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华: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问题探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 次 更新时间:2021-11-04 13:19:33

进入专题: 人工智能生成物   著作权  

杨利华  
69 Rutgers University Law Review 251, 284 (2016).因此,考虑到实践认定与未来政策制定的可能性,使用者归属模式更可取。

  

   从使用者与作品的联系来看,使用者输入指令、提供原始素材等在先行为是创作作品的必要环节,指令的输入形式、原始素材的选取将对生成作品的独创性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使用者行为看似简单,但不能因为其行为成本低就推断使用者并无创造性劳动的付出。只要主体具有实质性智力劳动的投入,无论其简易程度如何,都应当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站在这一角度来看,使用者归属模式是合理且正当的,不会构成对使用者利用人工智能软件“搭便车”的鼓励。廖斯:《论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独创性构成与权利归属》,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83页。

  

   (三)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归属的制度设计

  

   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归属的制度设计也需要严格在著作权制度框架内进行。笔者认为,我国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制度应当建立以使用者为中心的一般原则,兼顾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与此同时,尊重不同主体间就权利义务分配事项所达成的有关约定。

  

   首先,以“人工智能生成物归属使用者”为一般原则,即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原则上应当属于人工智能的使用者。人工智能的使用者是指使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特定产物的用户,是人工智能软件的终端消费者。在人工智能产品消费市场中,为获得人工智能软件的使用权,使用者需要通过协商等形式支付一定的费用。随后按照自己头脑中的创作意图,向人工智能软件提供原始素材并输入创作指令,最终由人工智能软件生成符合使用者要求的特定作品。因此,使用者是为创作作品作出实际安排之人。与将著作权归属于人工智能设计者相比,将著作权分配给人工智能使用者,不仅能够促进作品的产生与传播,实现著作权制度的激励目标,而且能更好地适应人工智能领域的现状与发展规律,推进著作权保护制度的正常实施。

  

   其次,兼顾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著作权归属制度以创作原则为基础,投资原则是重要补充。对此,我国《著作权法》针对不同投资者情形下的作品权属予以特殊规定。《著作权法》(2020年修正)第11条第3款、第17条第1款、第19条。因此,在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配置问题上,如果人工智能生成作品是投资者投入大量资金和物质基础的产物,著作权法也应当灵活地运用法人作品、委托作品、职务作品等特殊规定,积极保护相关投资者的利益。例如,在一些写作型人工智能创作作品的情形中,使用者仅有委托创作的意思,并不实际参与最终文字作品的生成,此时就需要运用委托作品的有关规定,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在没有明确的权属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将著作权授予作为受托人的软件开发者。孙正樑:《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问题探析》,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6期,第203页。再如,在公司研发人工智能软件过程中,程序设计人员进行软件测试所生成的作品,该作品的生成由投资者主持,体现着投资者的创作意志,并由投资者最终承擔相关责任,因而构成法人作品,应当将有关投资者视为作者。前述Dreamwriter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即体现了这一情况。

  

   最后,尊重主体的意思自治。意思自治原则是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在现实生活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繁杂多样,法律的应对能力有限,无法做到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均予以合理规制。此时,意思自治原则就可以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根据意思自治原则,民事主体可以基于个人意志,通过签订合同等法律行为设立、变更或终止与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人工智能的使用者、投资者、设计者等不同主体可以就著作权归属问题进行特别约定,而著作权法应当对这种当事人之间已达成的约定予以充分尊重。例如,在实践中,许多人工智能软件拥有者会与用户签订著作权协议用以明确生成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并在最终生成作品之上标注著作权水印。类似行为都可以被视为软件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就权利分配达成的合意。

  

   四、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保护之限制

  

   著作权限制是著作权法价值构造的重要特点,通过对著作权的保护与限制,能够构建起著作权法的利益平衡机制。具体来说,传统著作权法领域的权利限制主要包括权利客体的限制、保护期限的限制以及权利行使的限制。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问题,同样存在著作权保护与限制的平衡问题。以下将从四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权利客体范畴的清晰界定

  

   清晰划分著作权客体范畴是落实利益平衡原则的第一道屏障。在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保护的同时,也应当准确识别并排除其中那些不构成著作权客体的产物,防止对不具有可著作权性的生成物提供不合理的私权保护。为此,需要针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独创性问题进行合理界定,以此界分具有独创性的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与不具有独创性的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但是,笔者并不赞同针对人工智能生成物制定较高的独创性判定标准,理由在于:第一,独创性要件是进入著作权这一私权领域的基础门槛,其衡量标准应当严格遵循作品平等保护原则;第二,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较高独创性衡量标准在实践中难以真正落实;第三,从构成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看,人工智能生成作品与自然人创作作品并无本质区别,人们很难通过通常的对作品的认知习惯和经验对其加以区分,未经特殊标注也无法区别。因此,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客体要求仍然应当坚持“最低限度的创造性”衡量标准,只要人工智能生成物与现有作品相比不构成实质性相似,就可以推定该生成物具备独创性。

  

   在排除作品中不受保护部分的问题上,还需要强调著作权只保护思想的表达而不保护思想本身的二分法原则在人工智能生成作品著作权保护中的运用。根据该原则,任何属于思想范畴的人工智能生成物都不能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但不限于基础数据、信息素材、算法规则等非创造性表达。卢炳宏:《论人工智能创作物独创性判断标准之选择》,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第107页。不但这些人工智能生成物不符合独创性要求,而且即使该生成物是源自人类作者的创作,也不会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因此,必须首先排除上述不满足著作权制度基本原理的机器产物,实现对于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清晰界定,以此作为对人工智能生成物提供著作权保护的前提。

  

   (二)著作权保护期限的合理调整

  

   为实现著作权人利益与社会公众使用权益的平衡,著作权法只对作品提供有限时间内的垄断性保护。在保护期限的界定上,我国《著作权法》对自然人创作作品除发表权以外的著作人身权提供永久保护,而将其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规定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笔者认为,与传统的自然人创作的作品相比,一方面,人工智能这项技术本身更新换代异常迅速,没有必要对其生成作品提供期限较长的著作权保护;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基于其特定的产生基础而具有很高的可替代性,其生产动力更多来自市场利益推动而非人类情感需求,故本身并不具有大量值得著作权制度予以作者终生保护的个人精神价值。将人工智能生成物尽早地投放公共领域,更有利于促进知识信息的交流与获取,鼓励更多主体以此为基础进行二次创作与传播。因此,笔者建议适当参照现行《著作权法》中关于法人计算机软件作品的保护期规定,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各项著作财产权保护期限适度降低调整为50年,以生成物首次发表作为起算点。

  

   (三)附随强制性署名义务

  

   人工智能生成物毕竟和传统技术条件下自然人创作作品存在一定区别。如果不将在市场上流通的人工智能生成作品与非人工智能作品做任何区分,就可能使得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在事实上获得与非人工智能作品完全一样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力度,这可能不利于实现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的制度初衷。鉴于通常情况下,作者享有的署名权包括署名和不署名的权利,为了确保人工智能生成物作品的身份识别,笔者建议法律规定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强制性署名义务。从当前国内外涉及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情况看,通过署名的方式能够很好地明确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主体。以水印等方式表明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人的做法在技术上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例如,在我国Dreamwriter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腾讯公司就主动在其计算机软件自动生成文章的末尾标注了“本文由腾讯机器人Dreamwriter自动撰写”的声明,用以表明人工智能生成文章的作品属性及其中的法人意志。该署名在案件审理中成为了认定相关客体构成法人作品的重要依据。腾讯公司诉盈讯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4010号民事判决书。因此从实践方面来看,强制性署名义务的实现并非是向权利主体施加了不必要的负担;相反,它可以成为著作权侵权纠纷发生时对权利主体的有力保护。不仅如此,清晰明确的署名标注也能够在后续许可使用行为中有效降低搜索及协商成本,为下述法定许可模式的构建提供法律基础。

  

   (四)法定许可模式的构建

  

   著作权这一项排他性权利的保护范围需要被合理限制,以便为社会公众使用作品以及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预留出足够的空间。其中,法定许可制度不仅实现了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并且符合著作权市场高效率、持续性运营的理念。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出发,法定许可制度降低了權利主体与潜在使用者之间的磋商成本,促进了著作权市场的高效运行。在法定许可制度下,著作权的权利保护范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即权利主体无权再阻止他人对其作品的开发与使用,有利于作品的广泛传播。而对于这一部分权利的丧失,权利人也可以相应地从许可费中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从而确保其智力劳动投入获得足额的回报。

  

   法定许可制度也可以成为一项针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限制措施。在法定许可模式下,对于确切标明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智力成果,可以不经许可地使用,只需要支付相关费用。事实上,法定许可模式不仅方便了社会成员的使用,而且也有利于人工智能生成作品权利人利益的实现。法定许可模式可以大幅降低权利主体与潜在使用者的协商成本,促使人工智能生成物尽快地为著作权人带来经济收益。因此,无论是从权利人本身还是其他市场主体来看,法定许可模式都具有合理性基础,能够在实践中很好地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除此之外,法定许可制度也可以很好地解决人工智能生成物自身所面临的侵权之困。在传统创作领域,人类作者为创作新作品而接触他人在先作品,具有很强的合理性,会落入作品的合理使用范畴,不构成侵权行为。然而,人们对于人工智能在其生成作品阶段使用他人作品这一做法的态度大为不同,这是因为,一方面,机器阅读者身份打破了合理使用制度中自然人主体的传统限制,适用合理使用制度的正当性遭到强烈质疑;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凭借强大的数据挖掘能力,在理论上可以获取并复制市面上的一切作品,这无疑影响了大量人类作者对其作品的正常处置以及潜在获利,继续适用合理使用制度将对在先作品权利人造成严重的不公平。鉴于此,人工智能生成作品过程面临着巨大的侵权风险。法定许可模式则可以巧妙地消除上述侵权风险,在法定许可模式下,人工智能在其生成作品的过程中使用他人在先作品不会构成侵权,但需要相关主体向作品权利人支付一定的使用对价。例如,在写作型智能机器人中,以集中向作品权利人支付报酬为前提,算法训练者便可以向人工智能输入大量文字素材,实现人工智能写作能力的大幅提升。通过构建人工智能生成作品阶段的法定许可模式,能够在确保在先作品权利人充分获利的同时,有效降低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侵权风险,促进人工智能领域更多优秀作品的产出,从而真正实现人工智能背后相关主体与广大作品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五、结语

  

   人工智能的出现,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人类的聪明才智。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将进一步助力人类文明向着更具智慧、更为先进的方向前行。技术发展势不可挡,以何种心态看待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决定了处理人工智能所涉问题的方式,也间接地影响着社会文明进步的可能。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及随之而来的大量生成内容所引发的著作权难题,著作权制度应当本着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凭借制度本身所具有的调节能力,积极地对此予以合理规制,而不应当抱残守缺,出于对新生事物的恐惧而将其排除于保护视野之外。与此同时,借由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问题的讨论,可以强化人们对著作权法基础概念与价值取向的理解,让著作权制度能够在全新的人工智能时代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进入专题: 人工智能生成物   著作权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民商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9450.html
文章来源:现代法学 2021年4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