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学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显学，改革开放以后加大了从西方引进现代经济学的力度。经济学理论来自对过去经验的总结或问题的解决，必然内嵌于理论产生之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结构之中，并以此为理论的暗含前提。经济学理论要在我国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功能的统一，必须来自总结我国社会经济现象和解决问题的自主创新。本文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两种范式，并针对当前经济学学科设置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关键词：自主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他还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他号召“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属于显学，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各大学大力从西方引进现代经济学，投入的力量最大、师资力量最强、每年招收培养的学生最多，相形之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本文论述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性，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两种范式，并针对当前经济学学科设置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一、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理论的必要性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来自经济学家对其所在国家经验现象的观察与总结，或为了解决其所在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而提出。在总结经验或为解决突出问题而提出理论时，必须从其所在国家成千上万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变量中“抽象”出几个变量以构建因果逻辑，“舍象”其余变量，被“舍象”的变量并非不存在，而是“存而不论”，成为理论成立的暗含前提，用控制论的术语来说，这些被“舍象”的变量就成为这个理论的“状态变量”。换句话说，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有时代和社会属性，都是被“内嵌”于这个理论所来自的国家和被提出时国家的发展阶段，及其相应的产业、社会、制度、文化结构之中。

　　 现代经济学自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社会科学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约翰·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创立宏观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一直在英国，那段时期的经济学大师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他们提出的理论主要是总结英国的现象或是针对英国的问题，所以凯恩斯以前的理论，都是“内嵌”于英国的发展阶段及其相应的产业、社会、制度、文化结构之中，都是具有英国特色、英国风格、英国气派的理论。这些理论被提出来并在世界上流行，是因为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发生在英国的现象或问题在世界上会有最大的影响、受到最大的关注，所以说，是英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美国，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转移到美国，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他们提出的理论基本上也都是总结美国的现象或是针对美国的问题，所以，这些理论同样是“内嵌”于美国的发展阶段及其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当中，也是具有美国特色、美国风格、美国气派的理论。

　　 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理论成立的前提，那些被一个理论“舍象”的变量中如果关键的变量发生变化，理论成立的暗含前提也就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理论很可能就不再具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需要由新的理论取而代之。这里举两个例子以说明之。

　　 第一个例子是宏观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发生全球经济大萧条。约翰·凯恩斯为了解决这个突出问题，提出了凯恩斯主义，于是宏观经济学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子学科。凯恩斯主义主张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创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实行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的结果是“滞胀”，也就是出现了通货膨胀，但是，就业和经济增长率并不增加。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滞胀”的现象，其政策措施也失去了“改造世界”的功能。于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就被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提出来的理性预期理论所取代，这一理论一反凯恩斯主义的主张，认为政府的任何干预、刺激都是无效的。盛行一时的凯恩斯主义之所以被取代，究其原因在于凯恩斯主义出现的背景是经济大萧条，当时世界各国存在大量的过剩产能和不充分就业，政府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刺激需求，促进生产、就业和经济增长。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中的供给和需求基本恢复均衡，不存在过剩产能和不充分就业，暗含前提变化了，政府再采用扩张性的刺激政策就只能带来通货膨胀而不能增加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

　　 第二个例子是最近国内热门的话题——产业政策。美国开国元勋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年）在担任美国财政部长时，极力反对当时盛行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放任贸易政策，主张并使用了产业政策来保护和发展美国的制造业，那时美国还处于以农业为主的阶段，为了追赶工业化的英国，汉密尔顿给予国内制造业关税保护和税收优惠。后来在产业政策理论的确立上有重要地位的德国历史学派奠基者之一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在19世纪20年代到美国访问、工作时，看到美国在汉密尔顿提出的保护主义下工业化迅速发展。回到德国以后，也积极倡导德国采用保护主义来发展工业，认为由此德国才能够从农业国变成制造业强国，追赶上先进的英国。但是，为何现在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回归到亚当·斯密倡导的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德国等西欧国家也跟着附和？原因是条件变了，到了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18世纪末的英国一样，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德国等西欧国家的工业也处于世界的最前沿，他们的制造业不仅不需要保护，而且，为了方便他们的产品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自由贸易就取代了保护主义成为美欧工业化国家的主流思潮。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并不是不扶持产业的发展，发达国家新产业的出现，有赖于基础科研的突破和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企业对于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有积极性，因为成功了可以获得专利。基础科研的成果是论文，属于公共产品，企业对此没有积极性，但是，没有基础科研的突破，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不可持续。所以，美欧等国家的经济学界在理论上从追赶阶段时倡导的贸易保护主义转而倡导自由贸易政策，政府在扶持新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上则从关税保护、财政补贴等改为对基础科研的支持。

　　 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西方的主流理论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被提出来，盛行一时以后，随着条件的变化，就会被新的理论所取代，这些所谓的主流理论并非“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基础不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的瓶颈、机遇和合适的制度安排、政策措施也就不一样。例如，经济要发展，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技术就要不断创新、产业就要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位居世界最前列，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需要自己发明。自己发明靠自主研究和开发，所以，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盛行的是探索如何促进自主研发新技术的内生增长理论，保罗· 罗默还因此获得了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发达国家低，产业和技术同发达国家有差距，因此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定义是在下一期生产的时候所用的技术比现在好，所进入产业的产品价值比现有产业的产品价值高就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有许多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产业，消化吸收后再创新的机会，利用这种“后来者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比自主研发低，在此条件下，引进消化吸收是比自主研发更有效的创新方式。所以，并不是发达国家盛行内生增长理论，发展中国家就应该根据这样的理论来制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政策。

　　 另外，在进行一个国家的增长核算时，在成本方面美欧通行的方法是，只统计用于生产活动的资本和劳动，而不统计为获得新技术进行研究和开发时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后者的投入对产出的贡献在增长核算中就表现为不能用生产活动的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来解释的剩余。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罗把这种剩余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并以此来代表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在引进技术或产业时，通常是以购买包含有新技术的设备来实现，这样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就体现在资本量的增加，因此在增长核算中就不会表现为TFP。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其来源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发达国家，像美国，2/3的增长来自TFP，但是，经济增长率很低，每年只有3%左右。发展得好的发展中国家，像中国，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3倍，甚至更高，但是TFP很低。那么，到底是以自主研发来获取技术进步并有高TFP但增长率低好，还是引进技术设备来获取技术进步并有高增长率但TFP低好？当然发展是硬道理。发达国家如果没有TFP就没有技术进步，为了经济增长，就只能自己从事高风险、高投入、低回报的TFP的研发。发展中国家既然有引进低风险、低投入、高回报的技术设备以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机会，那就不应该有TFP崇拜，到了产业技术接近或达到世界前沿时，依靠自主研发来取得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成为必要的选择，那时，TFP也自然会水到渠成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那么，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只要遵循处于追赶阶段的美国、德国，采用汉密尔顿、李斯特等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和政策就可以？其实也不尽然。因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德国和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英国的发展差距并不大，根据麦迪逊的历史统计数据，按1990年的国际元计算，在1820年时，英国、美国、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为1706元、1257元、1077元，美国和德国分别约为英国的74%和63%，和英国相比资本并不短缺，英国工业革命时的先进制造业是具有“轻工业”性质的纺织业和与其相关的设备制造，美国、德国已经具备发展那些产业的资本禀赋条件，也就是已经具有潜在比较优势，所缺的是对先行企业家的外部性补偿和克服制造业发展所必须有的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所以，美国、德国政府可以以当时英国的先进制造业为产业政策所要追赶的目标，给企业家提供上述帮助，就能使要优先发展的产业迅速从潜在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帮助刚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经济学从主流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子学科，第一代发展经济学是结构主义，主张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来扶持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以追赶发达国家，这个理论的政策目标及提出的措施和汉密尔顿、李斯特的理论相似。但是，按照结构主义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在政府的保护补贴下能够把一些先进制造业建立起来，却普遍遭遇企业效率低下、经济发展停滞、危机不断的现实，最终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并没有像美国、德国那样迅速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相同的政策目标和措施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推行结构主义贸易保护政策来发展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普遍不到美国的10%，要发展当时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的重工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