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儒家学派的特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 次 更新时间:2021-11-14 0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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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 (进入专栏)  

  

   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想和学派,肯定不是凭空出现的,儒家也不是在孔子出生之后突然冒出来的,而是对之前漫长的社会和思想演化所积累的文化资源的一种凝结。春秋战国时期似乎一下子出现的诸子百家,都代表着一定人群的利益和特点。儒家的形成也是一样。中国文化从早期的巫史文化、祭祀文化发展到西周的礼乐文化,从原始宗教、自然宗教发展为伦理宗教,形成了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产生的深厚根基。

   诸子百家并不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派,而是遵奉某种信条和理念的行动团体,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要改造社会,因为周代的天下秩序在新的形势下已经难以维持了。按儒家的说法是“礼崩乐坏”, 所以不同的人就提出不同的政见,设想各自的理想社会形态,来干预现实的政治。比如墨家,提倡“非攻”和“兼爱”, 他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们四处平息战争,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道家的一部分人则认为最好是过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所以就躲到山林中,过一种隐居的生活。

   儒家则认为礼乐社会是最好的社会形态,呼吁恢复周礼,提出了一整套社会治理原则。由于儒家思想的全面性和孔子“有教无类”的开放态度,以及持续性的教育活动,儒家吸引了一大批信奉这样原则的人——经常被提到的说法是“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并成为诸子百家中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群体。

   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诸子百家的组织方式并不严密,很多人可以在不同的学说之间转换角色,比如商鞅一开始游说秦孝公用的就是儒家那一套政治理论,但因见效慢而没有被秦孝公采纳,商鞅再去游说的时候就改用法家的那一套学说。

   为了确立学派的核心价值观,孔子以后的儒家代表人物不断对“儒”进行重新界定,进而形成了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儒家的一些基本特征。

   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使用的“儒”字是在《论语》中,孔子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 就是在分辨“君子儒”和“小人儒”, 这可以看成是孔子试图区分他心目中的“儒”和一般所谓的儒,也可以说是关于“儒”的自我要求。这样的区分有学者认为,是儒家要与巫师相区隔。他说:

   “巫术礼仪”在周初彻底分化,一方面,发展为巫、祝、卜、史的专业职官,其后逐渐流入民间,形成小传统。后世则与道教合流,成为各种民间大小宗教和迷信。另一方面,应该说是主要方面,则是经由周公“制礼作乐”即理性化的体制建树,将天人合一、政教合一的“巫”的根本特质,制度化地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核心,而不同于西方由巫术礼仪走向宗教和科学的分途。……孔子告诫当时儒者不要成为民间老百姓(小人)的巫师神汉,而要成为士大夫所应承担的“圣人”礼制的守卫者和传承者。

   虽然巫史传统的说法有一定的争议,但是对所标举的士大夫所应承担的义务和人格理想的描述,的确是孔子及其后学自我定位的主要手段。

   说到儒,跟先秦时期的某一类人分不开,这类人有一个名称叫“士”。按照《说文解字》和《白虎通义》这样的著作的解释,士,就是能胜任事物,并“通古今,辨然否”。这类人要有办事能力,能通古知今,判别事物的准确与否。但这个说法太笼统。也有人说,春秋末年,原先的贵族不断地下降为士,而一些低层的社会成员上升为士,导致社会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群体。这个群体以担任一定的职位为追求,但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学识或能力去获得某个位置。

   子夏说“学而优则仕”。孟子也说,士之出仕,就好比是农夫去种地,是天经地义的。不过,在孔子和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看来,是否出仕担任一定的职位需要看外在环境,比如统治者是否贤明通达。士之出仕要选择符合天道民心的服务对象,否则,儒士就和那些鸡鸣狗盗之徒没什么区别了。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从孔子开始,儒家一直强调士和“道”之间的关联。“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孟子》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 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无论是在顺达还是困境中,士必须以道作为准则。“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儒家所经常采用的另一个自我评价的标准是“君子”。成为君子,是儒家对自己的要求。前文所说的君子儒和小人儒,就是要用君子的标准来要求。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君子的含义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最早的时候,“君子”指的是有德有位的人。但自孔子开始,试图放宽德和位之间的联系,立足于从道德品行的角度来界定君子,成为儒家的自我定位和社会角色的重要标志。

   “君子”在道德修养方面必须不断地“反求诸己”,层层向内转。但是由于“君子之道”即是“仁道”,其目的不在自我解脱,而在“推己及人”,拯救天下。所以“君子之道”同时又必须层层向外推,不能止于自了。后来《大学》中的八条目之所以必须往复言之,即在说明儒学有此“内转”和“外推”两重过程。这也是后世所 说的“内圣外王”之道。

   “君子”代表着比较高的境界:“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在荀子那里,“君子”是比“士”更高的层次。“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

   正如社会上有好人,也必定会有坏人,儒家在肯定君子的时候,也设定了其对立面——“小人”。这或许是出自这两个词的原意,君子本来是统治阶层的人,而“小人”则是普通的老百姓,但后来儒家基本上把这个对立转换为道德上的对立。

   儒家这一转变意义巨大,有德有位的说法有将道德和地位绑定的作用,本来是说有道德的人才可以有权力,但有时候会转变为一个人有权力,他就一定有道德;而儒家用君子和小人来说明一个人的道德高低,使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必然成为道德价值之标准。《论语》里面这样的话很多,比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集中讨论儒家的行为原则和品格的作品是《礼记·儒行》。《礼记》的作者是谁不太能说清楚,一般认为是孔子的那些弟子为记载和阐发孔子的思想而作。《礼记》中很多作品标明是孔子所作,或未必真是孔子所作,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它体现了当时儒家的一些基本思想倾向。

   《儒行》所记载的孔子和鲁哀公之间的一段对话,可以视为当时对于儒家品行做出最完整表述的一个重要文本。如果说《论语》和《孟子》更多的是从人格理想来展开儒之为儒的内容的话,那么《儒行》则更集中于儒者的行为准则的讨论,可以被看作是先秦儒者自我定位的重要文本。

   《儒行》开篇说:“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儒行》的对话场景设计是颇耐人寻味的,鲁哀公对于孔子所穿的服装是否是“儒服”的疑问,使人联想其“内在特性”和“外在形象”之间的关系。在孔子看来,儒之为儒主要在于内在的精神而非外在的冠服。

   按照孔颖达的说法,《儒行》所列的十七个条目,前十五条为对“贤人之儒”的概括,而第十六条为对“圣人之儒”的描述,第十七条是孔子的自谓。

   在对“贤人之儒”的概括中,《儒行》明显地表达了儒家一方面要加强自我的修养以等待有德之君的召唤,另一方面则指出,儒者之出仕与否要看君主的政治抱负和理想。比如,第一条说:“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这段话的核心在于强调儒者应该通过“强学”、“ 怀忠信”和“力行”来“自立其本”,如果能做到这些,人就好比美玉,自会吸引欣赏者。如果我们能记得姜太公钓鱼而等待周文王来礼贤的故事,就会知道这包含着士人的自尊和无奈。

   早期儒家特别强调对于权力体系的独立精神。儒家是不断在寻找改变社会的机会,但是其所期待的是改变社会而不是被社会所改变。这与汉代以后的情况有一些不同。因此我们能看到《儒行》第十五条说:“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儒行》中所强调的儒家的基本品格有:诚信、中正、忠信、特立、见利不亏其义、刚毅、仁义、博学、笃行、宽裕、推贤、利国等等,而一个圣人则是兼而有之。

   第十七条一般被看作是孔子的自况,这有一些不符合孔子自信但谦虚的本性,更可以被看作是对于儒家理想人格的描述:“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

   儒家在先秦时期的地位肯定没有后来高,可以想象儒生的地位也不一定很高,一些人甚至因为儒生的服装和行为方式而要戏弄儒生。孔子的这一席话起码先改变了鲁哀公对于儒生的不尊重态度,《儒行》的结尾引述鲁哀公的话说“终没吾世,不敢以儒为戏”,是否可以理解为在听孔子的话之前,他是经常以儒为“戏”的呢?

   但轻蔑儒生的行为到汉初还没有完全灭绝,比如刘邦这样的市井无赖出身的强人,一开始就专门拿儒生的服装开玩笑,甚至对着儒生戴的帽子撒尿,可见以儒为戏余风不绝。

   先秦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中,对于儒家的特性有明确描述的还有荀子。荀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法家思想逐渐走红的时期,因此,荀子一方面要强调儒家与法家的不同,同时也要强调儒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在《儒效》篇中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就是从儒家对于政治秩序的效能这一角度来说的。

   同时荀子还通过对别的学派作综合性的评价以突显儒学的意义。他认为许多学派是“蔽于一曲”而不能把握事物的整体。在《非十二子》中,他甚至对同属于儒家的“思孟学派”和子张、子夏、子游等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他在《非十二子》中批评子思和孟子打着孔子的旗号来兜售自己的观点,说子思和孟子因为采用了“五行”的观点而使儒家令人费解。而对子张等人直接就呼之为“贱儒”,可谓儒家最严厉的“自我批评”。他说:“弟佗其冠,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这些孔子门下的重要弟子,在荀子看来都背离了孔子,因为他们只注重理论阐发和作表面文章,缺乏治国安邦的行动能力,他认为只有孔子和子贡才堪称表率。

   荀子为了强调理想的儒家形象,在《儒效》篇中把儒生分成不同的层次,即“俗儒”、“雅儒”和“大儒”。

   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揜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 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儒墨有大致相同的社会理想,但是儒重礼义而墨主平等,荀子认为俗儒因不知“别”而与墨子“无异”。这些人是拿儒家标榜自己进而作为谋生手段,因此,称他们为“俗儒”。

   中间的层级是“雅儒”, 荀子说:

   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

   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拟怍,张法而度之,则暗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

   诸侯们任用不同层级的儒则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能:“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

  

   *来源:干春松《儒学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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