔),“实现共同发展、致力地区和平、携手振兴亚洲、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关系(韩国),以及与越南、泰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马来西亚、印尼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孟加拉国和文莱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等。中国共同创建上海合作组织,积极参与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亚信会议、亚洲合作对话、环印度洋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地区安全组织,构成了以双边战略伙伴关系为主、以多边机制为辅、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安全关系运作模式。中国作为东亚中心国家维护周边安全,促进地区和平,积极倡导地区安全合作与和平发展,致力于修复几近破裂的中美大国关系,都说明中国为地区安全秩序构建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二)致力于构建有利于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认为,共同发展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根本路径。2017年中国政府白皮书指出,扩大经济利益融合是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基础,实现共同发展是维护和平稳定的根本保障,是解决各类安全问题的“总钥匙”。(55)当前印太地区的政治与安全秩序处于各种政治立场观点反复较量交锋的过程中。美国推动对华战略竞争导致印太地区安全秩序纷争加剧,加之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损害了各国的经济发展。如何尽快恢复经济增长,纾困解难、化解对抗,寻求加强多边主义合作,已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政府和民众关注的优先事项。

   中国领导人公开倡导,“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要推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国际合作齐头并进,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防战争祸患于未然。”(56)中国经济发展和崛起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就是努力营造稳定的国内社会政治环境以及良好的周边和国际环境。同时,经济社会发展又反哺促进国内安全和周边安全。中国坚持通过发展去解决处理国内社会矛盾,在处理周边一些主权争端议题上,如钓鱼岛问题、南海争端,中国也秉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中国内外政策上对发展的偏爱,成为中国参与世界事务,构建和推进周边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的基本路径与方式。

   中国致力于将发展安全观与地区安全治理结合在一起,共同探讨以善治为目标的地区秩序。无论是在影响力还是在实力方面,中国作为印太区域新兴经济体的首要代表,一直是力行合作发展安全观的典范。中国主张在全面合作的框架下通过开放合作、协作发展、综合施策,探索构建各具特色的区域或次区域机制,共同寻找有效的良治善治模式和方式。中国倡导成立的“一带一路”、亚投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澜湄合作、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等等,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机制构建,但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投资,改善当地发展水平,化解地区经济与安全困境,提升地区治理水平,推动形成一种良性的、可使地区长治久安的政治与安全秩序。例如,在澜湄合作框架下,中国和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六国开展系列项目合作,大力促进澜湄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加快互联互通,同时加强灾害管理、传染病防控、打击非法贩毒、恐怖主义、网络犯罪、贩卖人口、走私贩运枪支弹药等非传统安全事务和边境安全管理方面的合作,致力于将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与东南亚邻国共享的安全成果。(57)在中国“一带一路”等发展项目的带动下,地区各国纷纷出台自身的经济发展战略,如巴基斯坦的“新巴基斯坦”、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菲律宾“大建特建”等等,推动了地区整体发展。中国致力于与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对接、优势互补,将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大优势,强调“一带一路”首先是打造和平之路,然后才是繁荣之路,(58)充分体现了以发展合作促安全合作与政治互信的愿望和路径。

   (三)渐进推动印太地区安全秩序构建

   中国认为,印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构建是一种审慎的、循序渐进的历史进程。毫无疑问,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及由此呈现出的持续崛起进程,将成为印太安全秩序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是,当代中国崛起采取了一种与西方强权崛起完全不同的软性方式,即通过经济发展的力量投射和模式影响来成为地区和世界的领导者之一,这对于习惯硬力量对抗的西方强权在心理上、政策上是难以接受的,也必然会在行动上予以抗拒。但是在亚洲的历史上,中国曾经长期据有力量主导性地位,(59)拥有一种天然的心理优势和文明自信去应对和反制外力阻击。

   中华文明数千年传承的内敛反省精神,是中国构建印太地区安全秩序审慎主张的文化渊源。论语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当前,面临复杂的地区安全形势,中国本能地趋向一种内敛、审慎、不急于求成的地区性战略。在发展合作政策上,中国主张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强调履行与国力相匹配的国际义务,在南南合作框架内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不做超越合作伙伴发展阶段、不符合其实际需要的事,不开“空头支票”。(60)中国主张,地区秩序构建进程的关键,在于通过一系列文明互鉴、经济往来、人文交流的具体举措,以民心相通为核心持续推进地区安全上的互信建设。

   中国对于地区安全秩序构建的审慎,还在于自身的国家统一尚未完成,主权与领土安全问题并未得到全面维护和巩固。地区安全建立于地区内每个国家的安全之上,何况是中国这样一个地区主要大国。当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频频抹黑诋毁、发动舆论攻击,在香港、台湾、新疆以及钓鱼岛、南海岛礁等中国领土主权和主权权益问题上频频制造事端、强加干涉时,中国维护自身国家安全问题也成为地区安全的重要一环。中国自身国家安全的维护和保障显然是地区安全秩序的基本内涵和绕不开的议题。就此而言,只有参与印太地区安全秩序构建的区内外各国都认识到尊重别国主权和国家安全利益是必要的前提条件,地区安全才能得到根本保证。

   在确保国家安全资源的前提下,中国还可发挥自身在地区安全秩序构建上的影响力,即通过对国内可持续发展的投入,致力于打造地区性和世界性的“示范工程”。中国的这种示范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机制,二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020年以来,中国政府大力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基础设施体系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与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融合,以智慧交通、智慧城市为代表的“新基建”项目相继落地,可以预见技术赋能的基础设施项目将为“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注入全新动力,中国与印太地区基础设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有望得到进一步拓展。(61)尽管中国自身发展并不以成为地区性和世界性领导者为目标,但其示范性效应将日益增强,并且最终会以西方意识形态偏见所无法抗拒的影响力向地区和世界辐射。

   本文在作者2020年10月17日第六届钟山论坛·亚太发展年度论坛“中国与国际秩序分论坛”主题发言的基础上扩展修改而成。感谢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国际问题研究》、《国际展望》和《外交评论》共襄本次论坛主题讨论。

   ①Royal

   Medcalf,"Unselfish Giants? Understanding China and India as Security

   Providers",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6,No.5,2012.

   ②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章。

   ③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信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27页。

   ④巴里·布赞、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歧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2-50页。

   ⑤同上书,第83页。

   ⑥同上书,第154-155页。

   ⑦同上书,第54页。另参见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第24-26页。

   ⑧巴里·布赞、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第163-166页。

   ⑨郑先武:《安全复合体理论与东亚安全区域主义》(下),《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2期,第33页。

⑩瑞典学者博约姆·赫特(Bjom Hettne)、弗雷德里克·桑德鲍姆(Fredrik Soderbaum)设计了五个方面的概念来体现地区化水平的发展:地区空间(地理与生态单元),地区复合体(跨地方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体系),地区社会(有组织的正式地区合作),地区共同体(地区公民社会),具有特定认同、能力、正当性和决策结构的行为实体(所谓类似民族那样的“地区国家”)。见庞中英:《地区化、地区性与地区主义——论东亚地区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第8-13页。秦亚青、王燕等较早探讨了共同体构建的东亚模式问题,见秦亚青、王燕:《建构共同体的东亚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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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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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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