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年均9.7%的高速度持续增长了40年，改革与开放是中国增长表现优异的两个关键驱动因素。其中，构建大口径外循环、较大规模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中国发展进入新时期，要素禀赋与40年前相比发生根本变化，经济规模、贸易规模、资金跨国流动规模等均居世界前列。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也发生很大变化，我们与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从互补为主转变为互补与竞争并存。综合考虑各方面变化，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各自地位和相互作用与前40年有很大不同。本文分析今后我国发展的有利和约束条件，分析全球产业链、创新链调整发展趋势，分析今后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的新特点新要求，并就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提出相关的体制和政策建议。

　　 一、全球产业链与外循环的重要性

　　 （一）全球产业链形态的外循环

　　 20世纪80年代末，对外贸易是拉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由于国家或地区间自然禀赋和其他资源的差异，各国或地区通过国际贸易分享分工专业化带来的利益。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对自身资源的分析，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互比较，总能找到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产业在全球范围内根据比较优势分布，与产品相关的完整产业链相应地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形成。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网络时代的到来与信息技术的发展，通信成本和交易成本持续下降，运输技术压缩空间的“时间距离”并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优势，将产业价值链中可分解制造和组装的部分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促进国际分工从最早的不同产业的全球分工，到产业内全球分工，又发展到企业内的全球分工，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 [2] 全球产业链的形成，部分是因为链上的国家“不会全部制作”，只能加入全球产业链之中制作其中一部分；部分是因为“会做但不是最好”而谋求全球分工合作的利益，主要是规模经济利益和专业化利益。 [3] 据统计，全球贸易中的2/3以上是由全球价值链推动的。 [4] 全球价值链的出现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协调产业转移，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进口投入品和国内产品之间的互补性会导致生产率的提高，这与从较低价格或更高质量的国外投入品中获得的直接收益相比具有更大的意义。 [5]

　　 （二）中国经济增长与外循环的重要作用

　　 对国民经济“内循环”“外循环”通常有两种理解。一种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内需”，相应地将外循环理解为“外需”； [6] 另一种从产品市场和资源供给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向国内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内生产要素，将外循环理解为向国外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外的生产要素。 [7] [8] 其中，内循环的含义和所指现实状况相对稳定，而外循环的特点和意义变化较大。下面就这两种角度分别做分析。

　　 基于GDP支出法核算恒等式进行因素分解，是标准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估算内需外需贡献的基准方法。支出法核算的GDP包含消费总额、资本形成总额、货物与服务净出口三部分。整体的增长可以分解为各个部分增长之和，各个部分的增长占整体增长的比重就是其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这种方法以消费和投资表示内需，以净出口表示外需，逻辑关系清楚。例如，一国如果投资5亿元，消费5亿元，出口2亿元，国内总产出就是12亿元；但如果同时还进口了2亿元，那么国内投资或消费中就有2亿元不是国内生产的，应剔除，即外需中的出口被内需中的进口抵消，贡献为零，国内总产出就是10亿元。但用净出口衡量的出口贡献是“净外需”，虽然精确反映了GDP核算中的恒等关系，却未能恰当反映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一个简单的反问是：一个完全无国际贸易的国家，与一个有大量进口和大量出口但两者相等、净出口为零的国家，两者的增长机理相同吗？再看前面的举例，如果不发生2亿元进口和2亿元出口，国内的投资和消费很可能既达不到各自5亿元的规模，生产和消费结构也会不同。因此仅看净出口为零就认为外需没有贡献是很不恰当的。恒等关系只是增长结果的静态表达，隐含假设是总需求各个部分相互独立、互不影响，这明显不符合实际，反映不出各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

　　 基于产品市场和资源供给的角度，外循环（出口和进口）能够利用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对经济增长、就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包括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能够更多吸纳就业，出口商品参与国际竞争产生压力动力，出口获得外汇能够进口能源资源和先进技术设备，引进资金能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外投资能扩大海外市场，等等。这些具体表现将在后面做详细的分析。

　　 这里我们用外贸依存度这个指标，从宏观上分析外循环在我国经济总体循环中的比重及其地位变化。外贸依存度定义为一国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增长与国外资源和市场的关联程度，比重的变化意味着外循环地位的变化。外贸依存度还可以分解为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即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市场的重要性；进口依存度即进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供给的重要性。 [9]

　　 图1显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明显上升，从1980年的14.1%上升到2006年的最高值64.5%，2019年又回落至35.6%，但仍然显著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的变化也是相似轨迹。总体上看，外循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加强，同时也呈现出从低到高再有所降低的波动。

　　 图1 中国外贸依存度

　　 注：图中的贸易指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三）大国经济中的外循环：发展常态与特点

　　 本部分做一点国际比较。下面图2、图3和图4分别列出改革开放初期、中期以及目前我国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三项指标，并与人口1亿以上的大国进行比较。人口大国之间在市场规模、消费结构和产业体系等方面有相似性，可比性较强。

　　 第一，大国外贸依存度普遍提高。过去40年，经济全球化较快推进，各国外贸依存度都有明显提高。图2、图3、图4显示，这些国家的平均依存度从1980年的28.1%，提高到2006年的46.9 %，后略有回落，2019年为43.1%。总体上看，对外贸易的地位显著提升，外循环的作用显著加强。

　　 第二，中国外贸依存度排序上升位置正常。过去40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在大国中排名由低至高再到中等水平。1980年，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地位较低，外贸依存度仅为12.42%，在所有大国排名最后，比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28.19%低近16个百分点。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较1980年提高近5.2倍，达到了64.48%，在所有大国中仅次于菲律宾，排名第二位，高出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17.6个百分点，这也是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地位最为显著的时期。此后，外循环的地位又有明显下降，到2019年排名居中偏后，比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低7.5个百分点。总体上看，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符合大国的一般规律：在发展水平较低时依存度较低，在快速发展中排名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趋于稳定后排名也开始降中趋稳。2019年，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为26.39%，2018年日本为36.82%， [10] 都低于大国的平均水平。

　　 图2 1980年人口大国外贸依存度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图3 2006年人口大国外贸依存度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图4 2019年人口大国外贸依存度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上述分析表明，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看，外循环在中国经济过去40年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处于大国的平均水平和正常状况。

　　 现在，我国已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居世界前列。从经济总量看，2019年GDP总量已接近100万亿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了超大规模的经济基础。从产业体系看，我国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需求看，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市场，中等收入群体超过5亿人，人均GDP迈过1万美元，可以提供国内产业所需要的各类市场。从科技能力看，我们的科技水平不断提升，研发规模达世界第二位，大规模生产能力可以有效分摊高额研发费用，使更多的创新在成本上可行。综合各方面条件，经济发展更多地转向依靠内循环，这既是过去几年的现实变化，也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个状况会相对稳定，中国增长呈现出大国在这个阶段的共同特点。

　　 二、要素禀赋失衡、外循环赋能与资源均衡配置

　　 （一）要素禀赋失衡与大规模外循环

　　 改革开放的前30年，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外贸依存度在2006年高达近64.5%，其中出口依存度更是高达36%。这对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实属很高了。导致外循环“失常”高比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要素禀赋严重失衡，较快增加就业和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有大口径的外循环。

　　 改革开放伊始，我国要素禀赋极度失衡，几种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畸高畸低，其中：劳动力极为富裕，1980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22.4%；而资金和技术极为短缺，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仅为2%，研发投入仅为0.5%；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分别占7%、6%和1.5%。如此失衡的要素禀赋，无法将较多劳动力吸纳到现代经济部门，潜在巨量内需无法实现，高比例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隐性失业，收入极低。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