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强: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的基本经验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 次 更新时间:2021-11-11 15: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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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强  

  

   四、始终高举为世界担当尽责的道义大旗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它“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25)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体现在对普遍平等的不懈追求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建设一个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并最终达成“自由人的联合体”而不懈努力。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角度看待中国革命,将中国反抗外来侵略和本国封建反动统治的斗争视为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平等。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对立阶级,作为压迫民族的帝国主义列强既是造成中国积贫积弱的关键,也是导致全球动荡不安的根源。因此,中国革命“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26)“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27)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仅着眼于国内的发展状况和阶级力量,团结带领广大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同时也注重国际联合协作,通过自身革命的胜利支持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事业,以最终实现世界民族自决和永久和平的远大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追求建立一个以平等为核心、没有压迫和剥削的世界。中国将社会主义阵营视为和平、民主和正义的力量,因而积极发展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成员之间的友好关系,坚决抵制和反对美国的对外侵略行动,把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斥为谋求国际主导地位和推行霸权主义的政策工具。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逐渐走向破裂,这表面是两国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主导权之争,实则是双方关于如何构建世界社会主义秩序的道路较量。在中方看来,苏联逐渐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偏离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确方向。此后,中国在外交上“两个拳头打人”,既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又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路线,目的仍然是要构建一个基于国家、阶级之间完全平等的理想世界秩序,这反映了“中国摆脱苏联控制,在两大超级大国之外探索独立外交路线和国际秩序目标的合理性”。(28)在此基础上,中国坚定站在广大亚非拉国家一边,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给予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和经济社会发展大量支持,为恢复自身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中的合法席位积极抗争,“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为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所作的真诚努力”。(2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努力发展自身的同时继续致力于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在全球层面,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治理机构中的合法席位,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重要多边安排,并签署了大量国际公约与条约,实现了从国际体系之外的激进革命者向国际体系内建设性参与者的重大转变,在国际维和、打击恐怖主义和应对金融危机等重要全球议题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地区层面,中国坚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通过谈判方式解决边界争端和海洋纠纷,依托中国—东盟(10+1)合作等机制推动区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积极应对“三股势力”、朝鲜核问题、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为中国周边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中国还始终坚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和立场,在明确不结盟、不当头的前提下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全方位务实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增长,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为世界担当尽责的意愿进一步上升,更加注重超越个体利益和局部视野,通过参与解决各国普遍关切的全球性问题更好地维护人类的共同和整体利益。正如习近平强调的:“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30)在这一总体要求下,中国共产党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方位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引领国际秩序转型、推进全球治理变革,将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推向全新高度。特别是习近平着眼于人类共存共荣的国际现实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具体而言,政治上,中国倡导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通过制度规则来规范协调各国关系;安全上,中国坚持共建共享,呼吁超越零和博弈和安全困境,以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观来缔造长久和平、实现普遍安全;经济上,中国主张推动世界均衡发展、共同繁荣,克服日益扩大的南北差距和发展鸿沟,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会和正当权益;文化上,中国强调交流互鉴,反对将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反对将自身的文化制度强加于人,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合共生;生态上,中国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倡导共同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以对外交往的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发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欧亚大陆乃至全球的互联互通进程,为世界经济增长和新型全球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实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改革,合作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使得国际金融格局和治理结构更加均衡合理。中国加大了对联合国维和事业的支持力度,“已成为联合国第二大维和预算摊款国和经常性预算会费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31)并通过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为联合国维和提供资金支持。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调停,在解决巴以冲突、管控朝核与伊核危机、推进阿富汗和平进程等安全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推动建立包容性、可持续的国际和地区安全架构。中国积极对接并全面履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力度,帮助提升其自主发展能力和工业化水平。中国积极参与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和公共卫生等全球问题的治理,明确向国际社会承诺将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做出了重大贡献。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中国全力参与国际抗疫合作,向有需要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包括专家指导、资金援助、物资出口和疫苗供给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成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开展政党外交,加强与世界主要政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交流,共同探讨人类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回答好“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贡献了中国方案。凡此种种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负责任大国应有的国际担当,也为高度不确定的世界注入了巨大的确定性。

  

   五、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合作相协调

  

   近代以来,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威逼,旧中国政府频频割地赔款,国家主权丧失殆尽。因此,中国共产党格外珍视独立自主,坚决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和控制,坚持用中国办法解决中国问题。“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32)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对外合作,为国家的独立、发展和复兴争取国际支持、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力量弱小,面临的国内外敌人十分强大,不得不借重国际力量来推进中国的革命事业。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也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由于远离中国实践,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共产国际的一些错误决策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正是基于对城市中心暴动失败和无产阶级领导权旁落的深刻反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推动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呈现燎原之势。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党内“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声音,毛泽东科学分析和估计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批评了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倾向,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确定了参加对日作战的正确战略战术,为战胜日本法西斯和发展壮大自身指明了正确方向。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又排除了外部势力的干预,做出了用革命手段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背后的美帝国主义的战略决策,最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是“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合法地位,争取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被剥夺的大国地位,并力图重振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33)这就需要废除旧中国政府同外国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和影响。为此,新中国明确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取消了西方列强在海关、驻军、内河航运与领事裁判等方面的特权,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拥有的企业、房产、机构以及在华长期享受的所谓“国民待遇”也依法得到稳妥处理。至此,中国人民真正做到了以独立和平等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对外政策上选择对苏联“一边倒”,通过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合作维护了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获得了经济恢复和工业化起步所需要的外部援助。但是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对派。”(34)正是由于坚持了真正的独立自主,新中国才能彻底打破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各种枷锁,才能够从中国自己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才能够抵制苏联将中国纳入其分工体系和战略安排的企图进而建立起独立的工业和国防体系,也才能够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和现实利益需要推动中美和解进而构建起中美苏战略大三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深刻意识到中国同发达国家在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距,坚定不移地融入了现行国际体系,以开放心态学习借鉴世界先进的经验做法,为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争取到宝贵的外部技术、资源和经验。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关系,使得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不过,中国在持续扩大开放的过程中仍然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并通过四项基本原则设定了改革开放的政治底线。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特别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35)中国共产党对独立自主的坚守使得中国能够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身对外政策立场,赢得了国际上广泛的支持和信任;也使得中国在对外开放合作中维护了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妥善处理了香港、澳门回归相关事宜以及同有关国家的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纷争;更使得中国经受住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严峻考验,既没有回到过去那种体制过于集中、思想高度僵化的老路,又避免了不少后发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照抄照搬甚至全盘西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21世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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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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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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