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变法高潮与“百日维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3 次 更新时间:2021-11-11 13: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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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光绪帝厉声责问道:“汝欲阻挠我耶?”刚毅要求请示慈禧。 [18] 同月20日(五月初二日),光绪帝得到慈禧同意。22日(五月初四日),康有为再以徐致靖之名上折,请求光绪帝“勇断”。 [19] 次日,光绪帝降旨,自下科起改试策论。

  

   在要求废除八股的同时,维新派又积极要求创办新式学堂。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明定国是诏》谕令创办京师大学堂。7月8日(五月二十日),光绪帝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10日(五月二十二日),康有为上折,请求将各省书院改为中学堂,乡邑淫祠改为小学堂,儿童六岁入学。同日,光绪帝再发上谕,命将各地书院分别改为新式学堂,民间祠庙之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晓谕居民改为学堂,同时奖励民间捐资办学。其后,光绪帝又陆续下令,筹办矿务、海军、农务、编译、茶务各类学堂。为了了解外情,取益外国富强经验,光绪帝命将上海译书局改为官督商办,将北京译书局并入京师大学堂,并命各省挑选学生赴日留学。

  

   当时,《时务报》已为汪康年掌握。7月17日(五月二十九日),康有为以御史宋伯鲁名义上《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同月26日(六月初八日),光绪帝派康有为督办,旨称:“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拓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 [20] 显然,其中包含着某种成分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思想。

  

   西方各国普遍设立教会。为了与之抗衡,6月19日(五月初一日),康有为上折,请求由孔子的后裔衍圣公开设孔教会,吸收王公士庶有志者加入,以衍圣公为总理。折上,没有反响。

  

   2.经济改革。维新派重视商务。在《日本书目志》中,康有为特列“商业门”,包括商业历史、商业地理、商业银行、贸易、交通、度量衡、簿记等各类书籍,他说:“商若能盛,国以富强。”“诸国并立之世,商务不立,则为人取矣。” [21] 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发布上谕,接受总理衙门议请,在各省设立商务局。7月19日(六月初一日),康有为上《条陈商务折》,请求设商学、出商报、立商会,在中央设立商部。25日(六月初七日),光绪帝谕令刘坤一、张之洞在上海、汉口等地试办商务局。8月2日(六月十五日),再发上谕,要求各督抚“悉心讲求,次第兴办”,“毋得徒托空言,一奏塞责”。 [22]

  

   为了发展科技、工艺,康有为于6月26日(五月初八日)上折,请求奖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特许专卖。7月13日(五月二十五日),光绪帝批准总理衙门所拟专利和奖励章程12条,允许民间设厂,规定凡能制造新器,发明新械,或兴办学堂、藏书楼、博物院、建造枪炮厂者,均可申请给奖,予以专利,授予官衔。

  

   在农业方面,光绪帝于7月4日(五月十六日)批准御史曾忠彦等人奏请,要求各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兴办农政。8月18日(七月初二日),康有为上《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而富国本折》,建议在各省建立农学局,设农学堂,办农学报,开农学会,译农学书,绘农学图。同月21日(七月初五日),光绪帝谕令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同时命各省设立农务学堂,广开农学会,创办农学报。

  

   3.军事改革。3月18日(二月二十六日),光绪帝根据荣禄等人奏请,谕令各省武乡试自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始,会试自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始,童试自下届始,一律停试弓、刀、步、石等传统项目,改试枪炮。7月9日(五月二十一日),再次谕令奕劻等“按照泰西兵制,更定新章”,改练洋操。 [23] 15日(五月二十七日),谕令水陆各军一律裁员节饷,挑留精壮,勤加训练。28日(六月初十日),命各省将军、督抚筹拨经费,以备添设海军,筹造兵轮。

  

   4.风习改革。康有为要求将乡邑淫祠改为小学,不仅为了振兴教育,而且也具有改革社会风习的意义。他在折文中批评“中国民俗,惑于鬼神,淫祠遍于天下”,恰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病态。 [24] 8月13日(六月二十六日)为光绪帝生辰,康有为上折,陈述女子裹足危害,请求光绪帝下诏,改革恶俗,但此折上奏后,却被官僚们以“秽屑不关政体”为理由否决。

  

   5.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涉及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仅在有限的几个方面有所推进。一是修改衙门条规。7月29日(六月十一日),光绪帝谕令各部院堂官督率司员审阅衙门案例,删去其含义不明、语涉两歧,或貌似详细而不合情理者,另订简明案例。二是开放言路。清制,低级官员没有直接给皇帝上书的权力。为此,光绪帝于8月2日(六月十五日)下诏:“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着由各堂官代奏;士民有上书言事者,着赴都察院呈递。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 [25] 三是精简机构。8月30日(七月十四日),光绪帝接受太仆寺少卿岑春煊奏请,谕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六个冗署,外省裁汰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以及东河总督等冗缺,同时命有关官员详议京外应裁、应并各缺,切实办理。四是任用新人。9月5日(七月二十日),光绪帝赏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

  

   杨、刘等四人的思想、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杨锐(1857—1898),字叔峤,四川绵竹人,张之洞弟子。张任两广总督时,曾入张幕府。1889年(光绪十五年)考授内阁中书,晋侍读。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发起组织蜀学会。他赞赏康有为上皇帝书的救国精神,但认为其主张“多谬妄”。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顺人。1883年(光绪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甲午战争爆发,他上书建议光绪帝,首先鉴酌古今成败,中外利害,然后“用开创之规模,为继述之事业”,同时建议他“乾纲独断”,不必事事请示太后。他与杨锐友善,同为蜀学会的倡设者,后曾列名保国会,但在听了康有为的演说后,即“绝恶之”。林旭(1875—1998),字暾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马关条约》签订时,任候补内阁中书,曾上书拒和。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初倡议建立闽学会。他崇信康有为的“孔子改制”之说,自称弟子。四人任军机章京后,受到原在军机处任职的满汉人员的排斥,他们之间也有矛盾。大体上,林旭激烈,杨锐稳重。杨曾向光绪帝建议三条:第一,对慈禧,“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意”;第二,变法宜有次第;第三,进退大臣不宜太骤。 [26]

  

   维新派的理想是开国会(议院),在皇权统治下争取部分议政权力。但是,康有为逐渐认为,旧党盈塞,民智未开,如果顽固、守旧分子掌握议院,将成变法阻力,反不如“以君权治天下”,依靠“天锡智勇,千载罕逢”的光绪帝更为简捷。康有为乐观地估计,如此做去,中国只需三年工夫,便可强盛。 [27] 基于这种考虑,康有为便将奋斗目标改为开制度局,使维新人士参与决策,辅佐光绪,推行新政。康此议侵犯军机处的权力,被大臣们视为“是废我军机也”。他们表示:“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军机大臣王文韶表示:“上意已定,必从康言,我全驳之,则明发上谕,我等无权矣,不如略敷衍而行之。” [28] 8月2日(六月十五日),军机大臣世铎领衔上奏,认为皇上延见廷臣,随时召对即可,实际上否定开制度局的必要。

  

   维新派估计开制度局的要求一时难以通过,企图另立名目,在旧形式中装入新内容。7月中旬(六月初),梁启超为刑部侍郎李端草拟奏折,提议在内廷“开懋勤殿,议制度”。懋勤殿位于乾清宫内,为翰林修书、入值之处。梁启超提议“开懋勤殿”,其目的仍在于为维新人士创造与皇帝见面、参预决策的机会。李端棻于24日(六月初六日)上奏,光绪帝当日批交奕劻、孙家鼐会同军机大臣复议。开懋勤殿是清廷雍正、乾隆、嘉庆三朝旧法,奕、孙不便明显反对,但强调其人选必须“慎之又慎”,算是没有强烈反对。

  

   注释:

  

   [1]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03页。

  

   [2] 参见《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页。

  

   [3] 《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第140页。

  

   [4] 《翁同龢日记》第6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086页。

  

   [5] 本折文字据故宫博物院藏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一,见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8年版,第8页。

  

   [6] 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39页。

  

   [7]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跋》,故宫博物院《日本变政考》卷尾。

  

   [8] 康有为:《保国会章程》,《国闻报》,1898年5月7日。

  

   [9] 叶德辉编:《觉迷要录》卷1,台湾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

  

   [10] 刘鹗:《缕记保国会逆迹》,《申报》,1898年10月25日。

  

   [11] 金梁:《四朝佚闻》,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第222页。

  

   [12] 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71页。

  

   [13] 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95—96页。

  

   [14] 《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32页。

  

   [15] 《清代起居注册》,第30767—30771页。

  

   [16] 参见拙作《翁同龢罢官问题考察》,《晚清史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6—93页。

  

   [17] 康有为清末流亡日本时,曾根据记忆补写此折。本书所引,据《杰士上书汇录》卷2,见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714—716页。

  

   [18] 《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第147—148页。

  

   [19]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86页。

  

   [20] 《清代起居注册》,第30931页。

  

   [21] 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86—902页。

  

   [22] 《清代起居注册》,第30965页。

  

   [23] 《清代起居注册》,第30875页。

  

   [24] 《请饬令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13页。

  

   [25] 《清代起居注册》,第30960—30961页。

  

   [26] 《杨参政公事略》,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引《绵竹县志》。

  

   [27] 康有为:《答人论议院书》,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册,第362页。

  

   [28] 康有为:《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第153—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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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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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帝制的终结》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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