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静:《东阳夜怪录》中的精怪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 次 更新时间:2021-11-02 09: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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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静  

   在众多唐传奇作品中,《东阳夜怪录》是引人注目的一篇。其融精怪、科举、梦境等题材于一炉,是谐隐精怪类小说之典型;其中的“谐隐”成分,主要通过诗歌加以表现。全篇包含近体诗凡14首,占据文本约十分之一的篇幅。整体而言,这些诗作是同题共作的产物——化为人形的精怪在同一时间和现场赋咏品评,所咏内容皆含传记性质。由于这种“传记”具有自述与咏物两种内涵,因而对应两套不同的理解体系:“人”的层面,关乎形象塑造,如身份、志趣等;“物”的层面,关乎暗示程度,如原型、习性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评价标准,首先应当是二者的契合与融洽程度,其次才是寻常意义上诗艺的“好”或“坏”。本文试图结合具体文本与特定时代背景,从这些诗歌入手,解读《东阳夜怪录》中精怪赋诗的内涵意蕴。

  

   一、 姓名的择取与诗意的呈现

  

   《东阳夜怪录》以安智高等八位精怪在佛宇中聚会赋诗为主要情节和叙事线索,这些诗篇是了解各精怪对应人形和物象的重要依据。

  

   事實上,在赋诗之前,精怪的姓名已向读者提供了一定的“心理预期”。首先出场的是安智高。“安”是唐代昭武九姓之一,也是为高丽、回纥、沙陀等少数民族使用的汉化姓氏;“智”的法号为僧人所习见,符合“碛西老病僧”这一身份。又据文中小注,“安”谐音“鞍”;“智高”或谐音“至高”。二者皆暗指肉鞍,故又为西域橐驼之借代。此为谐音法。

  

   卢倚马之名亦取得颇为巧妙。卢姓是大族姓氏,“倚马”是现成的词,出处和寓意皆佳;另一方面,“卢”与“马”相合即为“驴(驢)”,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本相。奚锐金,“锐金”即“锥”,与“隹”同音,合“奚”而为“雞”。朱中正,又称“八丈”,“朱”字正中为“牛”,余下二笔即为“八”;“中正”可形容人之温柔敦厚,亦符合牛之脾性。此为离合法。

  

   再如苗介立(苗十),唐是苗姓发展的鼎盛时期,“介立”寓意“耿介特立”,“十”为人物家族排行;同时,“苗”又为“猫”字部首,“介立”表其蹲立之状;猫叫犹如“五五之数”,故名“十”。敬去文,“敬”字去偏旁“文”得“苟”,谐音“狗”。至于胃藏瓠和胃藏立,“胃”兼“猬”字之偏旁和谐音,“藏瓠”“藏立”乃就刺猬容身之所而言。拆字、谐音、物态三者结合,此为综合法。

  

   在正式赋诗环节,象征和本义两种诗意主要通过双关和用典两种手法加以呈现,下面以卢倚马与奚锐金诗为例分述之。

  

   卢倚马作有两首诗,自道因“昨晚出长乐坡下宿,自悲尘中劳役”而作。唐时京洛两京是士人争相奔走、寻求功名地位的处所,长乐驿作为城东第一驿,具有较强的政治功用。第一首开头以长安、洛阳对举,或即出于这一原因。此外,“京洛之尘”亦是传统悠久的表达,兼指现实之尘土与人世之沧桑。第二首流露出明显的归隐心志,如自叹“离群独步不能鸣”,颇有韩愈所谓“自鸣其不幸”(《送孟东野序》)的意味,“不能鸣”更有“欲说还休”之感;末句中的“青青河畔草”,古辞接以“绵绵思远道”,很好地点出“羁旅”主题。从另一层面来看,两首诗又指向“驴”这一运输工具,并且是一头“竞着鞭”“离群独步”的乏驴。所谓“青青河畔草”,指的是自然界真实存在的河边青草;“慰羁情”乃“喂饥情”之双关,则此诗所谓“山鹿野麋之志”或可就动物习性而言了。

  

   奚锐金的三首诗分别用到“青鸾舞镜”(范泰《鸾鸟诗序》)、“木鸡”(《庄子·达生》)、“风雨鸡鸣”(《诗经·郑风·风雨》)、“鸡栖”(《诗经·王风·君子于役》)、孟尝君客学鸡鸣(《史记·孟尝君列传》)等典故,此外又涉及唐代赦日立金鸡竿、正月制土鸡、鸡人报晓等典制风俗。一方面,它们可用于表达士人对知音难觅的惆怅、天下太平的喜悦以及知遇之人的感激;另一方面,脱去象征外壳之后,又可作为动物“鸡”的实指。如此形成一种严肃和戏谑的冲撞调和,从而取得强烈的错位感与感染力。

  

   二、 本相的转换与人形的选择

  

   唐传奇具有合“史才、诗笔、议论”而一的体裁特点(赵彦卫《云麓漫钞》),在《东阳夜怪录》中,叙事与抒情是紧密结合的,它们清晰地反映出由物到人的转变过程,这背后体现的正是作者的灵感来源与构思技巧。

  

   庙宇中的八位精怪对应七种本相,具有既老且废的外形特征。它们分别是:“贴腹跪足,儑耳口”的“病橐驼”、“连脊有磨破三处,白毛茁然将满举”的“瘁瘠乌驴”、蹲于“屋之北拱”的“老鸡”、眠于“麦稳之长者”之上的“大驳猫儿”、藏于“盛饷田浆破瓠”与“牧童所弃破笠”之中的刺猬、“踣雪龁草”的“瘠牛”以及“毛悉齐裸,其状甚异”的犬。可以看到,这些语辞多具有老、病、伤等衰败意味,用于描述乡野之中失去利用价值、为人所弃之物。

  

   赋予物象这一共同特征,固然可能源于现场真实所见,但更深层的原因当在于对前代小说写作传统的继承。六朝志怪小说中的精怪叙事乃是基于当时人们“物老成魅”的思维,因此,这些动物本相必然会体现出强烈的时间感。因“老”而至于“废”,乃是就其功用而言,属于事物发展的必然。

  

   当物象转变为人,其身份、地位随之变化,可分为僧人、官员与士人三种。安智高是僧,敬去文、苗介立、奚锐金、胃藏瓠、胃藏立是士,卢倚马和朱中正则有明确的官职。就在朝者而言,卢倚马是“前河阴转运巡官、试左骁卫胄曹参军”,按唐制属正六品下阶;朱中正任“桃林客副轻车将军”,按唐制是从四品上阶的勋官。

  

   尽管身份不同,但这些人借以“言志”的诗作似乎多少含有衰歇意味,且主题最终都指向出世。如智高将异域传道描述为“拥褐藏名”“千里度衰容”“无力休行道”云云,老态尽显;苗介立表明只愿做“知白黑”的“志人”,而非痴迷于“好爵”的“食肉主”;奚锐金虽有“翘首仰楼前”等轩昂之语,却也不忘吐露“迹卑栖”和“疏野态”;胃藏瓠题旧居之作饱含“海桑田”之感。即如卢倚马与朱中正,尽管谈及职务功勋,然二人或表达对奔波的厌倦和对归隐的向往,或抒发志在归耕的隐逸之情,绝少涉及“富贵语”。

  

   由上述分析可知,本相在转换为人的过程中,一方面保留了各自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也受到一定的改造。

  

   就前者而言,敬去文是突出的一例。与犬之情态区别于其他动物相仿,敬去文其人其诗也最为特出。赋诗时,其表现得自告奋勇、跃跃欲试,诗歌毫不掩饰飞扬跋扈的进取态度和追名逐利之迫切心态,这便与他人的淡泊谦逊形成对比。细味小说,去文在中间确实处于不那么受欢迎的境地。

  

   就后者而言,这种变化或许融入了特定的时代观念与文化内涵。比较明显的是老驴(卢倚马)赋诗情节。如张伯伟教授所说,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驴是“诗人特有的坐骑”,“驴是诗人清高心志的象征”,“蹇驴往往和骏马相对,它象征着在野与在朝、布衣与缙绅、贫困与富贵的对立”。在小说中,卢倚马这一形象既有较高官阶,为人又颇为谦和,论文一事也出自他的意见——这大约非常符合当时士人的幻想。尽管各诗皆含归隐倾向,但这不见得是众人的真实想法,反而有些唐代文人惯常使用的“终南捷径”的意味。值得深思的是,骑“马”而来的成自虚并没有机会参与赋诗,文中或叙其“不假自念己文”“方欲自夸舊制”之时又如梦初醒。这种旁观者身份是否源于某种偏见,值得作进一步探讨。

  

   三、 编织的破绽与行文的差池

  

   了解诗歌的双重涵义以及人与物的转换变化之后,现就其“好坏”——艺术层面加以审视。事实上,自我言志与暗示本相两个层面的语义配置在诗作中并非完全均衡,因而融洽程度也不尽一致。

  

   这首先表现为参差不齐的诗风。作为诗僧的智高,其作品浅白易懂,且多用佛经语辞;卢倚马、敬去文与苗介立的诗呈现出更浓郁的文人气息,对前代诗语、故实的剪裁化用也较为妥帖;胃藏瓠与奚锐金所赋为最简短同时也最考验实力的五绝,每首使用一二典故;朱中正诗则由密集的典故堆砌而成,颇类后来西昆体所热衷的“猜谜诗”。按照不同形象赋予之不同的性情和手笔,本是作者的匠心所在,但实际情况是,作者往往只能顾及人或物中的某一层面。人物自述言志或可视为自我品题,因而,关于“我”的、个人化的色彩应相对浓重。如安智高“吾心不觉侵衣冷”、苗介立“那将好爵动吾心”云云,其语辞虽然算不上精美,但至少可以表明抒发的是一己之情;相反,过多使用相关物象的典故,会导致本相暗示挤占人物言志成分,并且呈现出的也并非“个体”,而是“类型”。换句话说,“我”这一抒情主体在过程中被掩盖和遮蔽了。这便是作者在试图沟通人形和本相时产生的罅隙。

  

   其次是异中有同的句法。不难看出,14首诗歌在句法上多有相似之处。如“为有阎浮珍重因”(安智高诗)、“为惭食肉主恩深”(苗介立诗)、“为脱田文难”(奚锐金诗)等,皆是“为……”句式;“且作头陀不系身”(安智高诗)、“且学志人知白黑”(苗介立诗)等,都为“且……”句式;“那挍糟糠满志休”(敬去文诗)、“那将好爵动吾心”(苗介立诗)等,都是“那……”句式。如果说聚会场合的限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类情况,那么已完构的诗篇则不应有如此巧合——文中明确提到其为“旧时恶句”“少年时……诗狂所攻”“近诗”。除了使用相同句式之外,也可见出这些作品对虚词的偏好。这些透露出这些诗作实则具有共同的写作习惯,换言之,则是因出于一人之手导致的自我重复。

  

   再次是胃氏兄弟的塑造。在庙宇这一赋诗空间中,作为赋诗主体的精怪本应各有一首以上的诗作,但胃藏立不仅无诗,亦无任何言行,显得十分多余。或许作者认为胃氏兄弟在小说中居于次位,二者共享一首诗即可;然而在人数有限的场合下,这会造成人物纸片化倾向乃至情节的断裂,不免显得生硬和拼凑。此外,唐代似无“胃”这一姓氏,可见作者起名时尚欠斟酌。

  

   余论

  

   综上所述,《东阳夜怪录》中的诗歌具有意义上的双重指向,形式风格也有所不同,又因出于一人之手而留下一定的整合痕迹。小说开头即点明其科举背景,因此,与其说这是作者闲来无事的自娱自乐,不如说是一名待考举子的自导自演:这种一人分饰七角的行为,具有科举前个人写作实验的深刻意味。

  

   这首先与唐代纳省卷之风有关。纳省卷在天宝十二年以后成为一种制度,进士到礼部应试之前,还要向主试官纳省卷。所投为旧日佳作,选择的都是个人擅长的文体。由文本可知,《东阳夜怪录》中精怪的述怀言志之作确实皆出于前制,并且都是五七言律绝,可见作者更擅长近体诗。这也与科考制度中的进士科有关。进士考试分为诗赋、帖经、策文三场,以首场诗赋最为关键,考察内容正是律诗律赋。由此可见,所谓庙宇赋诗,表面上是以文会友,实际则是一场自我竞赛,成自虚便是作者想象中的主试官。自虚之名出自司马相如《子虚》《上林》,本就带有“子虚乌有”的意味;其对诸作的反应态度,代表着对各诗优劣的定夺。

  

   具体而言,这场写作实验又是通过同题共作、自我品题完成的。这又涉及作品编集的问题。《全唐诗》卷八六七收《东阳夜怪录》诸诗,以文本中具有解读性质的文字附于一旁,径题为“《东阳夜怪诗》”。这种做法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即小说中的诗歌可以相对独立,至于叙述文字,或可作为小序或小注看待。但《全唐诗》所冠诗题未免失之笼统,窃以为用“适冬夜秀才避雪,观佛宇七物赋诗”作总题更为合适,这亦不妨视为小说回目。

  

   古人对《东阳夜怪录》中的诗歌向来持否定态度。如北宋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因收此篇诗作而后来被王士禛指为“不根”(《古夫于亭杂录》);明人胡应麟则径直斥全篇曰“但可付之一笑”“文气亦卑下,亡足论”(《少室山房笔丛》)。然诚如现代学者孙楷第先生所言:“固全篇以诗敷衍,然侈陈灵异,意在俳谐,牛马橐驼所为诗,亦各自相切合;则用意固仍以故事为主。”(《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钱锺书先生也认为:“《东阳夜怪录》中敬去文、苗介立辈赋咏……虽只谈资笑枋,亦足以发。”(《谈艺录》)不同的评价标准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看法,若论诗艺,这些诗歌或许当真只能称为“恶诗”,但从“诗文合谋”的角度作一考量,其背后蕴含的时代文化内涵,又是引人瞩目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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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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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古典文学知识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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