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昊:中美日三边关系动向及日本的战略应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1 次 更新时间:2021-11-15 00: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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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昊  

   〔提要〕国际形势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更趋复杂多变。中美、日美及中日关系在既有走势上呈现新的动向。中美间的博弈持续深化,日美同盟协调加强,中日关系摩擦升温,导致中美日三边关系呈现新的形势。针对中美日三边互动特别是中美博弈,日本国内特别是与决策层关系密切的战略学界积极开展评估,以确保战略自主性与能动性为根本目标,积极调整对美、对华战略应对。当前中美博弈背景下,日本作为影响力不可忽视的“第三方力量”,其战略动向将进一步推动中美日三边互动形势变化发展。

   〔关键词〕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美博弈;中日关系;日本战略应对

  

   当前全球变局下,中美日三边已成为引导区域乃至国际战略格局的“核心三角”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催化下,国际经济政治权力转移、大国竞合博弈升级、国际秩序规则重构等引导国际变局持续演化。中美日三边关系互动更趋频繁,其“内部张力”与“外部辐射”同步增强。2020年,日美政权先后更替,影响其外交政策的国内政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2021年,中美博弈持续深化,中日关系亦趋向复杂。中美日三边中,日本的战略评估应对日益不可忽视,并对三边关系走势产生了直接影响。

一、中美日三方互动的当前特征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国际权力转移加速与大国博弈强化已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突出特征,并集中反映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上。疫情下,大国战略博弈的总体强度、焦点领域与展开方式均有新的变化。相较疫情前,中美日三方互动呈现新的特征,美、日联合针对制衡中国的态势再度增强。

   (一)中美对立持续加深,博弈形势复杂化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方基于既定霸权战略方针与国内政治需求,逐步强化对华战略竞争性,乃至趋向全面而非理性的“极限施压”。2020年,特朗普政府围绕疫情问题向中国发难,基于贸易保守主义并利用泛国家安全名义阻断中美经贸和科技往来,在涉台、涉港、涉疆等问题上挑衅中国,在国际舆论上加大对华诋毁,联络盟友加强对华地缘战略围堵,乃至多次宣称将改变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对华战略,实施“新冷战”。1特朗普执政末期,美方挑起中美间各领域矛盾议题,实施对抗手段,导致中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关系大幅度恶化。

   拜登上台后,在对华战略上基本继承了前任的竞争性框架。拜登及其外交幕僚均宣称,中国是美国最大战略对手,竞争仍是美国对华战略基调。3拜登政府高官“四面出击”, 积极拉拢盟国或“战略伙伴”共同遏制中国。相比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在对华战略上更倾向于多边制衡替代单边对抗,将对华竞争战略“推销”并“分包”给地区及全球盟友,通过协调并“引导”盟友战略选择,持续挤压中国战略空间,并重点在人权、科技、产业与贸易等领域构建“制华同盟”,增强对华长期战略竞争效果。2021年,中美尽管部分重启了高层战略对话,但由于美方持续对华施压,未能实质性扭转中美关系的下行走势。美国的霸权心态决定了其政治精英始终难以正视中国的发展,且试图再度战略动员,借助盟友力量强化对华遏制,导致中美博弈强度提升,复杂性显著增强。

   (二)美日战略互动关系改善,同盟合作强化

   尽管特朗普执政末期仍在经贸、驻日美军经费负担等问题上对日施压,但在美国对华竞争战略大方针驱动下,美日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双方以2020年《美日新安全保障条约》签署60周年为“契机”,深化防务合作,推动同盟关系及日本的安保战略转型。美日还以同盟合作驱动区域战略协调,促成美日印澳于2020年11月在东京再度举行外长级“四方安全对话”。2020年下半年至2021年初,美日两国经历领导人更替,但双边关系基本未受影响。而且,在拜登政府优先重振美国同盟体系、强化盟友战略角色的方针影响下,美日战略互动相较特朗普时期明显改善。

   2021年初拜登正式就任总统后,1月18日拜登与菅义伟通话;3月12日美日印澳四方首次举行首脑视频会谈;3月16日美日外长、防长在东京举行“2+2”会谈;4月15日至18日菅义伟访美与拜登会谈。美日积极推动两国战略互动趋向“阶段性高潮”,并集中推进以下议程:一是彰显美日“同盟团结”,重申相互战略支持;二是深化“全面而跨领域的”防务合作,推进太空、网络等新领域军事合作,加强双多边实战性演习协作;三是拓展同盟经济合作领域,构建美日“竞争力与韧性(CoRe)伙伴关系”;四是以美日同盟及日美印澳四边战略机制为核心架构,并鼓励欧洲盟国参与协作,共同强化“印太战略”的安全功能与经济功能;五是增强美日意识形态纽带,运用价值观因素重塑同盟关系,并引领其他“民主盟国”共同维护“以自由开放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六是强化对华战略协调,在外交特别是国际多边场合加强对华“联合施压”。尽管美日战略协作同步性有待加强,但借当前“有利时机”强化同盟合作已成为双方决策层及国内政治精英们的基本共识与行动。

   (三)中日摩擦矛盾显著增加,关系不确定性增强

   新冠疫情对中日政治协调与高层交流造成直接冲击。疫情暴发初期,中日围绕共同抗疫开展了一系列友好互动。但随着全球及日本疫情蔓延,以及中美战略竞争加强,日本国内对华强硬派、极端派声音逐步压倒温和派、理性派,对华舆论持续负面化,导致中日关系出现波动。菅义伟就任首相后,宣称维持对华协调路线,但同时强调,日本将在对华交涉中“切实表明(日方)意见,要求(中方)改变行动”,在争端问题上“坚定捍卫日本利益”。在此背景下,日本在钓鱼岛、经济安全、涉我内政等问题上的消极性政策日益增长,导致疫情前持续改善的中日关系由“暖”转“冷”,风险因素显著增加。

   进入2021年,日本更倾向于同美国战略捆绑,多领域配合美方对华遏制举措。一是聚焦并大力批判我《海警法》实施,强化东海钓鱼岛一线力量部署,挑动各国共同反对中方“单方面改变现状”;二是在涉港、涉疆及疫情问题上靠近美欧立场,污蔑中方政策;三是在涉台问题上违背承诺,频繁发表错误言论,乃至联合美方为“台海生变”预做安保政策准备;四是依托日美印澳四边机制、七国集团机制、日欧战略协调等,加强多边外交博弈,强化对华制衡;五是在经济安全特别是供应链保障、高科技领域追随美国等西方盟友构建排华体系,强化对华防范。从国内政治视角看,支持率下降的菅义伟政权对政局的掌控力持续下滑,既缺乏能力亦缺乏意愿改善中日关系。日本国内各派力量大多支持政府调整对华外交原则,以更强势姿态应对中国。日本对华战略制衡性的提升导致中日摩擦矛盾叠加扩大,特别是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对立和潜在冲突日益严重,关系不确定性增强。

二、日本关于中美博弈的战略评估

   中美日三边关系中,中美关系是主要矛盾,中美战略竞争是当前中美日三方互动的核心因素。但影响中美日三边的关键变量并非仅限于中美二者及其互动,日本作为中美之外“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博弈的客观影响与介入意愿是显而易见的。如何处理与中、美关系,在中美博弈下实现日本战略利益最大化,已成为牵引日本对外战略的核心议题。对此,日本国内特别是与决策层关系密切的战略学界正集中进行战略评估,评估内容体现出以下特点。

   (一)对中美博弈复杂性、风险性的看法进一步加强

   日本战略学界认为,中美博弈不仅趋向长期化、深刻化,而且相较疫情前正发生“性质上的变化”,疫情前中美博弈主要围绕经贸、科技、安全等具体领域竞争,疫情暴发后则发展成围绕政治体制、治理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体系之争”。拜登的对华战略将在某些方面维持乃至强化特朗普时期的对抗色彩,在西太平洋特别是台湾海峡,中美爆发军事冲突的几率正“大幅提升”,将对日本所处安全环境造成致命威胁,外交上日本也将面临“重大抉择”。

   在此判断下,五百旗头真、森本敏等日本学者呼吁从“实力主义”出发调整外交战略,确保日本在中美间“作为独立战略角色”,通过“战略的不可或缺性”获得主动。田中明彦、久保文明等指出,日本应审慎对待中美关系,侧重依托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同时与西方“民主盟国”及新兴国家强化合作,在中美之外拓宽战略出路。前自民党干事长山崎拓等指出,中美博弈下,日本应在同盟体制中配合美国战略,拓展日美防务合作,但同时应充分考虑自身安全利益,确保自身战略独立,推动日美同盟转型重塑。日本对美国的战略偏向乃至依赖是明显的,强调日美同盟为日本安全进行“再保险”;但亦较过去更加强调自主,减轻日美同盟对自己的不平等负担,走更灵活的“亲美自主”道路。

   (二)更加重视中美博弈下国际秩序变化趋势与主导权归属

   日本战略学界认为,中美博弈下“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经受重大冲击,且无论中美“都无法单独构建新国际秩序”,国际秩序的未来“取决于中美之外的力量”。兼原信克、中西宽等通过回顾日本外交“历史传统”,主张日本坚守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维护该秩序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日本难以承受现行秩序剧变的后果,而且很大程度上,日本国家尊严与国际地位的实现均维系于国际秩序环境。日本应着眼于“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构建,从维护有利于己的秩序和规制高度出发应对中美博弈。根据新的变化,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新的秩序理念与规则方案。

   基于以上思路,田中明彦、细谷雄一等主张日本应高举“国际协调主义”旗帜,以维护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为主要阵地,集中彰显日本的领导地位与道义身份,明确依托美、欧民主盟国、与认同“普世价值”的伙伴国家携手合作,展示“民主体制优越性”,“让自由主义的魅力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接受”。甘利明等指出,日本应在WTO改革、国际基础设施投资、数字经济等领域全面深入参与协商,力争做“全面、平衡、高水平国际规则”的牵引者,并增强自身在对中、美经贸协调中的地位。在秩序构建问题上,日本体现出比以往更为积极的多边共识与介入姿态。

   (三)更加担忧中国崛起给日本战略环境带来“深刻冲击”

   日本战略学界充分承认中国对日本的巨大影响力。但正如北冈伸一、神谷万丈等指出的,日本更需从抵御中国崛起带来的“战略冲击”出发,提高对华战略的主动性、强硬性。日本对华战略认知日益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中日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及行为逻辑上的差异“具有根本性”,运用“普世价值”对中国进行“规范化”的难度正在增大;二是中国崛起方式总体上不符合国际通行规则,且中国日益采用强力胁迫而非协调融合行动,对现状构成严重挑战;三是中日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日本将在经济自主、海洋安全、国际话语权等重大领域“受制于华”。可见,日本对华警惕心态不仅反映在中日固有具体矛盾层面,更日益延伸到日本所依赖的外部秩序与战略环境稳定层面。

   基于以上战略认知,北冈伸一、高原明生等认为,日本在维持对华合作前提下,在对华协调中明确表达日方关切与诉求,“制衡中方不符合国际规则的行动”,“抵抗中方的战略施压”。神谷万丈等主张,日本应抵制中国“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当中国挑战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础要素时,应毫不犹豫地加以反制”。另外,需克服在经济、技术层面“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在国际合作中“保留与中国的对话窗口”,但“不能在安全、人权、民主等问题上(对华)让步”。北冈伸一、渡部恒雄等称,基于中国在东海钓鱼岛活动强化,日本应加速对华安保政策改革,改变“单方面防御姿态”,通过分阶段提升反导体系能力、海空协同干预能力,在对华安保一线具备更强威慑力与反击力。

   (四)更加强调充分发挥日本战略能动与“独特优势”

日本战略学界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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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wang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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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北亚学刊》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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