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钢:透过阿富汗看国际关系格局的三个维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0 次 更新时间:2021-11-01 16: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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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钢  
这不是简单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而是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之争。并非所有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那些资源禀赋缺乏、地理位置远离国际市场、本国现代化进程屡屡被外部势力打断的国家如阿富汗,都在经济全球化中沦落为国际社会的底层。这种挫败感和失落感在伊斯兰世界中表现得十分强烈。它们与西方国家的左翼力量从不同的道路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道路上汇合一起进行抗争。于是意识形态的较量再度登上国际舞台。

   三、意识形态较量的三方态势

   提起意识形态,通常认为是冷战遗留的概念。它的具体功能是指执政党以自己的价值观或“主义”为指导思想,制订本国的对外政策,并形成一套说辞甚至理论体系建构本国“高尚”的国际形象,而本国真实的国家利益和战略诉求则隐藏于它的外衣之下。冷战期间,美苏分别代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进行较量。从表现上看,这是一场意识形态战争,但更深层次下,隐藏着美苏各自的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争夺。冷战结束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中国在保留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开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而西方国家也乐于与中国做生意。谁都不愿意放弃中国市场这块大蛋糕。

   在中国,高层主张避免卷入“姓资”与“姓社”的争论。按照邓小平的说法,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外交政策上,中国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要为经济发展护航,全力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所以世纪之交期间,虽然中美经历了不少事件的冲击,如苏东剧变、南斯拉夫炸馆、海南撞机、“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等,但总体上双方保持着正常关系,其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远远超过任何时期。西方国家在苏东剧变后陷入狂喜,西方主流精英都认为取得了意识形态的胜利,其代表性观点就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然而,历史总是按照自身的逻辑推进。在后冷战时代这30年间,西方的意识形态并未一统天下。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国家在短暂向西方一边倒之后迅速调整站位,与西方渐行渐远,在对外政策上恢复本国的欧亚主义传统。

   中国也经历了同样的转变。随着中国的崛起,海洋意识的加强,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和欧亚大陆推行“一带一路”大规模基建项目,再加上频频发出的人民币国际化呼声,让西方感到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出现在面前。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开始是由贸易战引起的,后来问题越来越多,以致于中美的矛盾已经从地缘政治、经济贸易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面对西方的进逼政策,中俄不得不合作,在地区性和全球性议题上采取基本上一致的立场。这样冷战初期曾经有过的,以意识形态划分的东西方对峙格局再度出现。西方没有变,依然是那个西方。但东方不再是那个东方。中俄在国内制度方面存在差异,但基于苏联的红色基因,双方在对付西方围堵时有某种亲近感。俄罗斯的意识形态披上了欧亚主义外衣。但中国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努力与本土传统文化相结合。

   与此同时,伊斯兰主义强势回归,成为与东西方抢夺天下的第三方力量。伊斯兰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创立了多个强大的帝国,并征服欧亚大陆大片领土。然而,自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降,“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共产党宣言》)处于生产力落后的伊斯兰国家难以忍受西方列强的战争和商业的双重打击,沦落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伊斯兰主义在世界上沉寂数百年。二战后,世界兴起了非殖民化潮流,伊斯兰国家也纷纷独立。但这些国家主要打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在政治价值观上倾向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于是在一些地区出现了“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纳赛尔、卡扎菲和萨达姆等都是代表性人物。然而,在冷战的两极体制下,伊斯兰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出路的。真正撬动伊斯兰意识形态复兴的事件是1979年的伊朗革命。尽管它是什叶派发动的,可其追求原教旨主义的精神很快蔓延到整个伊斯兰世界,包括逊尼派国家。一大批世界观极端保守、行动又极端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以各种方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他们甚至脱离国家政权,直接以超国家的组织形式对头号强国美国发动“911”恐怖袭击。虽然在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恐联盟打击下,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一度陷入低潮,但很快又集结起来,不知疲倦地向美国、向发达国家发起进攻。在阿富汗,美国终于支撑不住,在耗费了2万多亿美元和20年的时间后终于离开了这块贫瘠之地,塔利班掌握了国家政权。随后宣布的塔利班政策主张中透露着浓烈的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色彩。阿富汗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它们将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长期共存。

   阿富汗发生的事情表明了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再从属于西方或东方的意识形态中。它已经独立出来,形象鲜明地向国际社会宣示它的存在。它与东西方一起构成了意识形态较量的三方态势。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如下两个结论:第一,对国际关系格局的观察应该站位高、视野广和思虑远。任何单向度的国际关系格局观察视角都会导致片面化和简单化。冷战期间,美苏两极对抗矛盾构成了国际关系格局的主要特征,而美苏之间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上,这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较量。在后冷战时代,地缘政治、经济全球化等现象也活跃于国际舞台。陆权方向的地缘政治博弈主要围绕着油气资源的战略供应,海权方向的地缘政治博弈主要围绕着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保障。对于中国来说,还有一种历史情结。中国近代的衰退就是海权的丧失。甲午战争是挥之不去的民族耻辱,它深深埋藏在民族的集体记忆深处。经济全球化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导致了苏联的解体,造成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一统天下。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使各国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关系。但是,意识形态的博弈依然存在,祇不过内容发生了变化。除了从冷战延伸而来的东西方价值观对立外,又增加了伊斯兰主义。它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第二,阿富汗和台湾地区是多维度观察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两个焦点。它们既反映了地缘政治的博弈,也呈现了经济全球化以及意识形态竞争的状况。当前,地缘政治博弈的主要动机集中于油气资源的供应和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但还保留了国家领土攻防的传统。阿富汗位于中亚、西亚和南亚的枢纽地带。它本身没有油气资源,与周边国家也没有领土纠纷。但阿富汗100多年来多次卷入大国的征服,却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和意识形态竞合的结果。大英帝国为了占有中亚市场而三次进攻阿富汗;苏联是因为误判形势,把伊斯兰主义的崛起解读为亲美的反革命势力而侵占阿富汗;美国则是报复“911”的恐怖袭击而出兵阿富汗,以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

   台湾是国共内战和冷战遗留的问题,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的意义。但当前中美竞合中,台湾兼具地缘政治和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前者指台湾岛扼守着通向西太平洋的系列岛链,与南海互为犄角,构成中美海权攻防的必争之地。随着全球供应链日益提到白宫议事日程上来,台湾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今世界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是芯片研制,而台湾掌握着新芯片的关键技术。美国的大部分芯片供应来自台湾。某种意义上台湾嵌入了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中,这是解决台湾问题时不得不考虑的视角。

  

   注释:

   ①[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着《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49-50页。

   ②[法]雷蒙·阿隆着《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9月,第237页。

   ③[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着《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8月。第359页。

   ④参见耕夫“海的呼唤:不能忘记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吴纯光海权观念的再复述”,《南方国土资源》,2007年3月。

   ⑤SWIFT code,是由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设立的银行识别码,本质上是美元支付体系的通行证。

  

   陆钢,华东师范大学中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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