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田田:国际法秩序价值的中国话语——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 次 更新时间:2021-11-01 10: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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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田田  
搁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要求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采取日益恣意的经济单边主义。美国2018年以来利用《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以明显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甚至一度阻挠世贸组织任命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成员,致使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一度无法运转。美国在多个领域从多边主义日益转向区域与双边主义,保护主义逐步抬头,寻求“回归”的极端做法,损害的已经不止是中国而是整个国际秩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关注。与美国做法相反的是,中国此时提出了“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同舟共济”,本身就内含了“共同”的理解,而且比“共同”多了一层内涵,即对全人类同在一个地球之“舟”的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和共同安全的治理观与价值观凸显。这是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要求的法律秩序观,也是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所在。

  

   1.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发现的,也是发明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发现的,也是发明的。学界已有不少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解读的研究成果。例如,有学者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发明的,而是发现的”。但笔者认为,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观察世界局势后的洞察性“发现”。国际社会早已有“国际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提法。早在1999年,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就从人类的共同机遇、共同挑战以及国际法作用等角度阐述过“国际共同体”的含义,“更美好世界”正是“国际共同体”的目标。“命运共同体”则是国际关系领域的提法。中国在2011年公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就提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是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国与国的相处模式。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曾呼吁,中美关系应该提升到类似二战之后美欧关系这样的“命运共同体”高度。正如王义桅指出的,过去的国际体系,只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特例。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着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对“已有的共同价值观”的发现,也是正在进行的动态包容性建构。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人类”主体的强调,是具有创新性的“发明”。创新“发明”并非需要“无中生有”,对已有事物的新认知与新联系也是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汲取了已有提法,即“国际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概念的进步因素,也是对这两个“共同体”概念的创新。在国际关系和对外交往的语境下,中国将“命运共同体”的范畴扩大到了全人类,这里的“人类”,不仅指向每一个人,而且指向一个须共同面对未来命运的整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现”,是发现全球人民共享同一个梦想,这个梦想,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是本来就包含在人类社会和《联合国宪章》中的初心与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明”,是认识到人类在大变局中已风雨飘摇,世界是一个“地球村”,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多么强大的国家都不能单独应对气候变化、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等人类共同问题,各国应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也正是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现”与“发明”,兼备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才得到了国际社会迅速和热烈的响应。

  

   2. “同舟共济”下的中国实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新时代的世界观、秩序观和法治观,所包含的“同舟共济”秩序观是中国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领域新实践的价值基础。

  

   第一,“同舟共济”的秩序观体现在中国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统筹处理上。对国内,中国强调,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深度融合在一起,是不会动辄“退群”“脱钩”“筑墙”的。对美国,中国没有“非敌即友”的简化思维。在面对美国的贸易政策和单边行动上,中国一直以共赢合作为出发点来处理中美贸易分歧。中国在任何场合的表态,都强调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正是基于对中美经济超强互补性的认识,中国有着前所未有的耐心、定力和韧劲。对全球治理,“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密不可分,中国持续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第二,“同舟共济”的秩序观突出体现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法行动中。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但是,气候谈判议题复杂,牵涉多元的利益格局,多年来一直就体现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大阵营的较量。从历年谈判中每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的表现来看,每个国家的应对做法与价值观是不同的。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贡献常有提及,从中国多年来参与气候谈判的行动细节中,能获知中国对“同舟共济”之倡导与坚守。以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谈判为例,一方面,中国提出了环境法领域“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公约》谈判进程中,中国就提出一份完整的公约草案案文。在这份草案案文前言中,中国提出了“国际社会在对付气候变化问题上有共同但有分担的责任”,这是后来《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雏形。这份草案案文是中国首次在多边条约谈判中提出完整的草案案文,也是《公约》制定和执行的重要基础文件。经过长期谈判和发展中国家的艰苦争取,《公约》最终写入并全面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共同但有区别责任”、促成合作共赢的理念,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环境与发展领域的条约,指导着气候变化领域的磋商与谈判。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发声参与气候变化领域谈判中法律文本的修改,勇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立场和权益。气候变化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在《公约》谈判的最后阶段,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歧依然存在。例如,《公约》第4条(承诺)第1款b项是关于所有缔约方的“国家计划”承诺义务范围的规定,发达国家一直建议用“控制”一词,但这相当于以另外一种方式加给发展中国家实质的限排义务。正是中国代表团在谈判最后时刻的据理力争,为发展中国家积极争取,“控制”一词没有得到最后使用,最后采纳了中国建议的、更为中性的“着手(addressing)”一词。中国理解,由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国家或国家集团对谈判议题有不同的立场和主张是正常的、无可厚非的。但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国际合作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唯一出路。中国多年来在气候变化领域的表达与行动,充分反映了我们在国际法律秩序中“同舟共济”的理念。在这样的认识与理念下,中国多年来一直通过谈判推动气候变化领域国际法的发展,在多场合推动各方弥合分歧、凝聚共识,推动各国在谈判中同舟共济,遵循联合国多边机制的基本原则,本着对人类共同利益负责和合作与妥协的主动精神,积极建设性地参与谈判,显示出最大的努力与诚意。正如我国外交谈判人员所称,“我们思考最多的、说的最多的是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做’,而是‘我要做’”。

  

   第三,“同舟共济”之秩序观同样反映在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国际法实践当中。例如,在治理规则正在推陈出新的外空法领域,中国已经在政府间空间法规则讨论中提出了“外空命运共同体”理念,即“在和平利用外空领域加强国际合作,以实现命运共同体愿景,为全人类谋福利与利益”。又如,在国际海底区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为海洋法领域的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国际协定谈判提供新思路。在谈判该协定的具体权利分配、资源共享、责任承担和惠益分享等规则上,“77国集团加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主张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可适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密切相关,这样的重要规则攸关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这一倡导将有利于推动国际社会共识的达成。

  

   三、秩序价值的坚守: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国际法秩序价值观的“深根”和“浚源”。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这些年来所提出的话语逻辑都蕴含着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因素,有着很深的历史共振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非常突出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中国文化中的“平等”“和平”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下,中国很快就解决了复杂的边界领土纠纷和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体现中国文化中增信释疑和循序渐进的辩证唯物哲学思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集中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中华文化智慧和“以天下为己任”“协和万邦”的大国情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观念。倡导和平共处、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在寻找人类共同价值理念,这是中国“天下”观念对人的不同层次社会存在形态相互关联的认识。

  

   高超的大国外交,底层逻辑都是在时代背景中不断感悟和揭示出“道”,并促成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理解这种“道”。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贯穿着中国的国际法秩序观,贯穿着“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体现着中国不变的外交“王道”。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弘扬“万隆精神”,从“三个世界”理论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从倡导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到致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从推动达成《公约》和《巴黎协定》到平衡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中国在经济发展、国家交往、安全格局、文化交流、生态建设等各个方面,都从未停止对一个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秩序的追求和探索。这也是中国倡导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等价值观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一以贯之,是中国外交不变的“王道”。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生命力强大,有传承,更有发展,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是中国对国际法、国际法学和国际法话语体系作出的重要贡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影响力可以说是迅速扩大的。1955年,代表着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29个国家共同发表了包含10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即《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全部吸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获得广泛接受的原因还在于其对当代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创造性贡献。载于《联合国宪章》序言和第2条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为人们所熟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与这些基本原则有最紧密的互通和共通,还是后者的深化、浓缩与提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体现的亚洲特色充分反映了二战后弱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共同要求。“两个推动构建”同样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认可与接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写入多个联合国决议和一些重要的双边政治宣言。例如,2017 年3 月23 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 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和“粮食权”的两个决议,明确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青岛宣言》《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等也都先后纳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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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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