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练军: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论的法理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 次 更新时间:2021-11-04 13: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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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练军  
因为它们不具备完全的认知与理解能力,以及适当的自我管理能力。

  

   二是人之外的其他所有存在物都没有自己的意志,它们自身不是一种目的性存在物,它们更不具备旨在维护自身尊严的自律意识。因而,它们只能作为法律的客体而存在,任何时候都成为不了法律主体。说人格人之外的存在物如动物和人工智能可以成为法律主体,就像说动物之间或人工智能之间也存在婚姻一样不可思议。

  

   二、透视法人:具备人格人的基本特性

  

   除自然人外,由多数自然人集合而成的法人同样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现代法律的法律主体制度是个二元架构,即自然人与法人各自独立地作为法律主体,他们共存相生,并行不悖。尽管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法人属于人造和拟制的,不像自然人那样具有内涵丰富的生理性与伦理性,但法人同样具有自己独立的意志,乃是一种目的性和自律性的存在物,因而享有法律主体地位。质言之,法人同样是一种人格人。

  

   (一)法人有自己的意志

  

   在大自然面前,单个的人太过渺小,人只有联合起来才能生存和发展。作为一种由众多个人根据自订契约(章程)而结成的组织体,法人存在的历史像自然人历史一样悠久。正是有了人与人结合而成的法人组织体,人类才成就了今日的繁荣与文明。所以,日本法学家我妻荣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决不是只以个人为中心而成立的。家、市町村、国家等的地域团体,同业者的组合团体,为公益或者私益的团体等,大小強弱无数的团体也作为其构成分子。……人类社会的生活关系是复杂的团体构成与团体交涉的关系,并且,各种团体担当着个人无法达到的‘社会性作用。”[日]我妻荣:《新订民法总则》,于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108页。

  

   所有的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团体之中。如果说家庭是个人生活的私团体有学者指出,家庭事实上可视为法人的一种特殊形态,家庭应当像企业法人一样享有民事主体地位,可以自由独立地开展民事活动,而不只是法律行为上的客体;保护家庭,尤其是家产,最好的方式莫过于承认家庭是法律主体。参见刘练军:《民法典应承载宪法对家庭之制度性保障》,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2期,第36页。,法人则属于个人生活的公团体。社会离不开个人,同样也离不开法人。法人尽管是由个人所组成,但自成立之后,它就具有自己的意志,且作为其成员的个人必须尊重其意志而不能恣意干预,正如子女一旦成年之后就有自己的意志而父母不能随便干涉一样。就像英国法史学家梅特兰所说,我们不得不允许团体有自己的真正意愿,跟自然人的意愿一样真实的意愿,“如果n个自然人联合起来组成有组织的团体,法理学肯定会看到n+1个法律上的人,除非它想要摧毁这个团体”[英]梅特兰著,大卫·朗西曼、马格纳斯·瑞安编:《国家、信托与法人》,樊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任何摧毁团体的努力,都注定是唐吉珂德大战风车。除了承认团体法人的意志(意愿)外,我们别无选择,如果我们人类还想生存下去的话。

  

   对于法人来说,有无自己的意志乃是判断其真假的重要标准。缺乏自身独立意志的法人不可能是真正的法人,它们最多是一种临时拼凑的松散团伙,而决不是具有独立存在意义与价值的严格团体。而能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中心的,当然不是松散团伙,而只能是严格意义上的团体。因为任何松散团体都不可能创造真正有价值的新东西,更不可能持续地创造,只有严格团体才有可能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者。

  

   “是否诞生一个法人,关键不在于是否有共同意志或团体意志,也不在于是否有独立意志——意志总是独立的,关键在于团体成员的共同意志是否转化为单一意志。……如果转化为单一意志,那么,这一意志就享有法律上的存在资格,成為法律上的拟制意志,以某一名称为载体,该名称就成为法律上的拟制主体的人身。”李锡鹤:《民法哲学论稿》(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此论不无深刻,但仍然略显保守。既然有自己的意志和人身,这个主体就是真实存在的,像自然人那样真正地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法人作为法律主体并不完全是拟制的,相反,它在诸多方面都与人格人没有实质性区别,因而,与其说它是拟制的,不如说它像自然人一样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法律主体。关于法人的性质,德国主流学说就坚持法人实在说,“把法人视为具有真实的人格(真实的团体人格),因此,法律制度所做出的权利能力规定只不过是对已经存在的事物的认可”[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当我们说法人是拟制的法律主体时,别忘了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即作为一种组织体,法人存在的历史比法律及法律上的法人制度悠久得多。有鉴于此,胡长清指出:“以社会的组织体,与构成组织体之个人,同为活动之主体,此不但在外国自来为然,即在我国从前亦复如是。惟其始也,不过仅为单纯之社会的组织,初非以其为独立之人格者,而能为权利义务之主体也。迨乎近世,社会日进,于是法人制度,应运而生。”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历史经验表明,法人组织体几乎和人类社会同时产生,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有自己的意志。像自然人一样,法人自始至终都是法律主体。因为法人不但有意志,而且还像自然人一样具有目的性和自律性,实质上是一种人格人的存在。

  

   (二)法人自身具有目的性

  

   作为一种有意志的人之集合组织体,法人具有自身的目的性,它绝不是漫不经心的随机生成物。尽管公法人和私法人彼此目的相异,且在目的问题上公法人与公法人之间、私法人与私法人之间亦有天壤之别,但它们都是一种目的性存在,此乃有案可稽之客观事实。公法人自身存在的目的如何,见之于宪法及相关组织法,而私法人存在的目的则记录于其章程或协议。对于法人自身的目的性,不少国家的民法典都有说明,如《瑞士民法典》第52条第1款规定“团体组织以及为特定目的而独立存在的机构,经登记于商业登记簿,取得人格”,第3款规定“以违反法律或道德为目的而成立的团体组织和机构,不能取得人格”;又如《韩国民法典》第34条规定“法人按照法律规定,于章程所定目的范围内,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等等。当然,法人自身存在之目的得有相当的合法性与道德性,正如瑞士民法典所规定的那样,其存在目的一旦违反法律或道德就不能取得人格,终将以解散、破产等方式自动丧失其法律主体资格。

  

   法人作为目的性存在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其权利义务并不等于组成法人之成员的权利义务,即其权利义务具有独立性。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法人的权利义务最终可分解为其某些成员的权利义务,但法人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完全独立于其组成人员的权利义务,此乃基本的生活经验,亦为简单的法律常识。如果在权利义务方面法人自身毫无独立性,其所有的权利义务都可以即时性地分解为其全部组成人员如公司所有股东的权利义务,根本就无所谓法人自己的意志及其自身的目的性,这样的法人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组织体,其存在就是一种虚妄。因而,法人的基本特征是:“它是一个自身具有权利能力的组织体: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主体不是社团的全体成员,而是社团本身。”[德]哈里·韦斯特曼、哈尔姆·彼得·韦斯特曼:《德国民法基本概念》(第16版),张定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

  

   与此同时,有能力独立地承担权利义务,乃是法人取得法律人格的一项基本条件。在人格方面法人与自然人一样,都是自其成立和出生时就取得人格,但在权利能力方面,他们两者就不一样了,法人必须在其成立之时就具备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权利能力,但刚出生的自然人即婴儿就不可能拥有权利能力,因而法律为之设置了代理制度。法人不适用代理制度,它在取得法律人格的同时,必须切实具备独立的权利能力。所以,法人取得“法律人格的突出后果是:权利义务均由作为一个整体的团体承担,并将成员个人完全排除在外。……个人作为团体成员有另一种身份,而且,即使该团体只剩下他一人,该身份也不同其人格相混淆”[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53页。。总之,每个法人都具有自身的目的性,其权利义务由它们自己承担,与构成法人的个人没有直接的关系。法人的法律人格与其组成人员的法律人格,乃是彼此分离的两种人格,它们同为法律上的人格人,彼此既不等同,也不可相互取代。故而,施瓦布才这样界定法人:“法人是这样一种组织,它能够成为所有可设想的权利和义务的承担者,并且其法律人格同其成员的法律人格完全分离。”[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108页。

  

   对于这种彼此独立关系,凯尔森可能保持异议,他说:“行为和不行为只能是人(human being)的行为和不行为,这一点是不能当真加以否认的。当有人说到法人的行为和不行为时,一定是有关人的行为和不行为。……作为法人的社团的义务与权利也就一定是个人的义务与权利。……所谓法人的义务与权利不是——至少不同时是——人的义务与权利这一点是被priori(先天地)排斥的。”[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111页。在凯尔森看来,法人的权利义务就是人的权利义务,后者可以甚至必须取代前者。此等观点一方面否定了法人具有自己的意志和自身的目的性,另一方面又将在法人组织机构中任职,以法人名义所执行的职务行为——具体表现为行使法人权利和履行法人义务,视为该人作为一个自然人所承担的权利义务,但事实上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在现实生活中,执行法人职务行为的自然人本身并不认可甚至完全反对该行为,只是迫于身份角色和职业伦理而违心地执行之的情形,司空见惯、比比皆是。是故,法人的义务与权利不是人的义务与权利,此点不是先天排斥的,相反,它们是先天并存的,而且其并存属于一种普遍现象。

  

   当然,有人不赞成法人具有自身的目的性,而主张法人工具论,其辞曰:“于自然人而言,法人永远只是一个工具性的概念。……将自然人与法人等量齐观,在抬高法人的同时,其实贬损了自然人的地位。……法人并无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不过是为自然人的需要而设”。朱庆育:《民法总论》(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18页。此等法人工具论值得商榷。

  

首先,对于公法人而言,法人工具论是危险的,它势必会演变为一种替执法犯法行为辩护的工具理论。其次,就私法人而言,它照样有沦为工具理论的可能。毕竟,贪污腐败现象在私法人中同样俯拾皆是。复次,法人像自然人一样具有法律人格,客观上并不导致贬损自然人地位。法人具有人格,作为法律主体而存在,不会在任何层面对自然人的人格尊严构成事实上的损害,所谓贬损之说实乃杞人忧天。最后,所谓法人没有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云云,明显违背基本事实,不足为训。价值不过是意志与目的的综合而已,法人具有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其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容否定。如果真的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那么,任何私法人的创始人逝世之后,都应该立即解散,因为创设它的自然人都不存在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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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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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法学 202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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