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从权利平等到机会均等——新中国教育公平的轨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49 次 更新时间:2007-01-22 20:50:08

进入专题: 教育公平  

杨东平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新中国不同时期教育公平的制度特征和当前影响教育公平的主要因素,认为在1977年之后,教育公平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教育权利平等转为教育机会均等。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两种不同的教育发展模式、转型期新的利益格局和“教育产业化”的发展路径等,造成对教育机会均等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教育公平/教育权利/教育机会

  

  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权利平等与教育机会均等两个基本方面,从教育权利平等到与教育机会均等,是认识1949年以来我国教育公平历程的基本脉络。新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可以清晰地划分为四个各具特点的不同阶段,即“文革”前十七年、“文革”时期、实行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以及社会转型和市场化等因素消长交织,影响新中国四个时期教育公平的不同状态。

  

  一、阶级内的平等

  

  “文革”前十七年教育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奠定了我国教育体制、教育价值和教育模式的基本面貌。建国之初的新中国教育延续了解放区的教育方针,不仅具有很强的革命意识,也具有很强的平民意识,十分重视教育平等的价值,强调教育面向大多数人,通过实行干部教育、业余教育、工农速成学校等多种教育途径使广大工农群众得以接受教育。这一方针直接来自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追求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五六十年代和“文革”期间,由于对家庭出身和政治标准的强调,工农子弟在各级学校一直占有稳定的较高比例。1952年,教育部规定了中等学校工农子女入学的比例,老解放区争取达到60%至70%,新区争取达到30%至50%。1953年的高校招生办法规定,在成绩达到录取标准时优先录取工人、革命干部等。[1]据1954年的统计,全国小学中工农成分学生已占82%,中学生中占60%以上。[2]高校学生中工农子弟的比例,1952年为20.5%,1958年高校新生中的工农子女已占55.28%,1965年达71.2%。[3]

  然而,就保障每一个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而言,当时教育公平的成就掩盖了另一个事实:从阶级斗争理论出发,当时的教育平等强调的是“阶级内的平等”,主张工农子女享有受教育的“优先权”,实行对“非劳动人民”子女具有歧视性的“阶级路线”政策,严重侵犯了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利。“阶级”内部的利益也是等级化的,出现了干部阶层的教育特权。1952年6月,毛泽东批示:“干部子弟,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4]从1955年起,取消各地干部子弟学校。但贯彻“阶级路线”,使干部子弟实际上获得更多重点学校的教育机会。基于家庭出身的政治评价,直接导致了“文革”时期“血统论”的泛滥成灾。

  新中国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面临既要扩大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权利、迅速普及教育,又要通过正规化、制度化建设为实现工业化和国防建设培养专门人才的双重使命。如何既保持大众教育的公平价值和革命精神,又为实现工业化迅速培养大量专家,对于新中国教育而言无疑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和严峻的考验。这一教育发展中“公平—效率”的矛盾,在当时的官方话语中称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1952年开始,围绕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和向苏联学习的运动,那些来自解放区的非正规的教育形式逐渐变得不合时宜而被停止,教育价值发生了由大众主义向精英主义的转变。

  “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在价值上的区别,基于对这一问题有不同回答: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振兴而言,重要的是培养少数出类拔萃的英才,还是使大多数国民接受必要的教育。在教育实践中,有这样一些比较重要的判据:(1)国家教育发展、资源配置的重心是在城市还是农村;(2)国家教育发展、资源配置的重心是在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3)中小学实行的是以培养合格公民为目标,以陶冶人格、提高素质、健康身心为主的普通教育,还是以高难度的学科知识为主、升学导向的教育;(4)学校系统是面向大多数学生、比较平等的,还是两极分化、实行严格选拔淘汰的“尖子教育”。

  1953年9月,全国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教育部门应当首先集中力量发展和改进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已有很大的发展,今后应当着重质量的提高。”[5]这可以视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49年12月确定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普及为主”的教育方针,仅仅实行了不到4年,就转为优先发展高等教育。

  更为明确地体现精英教育价值取向的,是中小学教育的重点学校制度。1953年5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办重点中学”。1962年教育部颁发《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这些学校的数量、规模与高一级学校的招生保持适当比例,与高一级学校形成“小宝塔”,并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拔尖”学校。这些重点学校主要建立在城市和城镇。它奠定了一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以及以升学为主要追求的价值取向,深刻影响了此后基础教育的发展。

  

  二、平均主义时期

  

  1950年代初普及型的大众教育与其后培养专家的精英教育一直处于冲突之中。毛泽东从不掩饰对正规化苏式教育的抵触,强烈批评城市化、升学导向的教育,并在1958年和1966年两度发起“教育革命”加以冲击。

  毛泽东的教育革命包括许多复杂的层面,除了对教育政治功能的过度强调和夸大,一个核心价值是对教育公平的关注。与当时重点发展高等教育的方针不同,毛泽东强烈主张面向农村、面向基层的教育,强调劳动人民子弟普遍的受教育权利。“文革”时期追求教育公平的实践,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改变城乡教育资源分布的格局,将农业院校等下放到农村,医药院校面向农村培养实用的“赤脚医生”、卫生员;加速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在农村扩大和普及高中教育;下放各级教育的管理权,中小学下放给农村和街道,实行由工人、贫下中农管理;取消重点学校制度和各种学校的差别(取消男校、女校、华侨学校、职业学校等),中小学实行免试就近入学;缩短学制,实行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大学三年的学制;简化教育内容,学校教育以政治教育和实用知识技能为主;发展多种形式、因地制宜的教育方式,如耕读小学、马背小学等,扩大工人、农民子弟受教育机会;通过“七二一大学”,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高校实行“开门办学”,让学生在学工、学农、学军的社会实践中接受教育,以打破“教师中心、书本中心、课堂中心”;取消各级学校的考试制度,高校实行免试推荐入学,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等等。

  可以看到,这些措施大多有某种合理的内核,也在“文革”前不同程度地实行过。但毛泽东通过彻底否定知识分子、用政治批判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推进其教育理想,是十分简单粗暴和极具破坏性的。最典型的当属取消学校考试制度和高考制度。“文革”中企图打破和超越“文化资本”的积累,用“革命”的手段改变工农群众的文化弱势地位,这一努力是不成功的。他完全否定了相对而言最为公平的统一考试制度,免试推荐制度演变为严重的权力交易,从而损害了多数人的教育权利。

  虽然“没有考试的教育”广为人知,但真正影响深远的是农村教育。“文革”时期的教育呈现一种奇怪的混合:在知识权威扫地、反智主义盛行的同时,出现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大普及。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要“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1974年,国务院科教组提出“继续大力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在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6]通过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限,强调教育面向基层、面向农村,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多种形式发展教育,使城乡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因而,1970年代初,当高等教育奄奄一息之时,中小学教育却得到了大发展。1976年全国小学生数比1965年增加了29.1%;中学更是加速度发展,1976年全国中学生数比1965年增加6.25倍,初中生增加5.4倍,高中生的增长尤其迅速,共增加了11.3倍。[7]教育重心下降,面向农村的发展是实质性的。如表1所示,初中在校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33.7%提高为1976年的75.2%,高中在校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9.0%提高为1976年的62.3%,这是十分惊人的。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100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

  毫无疑问,如同“大跃进”时期一样,“文革”期间中小学教育数量的发展是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当时小学学制为五年,初中、高中各二年,取消了考试和留级,教学内容十分简单,实际的教育程度远远达不到“文革”前的水平。但是,如果不是以“升学教育”的标准,而以实际的功用去评价,那么应当承认,这种低重心、实用型的教育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学生基本的学习需求,如同当时实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样。许多今天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的1960年代生人,正是受惠于1970年代农村的基础教育。

  

  三、“分数面前的平等”

  

  1976年之后,对“文革”教育的拨乱反正和对“左”倾错误路线的否定,重新确立知识的尊严,重新建立起以考试制度为核心、以学习能力为标准的公平竞争的制度,使建立在血统、家庭出身上的教育歧视迅速消除。随着从1986年起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教育公平的基本主题由教育权利平等转变为通过普及和扩大教育,追求教育机会均等。

  虽然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给新时期的教育提供了一个来自公平的强大推动,但是,在新的发展境遇中,对教育公平的关注马上就被发展科学技术、实行赶超型战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目标所压倒。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要极大地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没有‘三老四严’的作风,没有从难从严的要求,没有严格训练,也不能达到目的。”[8]他强烈地提出要“早出成果,早出人才”,要求“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9];提出集中人力物力举办重点学校,把最好的教师和学生集中在重点学校,保证培养出一定数量的高水平人才。教育重新建立起以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为重、培养尖子的价值观,蹈入精英主义的发展路线。

  尽管在1980年代教育公平并未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当时显露的教育问题主要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脑体倒挂、教师待遇低下、片面追求升学率等等,但实际上当时农村学生辍学流失、危房坍塌、城乡教育差距扩大等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与此同时,在形式平等的外表下,基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阶层差距开始出现,工农子女在高等教育中的比例逐渐下降。如对北京8所高校1980年入学新生家庭背景的抽样调查显示,父亲职业为农民的占20.2%,工人占25.0%,干部占15.5%,专业技术人员占39.3%。[10]1982年,胡建华等对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在校生的调查显示,父亲为农民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22.7%,包括工人在内的“体力劳动者”的子女共占40%。[11]据北京招生办统计,1990年北京共录取新生17248人,其中干部、军人、职员的子女占78%,工农子女占21%。[12]

  

  四、“教育产业化”的影响

  

  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教育是以教育规模、数量的急剧扩张为主要特征的,从而使教育更具有全民教育的性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社会变迁,使教育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唯一不变的是教育的贫困。它成为一个致命的诱因,在实现国家主义的发展目标与追求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旧有的制度性障碍在市场环境中的演化,产生转型社会特殊的教育问题。教育走上一条被称为“教育产业化”的路径。其基本特点是:

  (1)教育改革以解决教育经费短缺为核心,以提高宏观效率为主要取向。“两基”达标、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高校投资体制多元化等等,都是从这一基本现实出发,围绕这一目标进行的。各级教育在数量和培养规模上的扩大、尤其是高校的大规模扩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杨东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教育公平  

本文责编:zhangch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教育学 > 教育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963.html

4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