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哲:道与无为:中华道家的治理思想及对人类治理体系完善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6 次 更新时间:2021-11-16 16: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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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哲  
因此,大道不以具体的表征体现自身的作用,而是蕴含在天地万物的存在运行之中,观天地万物可知大道之功,而不以大道为名,即所谓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道不言”。也正因为如此,大道不可尽知,不可尽得,不可尽表,“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其次,无为意味着无不为。大道形成万物,使万物流转,春夏秋冬,斗转星移,大道皆在为,但处处不露痕迹,虽然抓不住,摸不着,但天下无一物不见道,无一事不见道,这也就是《中庸》所谓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第三,无为意味顺势而为。正因为道不可尽知,又功在万物,而人之行道,就要顺势而为,亦观察自然万物的规律而适应,春种、夏耘、秋收、冬藏,要夜里休息,白天劳作,饮食起居做事功业皆要顺自然大势而为,这也就是所谓的“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势者昌,逆势者亡”。这个顺势,就是洞悉自然社会的规律,以无为而无不为。

  

   (四)阴阳

   道是抽象的,却不是绝对静止的,而是不断流转运行,同理,作为道的化身的宇宙天地自然也是如此,也就是所谓的“天行健”。而道的运化,就是阴阳,[22]所谓“道生一”,一就是太虚(《黄帝四经·道原经》),或者儒家所谓的性(《中庸》)、气(张载)、理(朱熹)、心(王阳明),或者佛家的识,而“一生二”,二就是阴阳。从道到一是绝对形而上到具象世界的投影,而一到二,就是统一合和向对立分离的关键一步。从一到二,意味着对立的出现,而阴阳互补,又共同构成了道的本体。因此,在形而上的抽象世界中,道是绝对的存在,而在形而下的具象世界中,道以阴阳的作用表征,从而形成复杂丰富的世界。阴阳有两层涵义,一是对立而冲,二是平衡而和,也就是《道德经》所谓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道的运行下,阴阳构成了世间的两极,也就是天地、明暗、善恶、清浊,而阴阳又互相对立存在,有天才有地,有明才有暗,有善才有恶,有清才有浊,双方虽然互相否定,但以对方的存在而存在,并且互相增减转换,在这样周流不息的运转中,形成了千变万化的世界,这也正是《易》的原理,故《系辞传上》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在阴阳周流互动的过程中,也就产生了所谓的反,反就是对立统一,就是阴阳互动,就是道的运动本质,就是“反者道之动”。

  

   (五)人

   在道家的世界观中,人是非常殊胜的,因为道家认为,人生于自然,是天地平衡的结晶。天为阳,所谓天行健,地为阴,所谓地势坤,而人正处于天地之间,是天地和合的产物,也就是中。因此,天地人在道家谓之三才,如《系辞传下》言,“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在道家的分类中,根据对道的体验和践行,则又将人分为不同的品位。《黄帝内经》将修道层次较高的人分为真人、至人、圣人、贤人四类。《庄子》则分为真人(《大宗师》),至人、神人、圣人(《逍遥游》)等,皆是以对道的体悟和践行来分品。总之,道家认为人是天地的产物,所以人不应该妄行妄动妄为。什么是妄行妄动妄为?就是被五音五色所盲,被欲望所困,被痴心权力名声财富所痴,最终以己为大,以己欲为大,因此,人若要想求道修道,就应该外在放下声色犬马,内在清心寡欲,就可以返璞归真,如《道德经》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而对于君王而言,道家认为,人之所以处天地,所以天人自有感应,君王为天地之子,一静一动都应该符合天地规律,也就是宇宙自然大道。一旦君王有悖逆失德害民之举,天就会降下灾祸为之警醒或者处罚。这就是道家天人合一的道理,董仲舒将其纳入儒家体系,[23]用以规劝君王。

  

   (六)圣人之治

   道家之所以博大精神,兼容天下,因为其不仅讲个人修身之法,更讲的是天下治平之道。后世所谓的道教神仙方术之法,只是道家分裂后留下的微末奇技,却非重点着力。道家在个人和治世层面有两大贡献,在个人则形成修身与中医,而在治世方面,则推崇圣人之治。道家最重要的经典《道德经》中处处都在讲圣人应该如何修行,更讲应该如何治世,这是道家与佛家经典不同地方。所谓圣人,就是知道、得道、行道的人。《道德经》通篇各处都在谈论圣人,既包括圣人自身的见识如“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圣人去甚,去奢,去泰”,更多的则是讲圣人之治如“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所以正如之前所述道家与佛家的继承关系而言,中华道家一直强调的是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大乘精神,而非以个人解脱为目的的小乘信仰。而道家的圣人之治,与通常所理解的圣人以其自身的聪明才智治世不同(如《圣经·旧约》推崇的所罗门王),道家推崇的是圣人无为之治。因为圣人观天下万物而知道,所以洞悉大道之功之德,深知人所欲人所能远不及天地之德之能,因此,以道治世,也就是“圣人无为”。

   理解圣人无为之治要从三个层面来进行:首先,圣人无为针对的是妄为,而不是绝对否定有为。道家中所谓“有无相生”,“无中生有”,所以无不是绝对没有,将无理解为没有,这就陷入了极端化、静止化,辩证法将其称为形而上学,佛家称其为“顽空”,是一种极大的谬见。什么是妄为?就是凭着主观想象或者有限的经验乱干蛮干,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是将统治者个体的好恶施加到全社会之中,这是最糟糕的治理,圣人在个体修为上强调去除欲望和不被外物所迷,而对于治国则更强调不应被统治者个人好恶所主宰、妄动、妄行。其次,对于有为,无为也提出了警惕,因为即便是圣王,所知也是有限的,也就是圣人“知其不知”,因此,治世时就应该尤其谨慎,以免好心出发最后却伤害了更多的个体,而这在历史中经常遇到。第三,无为强调的是通过减少人的为而实现道的无不为。圣人之所以认同践行无为,其根本原因,在于认识到天道大于人力,天道有天道的规律和威行,如春夏秋冬、日月星辰,周期往复。同理,社会也有社会的规律,任何个体也好、组织也好,在社会中都受着社会内在的规律作用,例如都会盛极而衰,否极泰来。圣人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不轻易干预,当然这也是出于对道的规律的自信。也就是所谓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天下将自定”(《道德经》)。当然,圣人也不是什么都不做,圣人所以治世的办法是建立规则,恢复天道在人间的秩序,例如天道惩恶扬善,圣人就建立刑法来惩恶扬善,以人间法来体现天道。这实际上就是法家的根源。更重要的是,圣人的无为也是警惕以天道和法的名义来滥加酷刑,最终用统治者的私心权欲代替了天道,这也是无为法所否定的。同理,无为之治也不赞同滥加仁政,因为,所谓仁政,都是统治者对某一特殊群体的特殊对待,本质是偏私之行为,最终会破坏规则。而只要建立好世间的规则,就会自然而然的恢复秩序。这也就是圣人之治无功、无德、无为,故能全功、全德、无不为的道理。

  

三、道家治理思想与国家兴盛的历史经验


   在中国的历史上,其国家治理思想无外乎儒道法三家,释教隐入其间,如前所述,“道术天下裂”,各家实际上都是从道家所来,乃至于道家最后看似转变为行方术之流的道教,实际上已经是只有其名,而只继承之末。正统道家的思想早已遍布于各家各派,各有侧重,始终在朝野之中流传下来。而就治国而言,在漫长的中华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更替的历史中,道家经常作为核心的治国理念。从历史的大规律来看,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大凡封建王朝初立,面对着大乱之后的人口稀少,民生凋敝,王朝大多会采用道家的黄老无为之术让民生发展,而历史的经验也证明,一旦采用道家思想治国,国家就会迅速的发展起来,呈现出一片繁荣盛世景象。

   从历代的大一统王朝而言,秦显然是行法家之治,当然如前所述,法家实际上是对道家的显化,以君王之法代替天道,以有为显示无为,行强国之术,暂且不论。历史上第一个行道家之法的大一统王朝是汉朝。经历了秦末的长期战乱,民生凋敝,民穷国弱,乃至于皇家凑不齐四匹同色的马拉车,对外战争亦连战连败,高祖刘邦白登之围不得已靠行贿于冒顿王妃而脱身,汉朝初年由此被迫采用了典型的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术以治国。[24]黄老之学从汉初一直延续到汉景帝,持续七十多年,形成文景之治的盛世,景帝末年,“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汉书?食货志》),显示出国家之富庶。

   唐朝初年又是中国历史上一盛世,即所谓贞观之治。由于唐皇室李姓,为了彰显自身得国之正,认老子李耳为祖,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因此,道家也成为唐代的正统治国学说,唐高祖将道经列入科举考试,[25]作为取士标准。加之隋末天下大乱,如同秦末一样,民生凋敝,“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贞观政要·直谏》),因此唐初也正是采用了休养生息的道家治国之术。例如唐太宗曾言,“我新即位,为国者要在安静”(《新唐书·突厥传》),“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贞观政要》·务农)。“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贞观政要·论君道》又言,“无为而治,德之上也”。因此,终唐一朝,大体始终以道治国。

   宋对于道家的崇信,并不亚于唐,例如太祖招当时的著名道士苏澄,采纳了其“无为无欲,凝神太和”的治国之策。太宗亦召陈抟老祖、张紫阳等拜会,此后北宋代历任帝王,大皆崇敬道家。[26]正因为北宋对内采用了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对外则采用了以贸易减少战争的策略,成就了文明的高峰。到了南宋,虽然较之于北宋加强了军备,但对内依然采用了与民休息的策略,乃至于两宋时期,成为中华历史上百姓生活最为富庶安定的时期,无论从人均粮食占有量、人均GDP、贸易量,都远超前代,[27]甚至高于后代,如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此后元明清三朝,在立朝之初,亦采用了无为之治的思想,例如,忽必烈崇敬长春真人,以全真教为国教,[28]内政上采取了兼容并包,减少官僚,休养生息的方式,而对外则鼓励在庞大的蒙古统治的欧亚大陆进行洲际贸易,这亦直接促进了欧洲中世纪的瓦解和文艺复兴的开端。明初类似于宋初,同样在大量的时间奉行道家无为的思想,明太祖朱元璋曾亲自撰写《《御注道德真经》,[29]推崇其为“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并深刻理解无为之要义,认为无为当有为后无为,就是要立制立法立规,“若治天下者,务使百姓安”。在朱元璋的影响下,明历任帝王多信奉道家,乃至于万历三十余年不上朝,虽然史书多认为其为昏君,然而百姓却依然安乐。如万历年间文人丁耀亢《长安秋月夜》写道:“忆昔神宗静穆年,四十八载唯高眠。风雨耕筈歌帝力,边廷远近绝烽烟。”又如文人顾梦游《秦淮感旧》:“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僦笙歌次。”可见百姓对无为而治的渴慕。清初亦如此,顺治和康熙皆为《道德经》作序注,顺治言,“以爱爱民,爱必不周,以事治国,国必不治。清净无为,则民自化矣。”康熙亲撰《御制道德经讲义序》言,“太上道德经,岂易言哉,虽玄门之精奥,其实修齐治平之理悉备焉,与吾儒之成己成物相表里者也”,而为政则以“轻徭薄赋,永不加赋”为国策。雍正是有名的佛教皇帝,自号圆明居士,但亦崇尚道家,主张三教合流,“性命无二途,仙佛无二道”。个人崇尚节俭节欲,为政亦主张对民间休息,采用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来减轻民众负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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