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关于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4 次 更新时间:2021-11-02 21: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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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进入专栏)  
要素禀赋的条件不具备,这些产业违反比较优势,拔苗助长的结果是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即使靠政府强力的资源动员和保护补贴把这样的产业建立起来,也会因非常没有效率而最终失败。

   我最早思考需要构建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的问题是1988年,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18.5%的高通货膨胀。1987年我刚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在美国所学的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理论主张用提高利率来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以治理通货膨胀,这种理论认为总需求减少了,通货膨胀率自然会降下来,而且,只有好的投资项目能付得起高的利率,会被保留下来,差的项目则会被淘汰,这样也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我国当时推行的是“治理整顿”,不动利率,而以行政手段砍投资、砍项目来压低总需求和通货膨胀率。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这种行政手段难免因为信息的缺失而乱点鸳鸯谱,好的项目可能会被砍掉,差的项目被保留,是错误的政策。但是,中国政府如果果真如此不理性,怎么能够在1978—1987年维持了9年平均每年9%的增长?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一年9%的增长都不容易,何况是9年,在一个转型中国家则是难上加难。从结果来看,中国政府必然很理性。经过仔细思考以后,我发现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前提条件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不一样。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有大量的违反比较优势、大规模的、关系到国防安全和国计民生的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需要有低利率的补贴才能生存。如果政府为了治理通货膨胀提高利率,这些企业亏损增加,为了其生存只能由财政给予补贴,财政补贴带来财政赤字,政府只能靠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结果又将是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发达国家可以用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货膨胀,是因为发达国家不存在大量需要用低利率来补贴但又不允许其倒闭的企业,所以条件不一样,有效的治理措施也就会不一样。

   当发达国家条件变了,适用的理论也就随之改变。既然发达国家的理论不能做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许多不同的条件,那么,如何能期望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放诸四海而皆准”?而且,即使是今天的发达国家在还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时的条件,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完全一样,所以,也不能拿他们那时提出的理论和政策“依样画葫芦”。因此,经济学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要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不能只靠“西天取经”。

   不过,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作为批判的武器特别有力量,以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总可以指出发展中国家这里不对,那里不行。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些理论来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容易认为发达国家的制度和经验是先进的,发展中国家的是落后的,发达国家做的就是对的,发展中国家不按那样做就是错误的;第二,这些理论一般是理想条件下的理论,转型中国家存在很多扭曲,扭曲有各种代价。发展中国家也必然存在许多问题,很容易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因为没有采用发达国家先进的制度和按发达国家先进的理论来制定政策所致。在社会上普遍存在“西天取经”的心态下,用发达国家主流的理论作为批判发展中国家落后和扭曲的依据,也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可以获得许多掌声,也可以迷惑在生活上难免有这样那样不如意的一般群众,很容易形成社会思潮,在一些突发事件的推波助澜下就容易导致屡屡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的颜色革命。

   但是,按照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尚未有成功的例子,颜色革命的结果也只是使原来的社会经济问题更为恶化。极少数成功实现追赶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追赶阶段的政策从其所处时代的主流理论来看一般是错误的。例如,19世纪美国汉密尔顿和德国李斯特倡导和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从当时盛行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自由贸易理论来看是错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四小龙推行的发展传统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出口导向政策,从当时盛行的采用进口替代发展先进的大规模制造业以追赶发达国家的结构主义理论来看是错误的;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推行的渐进双轨制的转型政策,从当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理论来看也是错误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理论都是内嵌于产生这个理论的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及其相应的上层建筑之中,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问题即使看起来相似,照搬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解决问题,也常因为理论所内嵌的暗含前提在发展中国家不存在或是有差异,而发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要解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现在和未来的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国经济学家就必须像18世纪末美国汉密尔顿,以及19世纪初德国李斯特那样,不是照搬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而是实事求是,了解自己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本质,以及自己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特性,提出属于自己的具有创新性的理论,才能使理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在我国统一起来,根据这样的努力提出的理论必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我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到2025年前后应该会跨过人均GDP 12700美元的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使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从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由15%增加到34%,我国的经济学界应该有自信来总结自己的发展经验和为解决自己的新问题提出系统性的新理论。同时,届时我国的发展水平和欧美等先进的老工业化发达国家相比,也只有他们的1/4不到,我国还处于追赶阶段,出现在我国的问题,仍然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提出符合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特性的理论来解决,这样才能实现在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2035年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时,按市场汇率计算也必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像20世纪初世界经济中心从英国逐渐转移到美国一样,在21世纪,世界经济中心也必然逐渐转移到我国。18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中心一直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大师辈出的中心,我们也应该有实力和自信,迎接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向中国的转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时代机遇,也是时代责任。

   二、创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两种范式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两种可能的范式:一种是我国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工作者所采用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现代经济学的一些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以提出有别于西方主流的新的理论体系;另一种是像我近些年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那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视角,借鉴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式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以提出新的理论体系。

   这两种范式有两个共同点:以中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首先,新的理论来自对新现象的总结和为解决新的突出问题而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一定来自对中国经济现象和中国问题的研究。这样提出的理论创新才能内嵌于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之中,也才能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功能的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的:“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其次,马克思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核心。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上的运用,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指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适宜的软硬基础设施也不同,因此,即使面临的问题相同,例如,如何创新技术,如何升级产业,所需要的政策措施和制度环境也会不一样。只有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核心观点,才不会误把发达国家处于其发展阶段和结构特性的理论当作“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根据自己国家的现象和问题来构建理论时,也才会有意识地去深入考察理解自己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及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特性和这些特性对经济运行的意义,提出的理论才能够不仅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且,也才能在解决我国的问题上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功能的统一。

   反之,如果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即使研究的是中国现象,构建的理论也不能真正揭示中国经济现象的本质,解释其“道理、学理、哲理”。例如,中国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国外主流杂志上有不少研究,发表的文章有复杂的数学模型,也有中国的经验数据的检验,但是多数发现则是采用西方主流的产权理论的观点,把中国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上的成功归功于私有化。从表面上来看这样的观点似乎有理,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时,我国80%的GDP是国有企业创造的,现在只剩下25%左右,其他75%是民营企业创造的。国外盛行的产权理论认为私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按此观点可以写成严谨的数理模型来解释我国转型的成功是由于把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掌握的大量资源重新配置到有效率的民营企业所取得的成果。这种理论还认为我国现存的不少问题,如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则是由于还没有完全私有化,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仍然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由此带来的干预扭曲所导致的结果。这样的文章似乎很有说服力,可以在国际最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但是这样的文章如果真正揭示了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的道理和学理,那么,苏联、东欧在转型前和我国一样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他们的企业都已经私有化了,按照上述理论苏联和东欧转型后应该发展得比我国好。可是,他们却遭遇了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我国则稳定、快速发展;而且,困扰我国的腐败和收入分配问题他们也都有,并且普遍比我国严重。同时,上述理论若真的揭示了我国转型成功的道理、学理,我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不仅比重要下降,产值的绝对量也应该下降。但是,实际上国有企业的比重虽然和改革开放开始时相比下降了不少,绝对量却增加了10倍。所以,我国转型成功的道理不在于资源从“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配置到“有效率”的民营企业。

要揭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经济现象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要解决我国的经济问题,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才会认识到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结构的内生性和转型中国家存在的各种扭曲的内生性,以及这种内生性对发展、转型和经济运行的影响,基于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才能真正把握现象的本质。以上述我国转型成功为例来说明,由于我国采取了务实的渐进双轨转型,原来的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关系到国防安全和国计民生,在转型期给予必要的保护补贴,同时放开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产业的准入并因势利导其发展,我国的经济才不仅维持了稳定,而且取得快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符合比较优势的民营经济发展得更快速。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对道路、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的需求增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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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大学与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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