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围园除后密谋与维新变法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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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 (进入专栏)  

(一)新旧互劾与礼部六堂官事件

维新派认为要推行新政,必须罢黜守旧大臣。6月1日(四月十三日),康有为代杨深秀拟折,建议光绪帝为推行新政而“大用赏罚”,“嘉奖其举行者,罢斥其废格者,明降谕旨,雷厉风行”。 [1] 6月20日(五月初二日),宋伯鲁、杨深秀上奏,弹劾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痛诋西学”,仇视“通达时务之士”,要求令其退出总理衙门。 [2] 光绪帝本欲将其罢斥,因刚毅说情,改为令其自行回奏。6月22日(五月初四日),许应骙在回奏中反守为攻,指责康有为“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问”,要求将其驱逐回籍。 [3] 7月6日(五月十八日),文悌上折赞扬许应骙,攻击康有为“名为保国,势必乱国而后已”。 [4] 光绪帝认为此折“受人唆使”,明确批示:“文悌不胜御史之任,着回原衙门行走。” [5]


文悌未能驱逐康有为,但是,时势却创造了一个将康有为调出北京的机会。7月17日(五月二十九日),御史宋伯鲁上折,建议将《时务报》改为官报,移设北京,在上海设分局,由梁启超主持。26日(六月初八日),管学大臣孙家鼐上折,认为梁启超已奉旨办理译书事务,势难兼顾,提议由康有为督办,得到光绪帝批准。对于这一任命,康有为的解释是:“殆由大臣相爱,虑其喜事太甚,故使之居外以敛其气。” [6] 但是,这以后康有为并未动身,仍在北京指挥维新运动。不久,发生礼部六堂官事件,新旧矛盾进一步激化。


光绪帝宣布变法维新后,在一段时期内颇有干劲。但是,他的改革举措受到守旧大臣的强烈反对,有些举措,守旧大臣虽不反对,但短时期内难以贯彻。光绪帝急于见效,便一次次下诏催促,口气也一次比一次严厉。8月10日(六月二十三日)为光绪帝“圣诞”之日,《明定国是诏》已颁布两月,光绪帝再颁上谕,要求诸臣认真对待交议各事,不得面从心违,敷衍塞责,同时要求各省将军督抚悉心筹度,“推广口岸,展拓商埠”,加强开放力度。 [7] 8月26日(七月初十日),光绪帝传旨申斥刘坤一、谭钟麟称:“泄沓如此,朕复何望!倘再藉词延宕,定必予以严惩!” [8] 次日,光绪帝再发上谕,要求大小臣工“洗心革面,力任其难,于应办各事明定期限,不准稍涉迟玩”。 [9] 他很想惩处几个守旧派大臣,借以立威。9月4日(七月十九日),革去阻挠王照上书的六个礼部堂官。


王照时任礼部主事。他认为慈禧好名,关心个人权力,没有固定政见,和光绪帝之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可以弥合。8月21日(七月初五日),王照上折建议光绪帝奉慈禧巡幸中外,造成“奉太后之意以变法”的印象。他按照光绪帝广开言路的新规定,请礼部尚书许应骙和怀塔布代递,为二人所拒。王照在康广仁鼓动下上奏弹劾,又为礼部侍郎堃岫、溥頲所阻。王照称:你们不收,我即递都察院。堂官无奈,只得收下。许应骙为了替自己辩解,反过来弹劾王照“咆哮署堂,藉端挟制”,“妄请乘舆出游异国,陷之险地”,“用心不轨”。 [10] 9月1日(七月十六日),光绪帝谕令交部议处。9月4日(七月十九日),吏部提议降三级调用,光绪帝认为太轻,谕令革去许、怀等六个礼部堂官的职务,同时表扬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11] 慈禧太后长期掌握朝中大权。光绪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是大事,但是,居然事前没有向她请示,自然,这是慈禧太后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怀塔布和慈禧太后同属叶赫那拉一族,满洲正蓝旗人,靠亲贵的地位发迹。他的老婆经常出入颐和园,陪侍慈禧太后,直接通天。怀塔布被革职后,立即赶赴天津,与荣禄密谋。他的老婆则到颐和园向老佛爷哭诉,造谣说皇帝“且尽除满人”!慈禧太后对光绪帝变法本持观察态度,废八股之类的改革可以允许,但是,一涉及满族亲贵的权益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她就不能容忍了。


8月24日(七月初八日),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出园后发布谕旨称,将于九月巡幸天津,举行阅兵。谕旨引起了康有为等人的疑虑,担心慈禧太后借阅兵之机,废掉光绪帝,便以之为借口,开始策划武力夺权。


(二)光绪帝密诏求救

9月13日(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命谭嗣同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开懋勤殿故事,拟一上谕,准备赴颐和园向慈禧请示。康有为觉得事成有望,便指使王照和徐致靖分别上折,推荐自己和康广仁等为顾问。次日,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刚刚露了几句口风,发现慈禧怒形于色,就没敢多说下去。请安中,慈禧太后特别批评光绪皇帝,对怀塔布等人处罚过重,乱了家法。9月15日(七月三十日),光绪帝即召见杨锐,交给他一道密谕,内称:“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密谕自述为难之处道:“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光绪皇帝要杨锐与诸同志妥速筹商,找出“良策”,既能罢免守旧大臣,选用新进,变法图强,而又能不触犯太后。他表示:“十分焦急翘盼之至!” [12] 这道密诏传出了慈禧反对变法、皇帝力量薄弱、“朕位且不能保”等信息,令杨锐既震惊,又紧张,他不知道怎么办,直到9月17日(八月初二日)才将密诏交给林旭。


在赐杨锐密诏之后,光绪帝又于9月17日以明诏形式,命康有为迅速离京,“毋得迁延观望”,还召见林旭,命他带给康有为一道密诏,解释命康迅速离京的用意,内称:“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13] 两道密诏,说明光绪帝已经预感到形势将有大变动。


(三)康有为策划武力夺权

在对慈禧太后的估计上,王照是一种意见,但康有为则认为,慈禧太后顽固不化,要扩大光绪皇帝的权力,维新变法,必须除去太后。康有为只是一介文人,他完全懂得,必须取得武人的支持和保护。淮军将领聂士成是王照的把兄弟,康想利用这一关系通过王去争取聂,许以直隶总督之任,但是,王照不认为慈禧太后有废皇帝之心,否定此议。康有为觉得,此外就非袁世凯莫属。


袁世凯是淮军将领袁甲三的侄孙,曾随吴长庆督兵驻扎朝鲜。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签订《马关条约》之后,袁世凯在北京请人译撰兵书十二卷,献给荣禄,自称门生。袁提倡用西洋办法治军,得到荣禄赏识,因此,被委任为新建陆军督办,负责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康有为成立强学会时,袁世凯不仅捐款资助,而且和康饮酒高谈,称康为“大哥”。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胶州湾事件后,袁世凯向翁同龢连上两份说帖,建议选择“二三忠诚明练督抚”,参照西法,就用人、理财、练兵三大项试行变革。这两份说帖康有为未必能够见到,但言谈间必然对袁的观点有所了解,视袁为同志。他便一面派人去袁处,离间袁和荣禄的关系,一面建议光绪帝召见袁世凯,“隆以礼貌,抚以温言,赏以茶点”,争取袁感恩图报。


当年7月(六月),康有为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禄到袁世凯幕府中,对袁进行考察,同时离间袁和荣禄的关系。袁称赞康有为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并隐约表示对荣禄不满。康有为得到讯息后,决心荐袁。他先替徐致靖草折,请求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加官奖励;接着,又命谭嗣同上密折,请求光绪皇帝收抚袁世凯以备不测。处于孤立状态的光绪皇帝也觉得是个办法,便于9月11日(七月二十六日)命荣禄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16日(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详细询问军事状况,旋即命袁世凯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袁世凯原来的职务是直隶按察使,晋升为侍郎,属于不次之拔。17日(八月初二日),袁世凯向光绪帝谢恩,光绪帝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14]


光绪帝用袁,当然具有“自保”的意味,但未必有具体打算,而康有为荐袁,则已经有了明确方案。唐朝宰相张柬之为了废掉武后,曾命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率兵入宫。康有为熟知史事,想重新搬演这一故事。9月12日(七月二十七日),谭嗣同的好友、和会党广有联系的毕永年到京,康有为便于14日(七月二十九日)夜动员毕扮演李多祚的角色。他的计划是,派毕到袁世凯军中当参谋,在袁军包围颐和园之际,由毕率领百名士兵逮捕并处死慈禧。 [15] 袁世凯在受到光绪帝的不次之擢后,曾向康有为送过一张感谢帖,表示蒙荐引提拔,不胜感激,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6] 康有为收到此帖后,更加坚定了用袁之心。


9月18日(八月初三日),林旭到南海会馆,将光绪帝要康有为尽快离京的密诏交给他,同时带来的还有光绪帝9月15日(七月三十日)交给杨锐的密诏,康有为找来谭嗣同,共同跪读,又召来梁启超、康广仁等人,研究营救光绪皇帝的计划。这时,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也来了。康有为等便有意哭得更响亮、更动情一点,企图以此感动徐世昌。这样,徐世昌也哭将起来。于是,南海会馆里顿时一片哭声。


(四)谭嗣同夜访袁世凯

谭嗣同不赞成康有为依靠袁世凯围园除后的方案,但他也别无良策,便听从康的意见,建议电调唐才常到京协助。9月18日夜,谭嗣同到法华寺夜访袁世凯,直率表示:“皇上现有大难,非公不能救!”袁当即作出大惊失色的样子,询问“皇上难在何处”。谭称:“荣某近日献策,将废君弑君。”随即出示一份拟就的奏折草稿,内容大意是:“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袁读后问谭:“围颐和园欲何为?”谭答称:“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他向袁坦陈:“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只请您做两件事:诛荣某,围颐和园。公如不应允,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进宫请旨。”谭并向袁保证,皇帝一定会批准这一计划:“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明日皇上定有朱谕一道,当面交给您。”


至此,关于计划本身,袁世凯已无话可说,他便摆困难:“北洋宋庆、董福成、聂士成各军,有四五万人,淮练各军有七十多营,京内有旗兵数万,本军不过七千人,能够动用的不过六千人,如何能办此事?”他还谈道:“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他要求谭容许他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然后再回复具体办法。他打定主意,既不答应,也不拒绝,而谭嗣同却一再催促,声色俱厉,要袁立即决定,以便入宫面奏。袁世凯觉得谭嗣同衣襟高耸,似乎藏有凶器,便转变语气,推延到九月行事,他说:“九月皇上即将巡幸天津,到时军队汇集,只要皇上一寸纸条,谁敢不遵?何事不成!”他向谭嗣同保证:“此事在我,你可放心。”谭即鼓励袁:“报皇上之恩,救皇上之难,建立奇功大业,掌握天下事,在公此举。”说到这里,谭嗣同用手拍了拍脖子:“如您到颐和园告变,杀我,害及皇上,可以得富贵。”谭嗣同觉得该摊牌了,以激烈的语气将两条路摆得分分明明,要求袁世凯决断。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我三代受国家深恩,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说着,袁世凯慷慨激昂起来,“阅兵时,如果皇上到了我营中,杀荣禄如杀一狗耳!”这时,谭嗣同从座上起立,连连向袁世凯作揖,称他为“奇男子”!最后,谭嗣同表示:“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才能办事!” [17]


袁世凯没有答应马上行动,谭嗣同很失望;但是,袁世凯也没有坚决拒绝,这使谭对未来仍然抱有希望。康有为除寄希望于袁世凯外,还寄希望于列强。当年夏历四月,康有为曾与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约定,召开“两国合邦大会议”。 [18] 9月18日(八月初三日),康有为见到光绪帝的密诏后,立即会见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提出以李为光绪皇帝的顾问,李则建议中国、日本、美国、英国组成“合邦”(联盟),共同抵御俄国。 [19] 次日,康有为访问李提摩太,拟请英国驻华公使出面相助,但公使已到北戴河避暑;再拟寻美国公使,美国公使已赴西山。


当日下午,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回宫。


(五)慈禧太后发动政变

慈禧太后突然回宫是杨崇伊头天上奏章的结果。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进士出身,时任广西道监察御史。他和李鸿章是姻亲,其活动常有李的背景。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后,他曾上疏弹劾强学会和文廷式。怀塔布等六堂官被撤职后,他即继怀塔布之后赴津与荣禄密谋,确定计划。9月18日(八月初三日),他通过奕劻向慈禧上奏,声称文廷式创立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中山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又称:今春会试,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奏章激烈地攻击维新运动,说是“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奏章特别提出:“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20] 杨崇伊要求慈禧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密捕大同学会中人,分别严办。在旁哭诉的除庆亲王奕劻,还有端王载漪。


杨崇伊的这道奏章很有煽动性。它不仅迎合了慈禧的守旧心理,而且也迎合了慈禧对洋人的疑惧感。伊藤博文原是日本的总理大臣,马关谈判时李鸿章的对手。戊戌年下野后,以从事远东外交自任。9月8日(七月二十三日)来华,14日(七月二十九日)到达北京,先后会见总署王大臣、康有为、张荫桓等人,定于9月20日(八月初五日)晋见光绪皇帝。当时,李提摩太已经提出,建议中国政府聘请伊藤为顾问,中国官员中也有聘任伊藤为“客卿”的类似意见,还传说伊藤有可能进入军机处,等等。杨崇伊奏章中所说伊藤“将专政柄”,即指此类传说。慈禧本来就担心变法会损害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现在则更担心“东洋鬼子”和皇帝“结合”!


9月20日(八月初五日),光绪帝首先召见袁世凯。袁奏请光绪帝“忍耐待时,步步经理”,不必“操之过急”。他建议选用“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出而主持变法,并且意有所指地说:“新进诸臣,固然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 [21] 自从谭嗣同夜访后,袁世凯就“反复筹思,如痴如病”。这时候,袁世凯显然已经决定了自己的政治走向。据袁世凯日记记载,光绪皇帝听了这一段话后,“颇为动容”。但是,“无答谕”。


当日中午,光绪帝召见伊藤博文和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光绪帝称:“贵邦与敝国同处一洲,彼此最属亲爱,唇齿相依。讲求新政乃敝国当今务急,愿侯相有以教寡人。若蒙将维新之谋,细述与总署王大臣之前,则必增长朕之所欲也。”在伊藤博文表示“敬奉谕旨”之后,光绪皇帝又说:“朕之所愿,无有过两国永远同心合力,彼此赞助,而无诈无虞也。” [22]


慈禧太后还宫之后,即下令呈缴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四个新章京所签各项文件。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晨,慈禧太后宣布重新临朝“训政”。同时,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声称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捕拿,交刑部治罪;御史宋伯鲁“滥保匪人”,革职永不叙用。 [23] 命下,崇礼立即出动士兵,查抄南海会馆。不过只抓到了康广仁,前一天,康有为已经谭嗣同力促,遵照光绪皇帝指示,离开北京,经天津,换乘英船南下。


(六)六君子就义

袁世凯9月20日(八月初五日)向光绪帝请训后,当日回津,到总督衙门拜见荣禄,“略说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只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 [24] 说话间,有荣的幕僚等人入坐,袁不便畅言,约定第二天早晨再访。次日晨,荣禄突然访袁,袁详述谭的夜访情况。接着,二人筹商如何既向慈禧报告而又能不牵累光绪帝,未有善策。当日,杨崇伊赶到天津,向荣禄报告政变消息。初七日,杨崇伊返回北京,向奕报告袁所述情况,奕劻飞报慈禧。23日(八月初八日),慈禧讯问光绪皇帝,同时下令逮捕谭嗣同等人。


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梁启超到浏阳会馆访问谭嗣同,商议挽救时局办法。二人对榻密谈之际,陆续听到查抄南海会馆和慈禧垂帘听政的消息,谭嗣同早已作好牺牲准备,从容对梁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康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 [25] 他建议梁到日本驻华使馆,拜会伊藤博文,请伊藤致电驻上海领事,设法救助康有为。梁启超依言进入日本使馆。次日,谭嗣同到日本使馆会晤梁启超,将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家书等物交梁,托他保管。谭劝梁出走日本:“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26] 他将生的希望推给了梁,将为变法牺牲、激励国人的责任留给了自己。


自9月23日(八月初八日)起,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张荫桓、徐致靖等陆续被捕。杨深秀因上疏反对慈禧训政,也同时被捕。接着,清廷又下令拿办杨崇伊奏章中提到的孙中山和文廷式。25日(八月初十日),“上谕”称:皇帝病重,命中外保荐精通医理之人。26日(八月十一日),清廷宣布:恢复被光绪帝精简掉的詹事府、通政司等机关;禁止士民上书言事;停办官报馆,停止各省祠庙改设学堂。同日,慈禧太后下令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刑审讯谭嗣同等人。次日,加派御前大臣会审,但不久又通知“勿用审讯”。28日(八月十三日),清廷将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等六人杀害于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次日,清朝政府发布“上谕”云:“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结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 [27] 显然,这“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新罪名,自是袁世凯告密的结果。


谭嗣同等牺牲这一天,北京先是阴霾密布,继而风雨交作。当时,严复正在北京,作诗哀悼说:“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他对谭嗣同等被害表现了强烈的不平,也勉励自己,不要因此灰心,要为中国的改革和富强继续奋斗!


9月29日(八月十四日),清廷下令将张荫桓发往新疆,徐致靖永远监禁,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梁启超与康有为一并拿办。其后,参预维新的人士都受到不同处理。李端棻革职,交新疆地方官严加管束。王照革职严拿,查抄家产。陈宝箴、陈三立、江标、熊希龄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黄遵宪本已被光绪帝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时在上海,因日、英两国干预,得以免职还乡。10月6日(八月二十一日),清廷下令裁撤湖南南学会、保卫局,销毁札记、答问等书。同月9日(八月二十四日),慈禧懿旨宣布:科举考试“悉照旧制”,停罢经济特科,裁撤京师农工商总局。11日(二十六日),慈禧通谕严禁联名结会。至此,戊戌变法的成果摧毁殆尽。


戊戌变法的失败,其首因自然在于顽固派的强大,慈禧太后掌握国家大权,但是,也和维新派以及光绪帝的策略失误有关。变法救亡,本是当时人的普遍要求,但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理论既不能取得普遍认同,开制度局、懋勤殿的主张又严重侵夺王公大臣们的既得利益,以致除光绪帝一个光杆司令外,维新派几乎没有其他助力。光绪帝虽有心变法,但他仓促下令精简机构,平添大量阻力;对礼部六堂官的处罚也嫌过重,易于失去同情。


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的改革运动。它虽然失败了,但其意义是巨大的。一是它激起了人们对满洲权贵的愤恨,此后,以武力推翻清朝统治为宗旨的革命党人即进入历史舞台中心,并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的成功。二是近代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由此发端,而且一浪高过一浪。戊戌变法后,学堂、报刊、学会等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日新月异,迅速变化。慈禧太后的屠刀虽然可以暂时中断变法的历史进程,但是,近代中国的改革、革命和思想解放潮流却再也无法阻遏。


注释:


[1] 孔祥吉:《救国存亡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71页。


[2] 孔祥吉:《救国存亡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131—132页。


[3]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726页。


[4]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763页。


[5]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765页。


[6] 康有为:《致汪康年书》,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815页。


[7]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845—846页。


[8]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891—892页。


[9]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897页。


[10]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4。


[11]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921页。


[12]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19—1020页。


[13]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21页。


[14] 袁世凯:《戊戌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9页。


[15] 参见拙作《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晚清史事》,第98—106页。


[16] 毕永年:《诡谋直纪》,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491183。


[17] 袁世凯:《戊戌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549—553页。


[18] 《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第144页。


[19] 参见《远人忠告》,《国闻报》,1898年9月22日。


[20]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1页。


[21] 袁世凯:《戊戌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553页。


[22]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42页。


[23]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46—1047页。


[24] 袁世凯:《戊戌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553页。


[25] 梁启超:《谭嗣同传》,《清议报》第4册。


[26] 梁启超:《谭嗣同传》,《清议报》第4册。


[27]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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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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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帝制的终结》岳麓书社,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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