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敏:论自然权利的不完备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 次 更新时间:2021-11-02 09: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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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志敏  
都无法拯救现代思想对德性的根本偏离。

  

   所有的权利都是自然权利,都是由个人的自然权力(natural individual power)所支持的。Thomas Paine. Letter to Jefferson. InRights of Man,Common Sense,and other Political Writ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 81.而自然权利实际上就是自由地拥有和处分其所有物的正当资格,其关键在于“拥有”“统治”和“处置”的“权力”(power)。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后,ius(法律、权利)更多地指dominium(所有权、统治权),其本质就在于可以随意处置,包括对自有物、对他人乃至对自然的自由处理。由自然赋予的权利,最终目的却是“统治”,包括统治自然——这大概是ius内涵最彻底的异化,也是对“自然”本身最辛辣的反讽!

  

   这种以财产权或所有权(dominium)为基础的权利,核心在于控制(domination),当然也包括对他人的控制。颇为奇特的是,自然权利既为绝对主义(尤其绝对王权)作出了合理的说明,也为帝国主义开辟了道路,同时也给“民主”之类的意识形态输出准备好了发射架,也给掠夺性的“自由经济”打开了方便之门。“自由”与“控制”看起来凿枘不入,但两者实际上有着不同的对象,自由是针对自己而言,控制是针对他人而言。自由不仅是个体性的,也是社会性的,更是国际性的——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自由”这一概念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会处于极为重要乃至根本性的核心地位。

  

   在近代早期,对于尚未开发的土地,发现、占有、使用、转让的“自由”就成了“國际法”的基石。甚至重新占领和殖民已经有人居住的地方及其人民,也可以借“自由”的名义而取得合法性。参见[荷兰]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美]塔克:《自然权利诸理论:起源与发展》,杨利敏、朱圣刚译,吉林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127-130页。“自然权利”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为现代国际法奠基,也为殖民战争找到足够的合理性。[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5页。在国际格局相对稳定的形势下,自然权利又成了资本向外扩张的“自由工具”,也就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控制”(即殖民)的堂皇借口。因为,权利的本质就是要让别人尽义务。[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5页。

  

   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狂潮中,理论家们有时甚至连“自然权利”都懒得谈,只需要谈“能力”即“力量”足矣,因为自然权利本来就主张“其所欲及所能者,皆可为所欲为,加以占有或为用益。……权与利(utile)本是一物。”[英]霍布斯:《法律要义:自然法与民约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77页。这就是“强权即公理”(Might is right)。自然权利它以“权力”或“力量”(power)为支撑,目的是统治或控制(包括对世界的控制),背后则是利益:“权利的现代词汇和文法是从正义关系的受益人的角度描述和主张某种正义关系的要求或寓意的多面工具。”[英]菲尼斯:《自然法与自然权利》,董娇娇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简言之,权利就是利益的借口。总之,不管现代自然权利理论内部有多少分歧,它们最终“都能维持商业资本主义的实践”[美]塔克:《自然权利诸理论:起源与发展》,杨利敏、朱圣刚译,吉林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148页。,这大概就是现代人(尤其西方人)片面强调自然权利的真实用意。

  

   四、结语

  

   现代自然权利理论有三个方面的意图,一是向宗教神学争夺凡间生活的权利,由此逐渐扩大“人”(而非神)的存在意义,以人的理性取代神性,以协商或契约代替永恒法的命令。二是向政教合一的旧制度争取君主(和人民)的世俗权利,为近代早期的绝对王权铺路,为现代的民族国家或市民国家奠定理论基础,其核心是个体权利(尤其财产权)、自由、民主、平等的神圣性。三是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对内设置合法依据,对外找到输出的“合理”借口,也为国际资源的不断重新划分作出学术论证。

  

   由此可见,自然权利理论为现代政治世界的形成、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让人的地位不断上升,让社会生活摆脱了神权的束缚,也为(资本的)“全球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民的生存状态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社会财富大幅度增加,政治生活更加清明温和。尤其重要的是,各個国家在一体化进程中逐渐学会如何相处,国际关系尽管本质上还是以强权为依归,但我们毕竟由此而不断有了新的认识,为今后建立更恰当的权利义务观提供了或正或反的经验教训。

  

   但我们必须同时深刻地认识到“自然权利”的片面性或不完备性:它不是“自然法”的产物,相反,它在很多方面是对自然法的背离和降格。比如说,“自保”或保护生命财产(以及所谓生存权)应该是部门法处理的对象,而自然权利或自然法本来应该思考更为根本的问题,比如正义、和谐和幸福等等。虽然《世界人权宣言》第29条说“人人对共同体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但这个共同体已经成为个人发展的工具,而不再是个体生存的基础。而且“自由和充分”云云,也没有实质内容。《宣言》虽提到了“道德”和“普遍福利”(general welfare),但它不是“公共的善”(common good),因为“人权”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权利”都与“公善”不相容。[英]菲尼斯:《自然法与自然权利》,董娇娇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自由与权利在能力和力量的基础上实现了统一[荷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12页;[美]塔克:《自然权利诸理论:起源与发展》,杨利敏、朱圣刚译,吉林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38页。,看起来极大扩张了人的活动理由,但实际上是放纵了人类的欲望,最后会让人类从绝对主义走向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自然权利理论“诱使人们误以为权利本身就是神圣的、无限的,可以不受任何客观措施的限制。人开始以此为理由,拒绝施加在自己利己性要求之上的任何限制。为了伸张欲望,人开始以其他存在物的受损为代价,主张绝对的独立和绝对的权利。”[法]马里旦:《自然法:理论与实践的反思》,鞠成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自然权利看似让人初步实现了“自由”,但如果缺乏必要的限制,人就不再是上帝的子民,不再是圣贤的门徒,而最终变成了“自我”的奴隶,实质上则是欲望的俘虏。

  

   权利必须与义务相联,甚至以之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并不存在脱离义务的绝对“自然权利”。而且单纯抬高“自然权利”,最终会导致它的自我毁灭,人类更高的存在要求也会随之消失。如果非要谈“自然权利”,那么,我们必须首先深入研究并补充完整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自然义务”,两者的结合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骨架和主体,因为人际和国际的准则毕竟不应该是自然权利所暗含的暴力性和自私性的“占有”和“控制”,而是尊重、谦让、亲睦、信任、互惠和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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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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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法学 202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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