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洪华:中印伙伴关系复杂性的战略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9 次 更新时间:2021-11-15 00: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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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洪华   汪婷  
同中国的差距就越来越大,印度希望在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经济脱钩”与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中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角色,双方在全球层面的竞争因素有所凸显。

   第四,人文交流实践丰富,但相互认知差异明显。中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脉之一堪称明证。途径欧亚、连贯东西的“南丝路”促进了中国与亚欧各古代文明的联系和互动,传播了印度文明、宗教文化,形成了文化之间的交汇融合。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印相继开展“中印交流年”、“中印友好合作年”、“友好交流年”等活动,建立起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两国均重视青年交流,将其作为加强双边人文交流互动的重要路径。例如,2020年,中国驻印大使孙卫东线上分享中国抗疫经验,联合印度青年领袖联合会主席苏万共同主持在线交流,进一步促进了人文交流对话。

   另一方面,中印之间存在着自我重视、相互轻视的因素,值得我们深入关注。许多中国人认为印度基础设施较差、产业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总体经济发展环境比中国差,不可能超越中国。对中国而言,印度是次要战略方向上的主要国家,不属于中国对外战略的优先级对象。印度则一直认为自己的发展环境、发展潜力比中国大,应该比中国更有影响力,自己才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认为只要自己与西方国家搞好关系,就可以发展起来,对于是否与中国搞好关系并不重要。与之相关联,印度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被殖民统治的历史及其宗教影响下的政治文化孕育了进取心极强的战略思维,印度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敌手,认为两国之间的互动是两个平等强国进行的零和博弈。上述认知差异反映出两国深层次矛盾,严重影响着双边关系的发展。

   上述中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复杂性表现,究其原因,是由于战略认知差异、利益结构多元和协调机制局限等因素导致的。

   首先,战略认知差异导致中印关系复杂程度加剧,战略竞争态势突显。从历史上看,中国和印度的战略逻辑思维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文化传统反映在战略手段上是“渐进的”、“不具备进攻性”的。印度的政治和

   中印战略精英倾向于以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作为对外战略的逻辑起点,其思维逻辑具有基于历史因素和传统文化的建构性特征,反映在战略手段上是“激进的”、“变动的”。战略认知差异导致两国处理国家事务的行为差异,由此产生矛盾和误解。中印对伙伴关系的理解不同。中国谋求的伙伴关系是在各领域合作中秉持求同存异的理念,以互利共赢为基础,不断拓展共同利益的外交关系。同时作为中美两国战略伙伴的印度,在“战略合作”概念上与中国存在明显的认知差异。印度甚至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伙伴关系网是进行安全战略部署的手段,对印度的国家安全和地区霸主地位带来巨大威胁。对战略伙伴内容认知的差异造成中印在处理伙伴关系的方式以及深化战略合作手段上完全不同的做法,极大地影响了中印伙伴关系的推进。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美日印澳四边合作不断深入、印度国内政治生态急剧演变的背景推动对华强硬成为印度的长期性主基调,印度成为中国在次要战略方向上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迫使中国对西南方向战略态势的变化倾注更多注意力。

   其次,利益结构多元导致中印伙伴关系构建出现复杂性联结,共同利益遭受侵蚀。伙伴关系得以持续和升级的重要原因是共同利益的维护和拓展。中印核心利益冲突使两国的战略信任不足。印度一直将中国视作其崛起道路上的重大阻碍,尤其步入新时代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地区秩序的塑造者,印度深感威胁。有限的战略互信使共同利益拓展的难度升级,中印在伙伴关系安全利益的诉求上冲突逐渐不可调和,而非核心的共同利益对中印关系的实质性影响有限。经济利益是最经常的国家利益,但是只有在安全利益有保障之后,经济利益才会上升为国家对外政策追求的最主要内容。受安全利益的影响,中印经济合作始终有限。印度通过总体性战略评估认为,现阶段对华强硬,将使其在国际声望和地区身份、“印度制造”和增加就业、国际产业链转移和吸引外部投资、美印关系发展以及印度对地区中小国家的掌控能力等方面获得收益。为此,印度甚至在悄悄削减对不结盟运动的支持,对美国主推的“印太战略”采取更加积极融入的政策。

   再次,协调机制作用不足导致中印伙伴关系复杂程度上升,重回正轨并不容易。对边界问题的认知差异加深了中印双边协调的复杂性。印度将中国视为战略敌手,认为中国伙伴关系构建对印度形成战略包围,边界安全成为中印在印度洋地区博弈的重要原因。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考虑长期性、渐进性的方式,而非急于求成。邓小平指出,“中印之间要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边界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法无非是双方让步,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习近平强调,“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的复杂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只要我们坚持友好协商,最终能够找到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双方要共同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不使边界问题影响两国关系整体发展。”相比而言,印度在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上更强硬,希望越过协调而直接解决边界问题。尼赫鲁否认中印存在领土争端,莫迪则明确提出核实双方边界实际控制线的要求,迫切希望重启已经停滞的核实实际控制线进程。两国对待边界问题的态度不同,期望获得的解决方案大相径庭。无论中国是否愿意以及印度是否承认,边界问题已经成为塑造中印关系未来走势的核心问题。中印关系在未来可能很难按照两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期间所达成的系列共识推动边界问题的解决和在其他领域中的合作。

应对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复杂性的建议

   中印战略伙伴关系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利益联结,也存在着严峻的脆弱性和复杂性。随着战略竞争成为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突出特征,中印面对的国际态势均发生深刻变化。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锁定中国为势均力敌的对手,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时代。拜登政府继续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更加强调组建民主国家同盟的方式形成一致对华政策。在此影响下,美国加快在亚太地区构建反华战略网络。中美战略竞争的形成、亚太局势变化为印度实行机会主义政策提供了有利契机。一方面,在“印太”语境下,印度顺势参与美日印澳“四国同盟”,积极打造美印“2+2”对话机制,试图利用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平衡、限制乃至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印度仍与中国保持必要的联系和互动关系,在经济发展上与中国进行务实合作,利用金砖国家峰会机制和上合组织等保持对华联系。总体而言,中印战略竞争突显,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稳定性遭受挑战。但另一方面,中印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地位没有根本改变,两国面向未来的共同目标基础仍然坚实,中印之间的经贸互补性依旧广泛。两国不仅正视和积极推动解决双边发展中的问题,而且避免域外力量介入双边问题的方向没有变,都坚持双边问题双边处理。有鉴于此,两国存在着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轨的可能和基础条件。当前,如何妥善经略中印关系考验着中国外交,迫使我们深入思考。面向未来,需要双方摒弃零和思维,加强竞争管控,为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提供条件和动力。

   其一,发挥高层交往的引领作用,通过多层次交流弱化双边关系复杂性的影响。高层交往尤其是直接会晤能够减少因沟通不畅带来的战略疑虑,是解决中印两国面临问题、稳定发展的最有效途径。应注重发挥直接对话机制的作用,如提高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调能力,加强中印在低政治领域的对话与互动,从而在认知层面加强对彼此的战略了解,探索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维系已有的双边对话机制,就两国现有问题展开对话,推动达成共识;借助二十国集团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多边合作平台,举行高层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商讨、解决双边问题;利用多边合作机制加强沟通理解,拓展共同利益范围,通过交流减少复杂性的影响。

   其次,理性看待对方,推动中印双方形成新的全球战略共识。面对中印共同崛起的事实,理性看待对方至关重要。正如王毅指出的,要把分歧放在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关键是要坚持中印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的战略共识。两国需要客观看待对方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上升的必然性,客观看待对方国家利益拓展的必然性,强调双边关系的战略价值,强调两国在全球发展上的发动机作用,相互支持在完善全球治理、推进新型全球化、推进国际秩序变革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形成在全球身份上的战略共识。

   其三,依托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加强合作,稳固共同利益的认知。中印同属新兴大国,经济领域合作潜力广阔。我们要稳固双边经贸合作,择机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借助多边经济平台,深化经济交流层次,有利于缩小中印经济贸易顺差,推动合作,降低复杂性的消极影响。金砖国家机制是中印等新兴国家联合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新变革的新路径,为中印合作提供有效平台,为政治、文化、安全、生态领域的合作交流提供机会。我们还可以利用孟中印缅(BCIM)次区域经济合作,有效推动跨境经济和边界贸易的开展,增进多边利益,稳固共同利益的认知。

   其四,推动安全对话,加强竞争管控和危机应对,为中印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当前,中印关系的战略竞争性凸显,应客观看待中印竞争面扩大的现实,完善从“争端管控机制”转向“竞争管控机制”建设,防止竞争升级为争端。在此认识基础上,要提升应对边界危机的能力,加强中印军长级以上和相关国防部门危机应对机制建设。密切关注中印在海洋的竞争态势,及时跟进两国海洋发展战略及对海上安全形势的立场变化,积极探索建立中印海空联络机制,管控双边海洋安全竞争,共同努力避免恶性竞争,弱化危机和分歧的外溢性影响。与此同时,推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积极讨论打击跨境犯罪和贩毒合作的可能,弱化安全领域的复杂性难题带来的直接利益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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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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