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李伯元《官场现形记》——贪腐是一种官场的“刚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8 次 更新时间:2021-11-01 10:37

进入专题: 李伯元   《官场现形记》  

许子东  

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又名宝凯,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生于同治六年,死于光绪三十二年,年仅40岁。他为20世纪初期的小说界留下重要遗产,当时毁誉参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能发现以前对他重视不够。

李伯元的祖父、伯父都是科举出身的官员,家里有点官场的背景。他虽然少年有才,但只考上秀才没有中举。仕途失意进不了官场,对他后来的创作有很大影响。1896年,而立之前的李伯元来到上海办报,一说创办《指南报》 [1],后来再办的叫《游戏报》 [2]。这是中国最早的小报,其实比较像杂志的形式,又改为《繁华报》 [3],还受商务印书馆之聘编杂志《绣像小说》 [4]。1903—1905年,《官场现形记》六十回开始连载发表于《世界繁华报》。20世纪中国小说的早期阵地,主要依靠租界环境和现代印刷工业的兴起。李伯元小说对“官本位”的中国社会的全面嘲讽批判,在文学史上,既少有前人,亦罕见来者。《游戏报》上的嬉笑怒骂文章虽然都是让租界市民出出气,但鲁迅说:“命意在于匡世” [5],动机还是疗救社会。写《官场现形记》时,李伯元住上海六合路,当时叫劳合路。附近不少妓院,作家就在门口挂一个对联:“老骥伏枥,流莺比邻”——形象概括了一个都会职业文人的笔耕生态,产量很多,劳累过度,40岁就去世了。

“官场”这个名词从何而来?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就有所谓“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的说法 [6],这里的“官职场”有点像今天讲的职场。《宋史·食货志》对“官场”的定义是:“贾物至者,先入官场,官以船运至京。” [7]意思是政府或国企的仓库。到《辞海》查“官场”,会直接引用《官场现形记》:“京城上中下三等人都认识,外省官场也很同他拉拢。” [8]百度解释说,“官场”旧时指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围(贬义,强调其中的虚伪、欺诈、逢迎、倾轧等特点)。这是否意味,“官场”作为带有贬义的现代社会学和文学概念,一定程度上和李伯元的小说有关?本来官职场、官府仓库,或者考场、职场都不带褒贬。本书中讨论官员、官场、干部等,除特别说明,也都是中性概念。


一 两个艺术特点


《官场现形记》有两个艺术特点,一是无中心人物,全书六十回,几十万字,由几十个独立故事构成。有的故事可能是登报征集而来,并非纯虚构。在一回或数回中有一二主要人物,比方说A是主角,A的故事中有B、C、D等人物;然后D去了某处吃饭见到了E,E的儿子转去某省做官,于是故事就转到某省,E或F成了主角……又过了几回,F的一个亲戚到了京城,故事又以H、I为主角展开了。读者如果忘了之前的人物也没关系,因为几十回中,之前出现过的A也好,F也好,完全可能不会再出现。

《水浒传》《金瓶梅》都有情节主线,主要人物迟早有呼应。《官场现形记》却是故事不离题,“跑人跑不停”。这个写法也受《儒林外史》的影响。《官场现形记》可以说是一系列中短篇,读者追看的不是某一两个中心人物,而是追看的就是一个不变的场景——官场。

第二个艺术特点,作家对故事里的种种人物,持一种无差别的描写态度。嘲讽也好,理解也好,批判也好,总之一视同仁。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没完全的好人,也没绝对的坏人。小说里有各种不同官员,知县、臬司、藩台、巡抚,直至军机处的中堂,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县级、地委、省部级,甚至到中央。各种不一样的计谋、策略、胸怀、韬略,无数不同的风度、举止、对话、神态,但就是没有明显的“好人”“坏人”之分,没有明确的道德批判或同情。好像人人都在做坏事,但人人又都有做坏事的理由。既有做坏事的合理性,是否就不算是绝对邪恶?明明描写很荒谬的事情,潜台词是,否则怎么办呢?(“假如是你,你又能怎么样呢?”)作家无差别地对待他笔下所有人物,大官或小官、官员或仆人,跟班或百姓、男人或女人。后来百年中国小说很少出现这种“无差别批判”。


二 官场的“一国两制”:科举和捐官


小说第一回,讲赵家与方家都是小镇上有地位有财产的士绅,一直较劲。突然赵家儿子赵温中举,方家觉得受了重大打击——这个故事只是引子,后来也没下文,却很唯物主义地解释了人们为什么要参加科举并做官。刚刚中举的赵温少爷进京会考,考前拜见老师吴赞善,不想老师不见,原来“这些当穷京官的人……指望多收几个财主门生,好把旧欠还清,再拖新账” [9]。吴老师知道赵温家里是朝邑县的土财主、暴发户,所以他想学生礼物至少两三百两。不料赵温少爷不懂事,“贽见”只拿了二两(见老师送重礼,等于侮辱了师生关系)。于是吴老师不再帮忙,赵温的进士便考得不好。此时,他父亲和爷爷来信,汇上二千两银子:“倘若联捷,固为可喜,如其报罢,即赶紧捐一中书,在京供职……所以东拼西凑,好容易弄成这个数目。望你好好在京做官,你在外面做官,家里便免得人来欺负。千万不可荒唐,把银子白白用掉……”

这封家信,第一说明家中有人在京做官,地方士绅在乡镇就比较安稳。这是官场为什么热闹的经济基础原因。第二说明官场“一国两制”,或科举或捐官。中国从秦代商鞅开始就有捐官现象,但都是特殊情况。朝廷有严重经济困难,蝗灾瘟疫或者和异族打仗,这时卖官筹款,唐宪宗也曾经说“入粟助边,古今通制”。 [10]南宋是“岁收谷五百石免本户差役一次,至四千石补进武校尉”。 [11]明代“贱商”,不准商人科举,但通过纳捐可以成为监生、贡生,也是一种弥补。中国历史悠久的捐官文化,只有到了清代,才变成了跟科举一样重要,变成了一种合法的常规的官员升迁制度。乾隆刚刚即位的时候,曾经一度要停捐,可是到了1774年,为了打仗,为了开运河,又开放捐官,且明码标价,一个郎中是9600两银子,那是五品。知府13300两,四品。知县七品,官低一点,4620两。所以也很公平,多大的官卖多大的钱。有统计说地方官员用钱捐的,乾隆二十九年(1764)占22.4%,到了同治、光绪年间达到50%左右。 [12]

《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回,曾经借一个官员之口总结捐官有三类:

头一等是大员子弟。世受国恩,自己又有才干,不肯暴弃,总想着出来报效国家,而又屡试不售,不得正途。于是才走了这捐班一路。这是头一等。

第二等是生意卖买人,或是当商,或是盐商,平时报效国家已经不少;奖叙得个把功名,出来阅历阅历,一来显亲扬名,二来也免受人家欺负,这种人也还可恕。

第三等最是不堪的了,是自己一无本事,仗着老人家手里有几个臭钱,书既不读,文章亦不会做;写起字来,白字连篇。在老子任上当少爷的时候,一派的纨绔习气;老子死了,渐渐的把家业败完,没有事干了,然后出来做官,不是府,就是道。你们列位想想看,这种人出来做了官,这吏治怎么会有起色呢? [13]

严重的制度问题还不仅在捐官。捐官得到的只是一个名义,府、道、台等。等于一个级别,处级、局级、副部级等,但是名义上的官很多,实际上的职位少。很多人捐官以后,还要去争取实际的官位——叫“实缺”。“有油水”的实缺就是“肥缺”。这个“缺”怎么来的呢——这才是官场,或者说《官场现形记》里最关键的地方。

小说里有不少世家,为十几岁的儿子捐官。有位老爷,为大太太的成年儿子、大姨太太的七岁儿子捐了官以后,怀孕的二姨太太跟另一个还未怀孕的新姨太太,也吵着要让自己儿子捐官(不能输在起跑线)。最关键是正式捐官钱归朝廷,谋求实缺的钱可入了官员私人口袋。所以捐官或对国家有益,谋缺却对社会有弊。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这是“贪腐”的现代定义。小说里没有这个定义,但是整部长篇都是这个定义的注释与例证。


三 贪腐是一种“刚需”?


小说第三回,赵温少爷为了买官转托徐都老爷写推荐信,徐本不愿意,但“家里正愁没钱买米,跟班的又要付工钱,太太还闹着赎当头,正在那里发急,没有法子想,可巧有了此事。心下一想,不如且拿他来应应急”。第二天,答应的钱迟迟没送来,徐都老爷心下发急:“不要不成功!为什么这时候还不来呢?……原来昨日晚上,他已经把这话告诉了太太和跟班的了。大家知道他就有钱付,太太也不闹着赎当,跟班的也不催着付工钱了。谁知第二天左等不到,右等不到,真正把他急的要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受贿已经成为官员的一种“刚需”。当一个官员的正常收入不能应付他的日常支出时,贪腐就成为“刚需”了。因为不论哪个时代,官员都需要收支平衡。晚清官员的“支出”至少有三项。第一是生活开销,做了官,应酬多,还可能纳妾,花销会增加。第二是捐官成本,官如是买来,买来多少钱,之后必须赚回来。第三,还有日后的保险。赵温少爷身边的钱典史调任江西,故事转到江西黄知府。初见黄知府趾高气扬,钱在椅子上只敢坐半个屁股。但不久黄知府受“军装案”调查,惊恐万状。此时谁也不理他,最后必须靠输送银子,才得以解脱。说明为官的有事没事,总得保持一些向上送钱的管道。不怕要送钱,就怕没处送钱。按现在经济学的概念,叫政治生命的保险金。平常好像没用,紧要关头必需。

所以官员的支出有三项,是铁项。A. 生活开销;B. 捐官本钱;C. 政治保险。应付这样三项支出,官俸常常不够,这时就要靠或明或暗的受贿(所以要公开官员财务状况一向有困难)。面包总要贵过面粉,楼价总要高于地价。既然捐官投资这么多(金钱投资外,还有才能、人格、情感方面的投资),为官任期怎能虚度年华?小说第一至第七回,把“贪腐成为刚需”的经济学理由讲得十分清楚。第四回有两位卖官的官员,不仅算收入和官位的关系,而且考虑时间因素。同一官位如果做一年可以卖多少钱?做两年又值多少钱?不一定简单两倍。有效期、年龄在官场游戏规则中极其重要。

小说虽由一连串不大相关的故事勉强串接,却从官场角度展现了晚清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对外经贸,有军事行动,有官府整顿,有救灾抢险,还有慈善事业、文化建设、外交问题等等,可以读成晚清政治的清明上河图。

第七到第十一回,主角是山东陶子尧,因为得到山东抚院赏识,拿了两万银子到上海买外国机器。这是美差。陶子尧一到了花花世界上海,地方官员人傻钱多,马上就被姓魏姓仇两个中介,带到四马路花天酒地。叫局来了个女人叫新嫂嫂,外带一个十几岁女生陆兰芬,搞不清楚怎么玩法。很快陶先生陷入情网,要娶新嫂嫂(晚清小说里青楼与家庭的界限常常不太严密),买机器的钱就在四马路用掉很多。只好通过经纪跟外国人签了一份带水分的合约,“两万银子”买便宜次货。不料此时山东方面改了指令,说不要买机器,此款转给另一官员出洋考察。该官员马上就到上海。可想而知陶子尧慌了手脚。这时他浙江老家的原配夫人又打闹到上海。折腾了好几回,最后经纪给他建议伪造合同,让洋人请山东洋总督出面。果然洋人一出面,山东官府就认账,还追加钱款。这么一个花心糊涂的贪官陶子尧从事外贸经济,安全解脱有惊无险。陶之后就消失了。作家解释:“做书的人到了此时,不能不将他这一段公案先行结束,免得阅者生厌。”原来“跑人跑不停”还是为了照顾读者趣味(租界期刊连载文化制约)。接着陶的助手周果甫转到杭州做官。周果甫和浙江刘中丞,还有胡统领,便成为后面一系列“军事行动”故事的主角。

小说写官场人事斗争十分微妙。周果甫与刘中丞的助手戴大理面和心不和。中丞本来想给戴一个肥缺,“他辛苦了多年,意思想给他一个缺,等他出去捞两个。”(“下去地方锻炼锻炼”?)一旁周果甫不悦,便猛夸戴大理非常能干,省里少他不得。表面是抬,实际坏人一肥缺。戴也知道被姓周的坑了,不久,严州地区有匪患,戴就向刘中丞建议,“姓周的厉害,办事妥当,让他去协助胡统领去剿匪”。(官场之中的“好话”“称赞”,不一定就是好话和称赞)接下来第十二到第十七回,是全书(也是晚清小说)中罕见的描述军队的故事。第六回曾铺垫:“中国绿营的兵,只要有两件本事就可以当得:第一件是会跑。大人看操的时候,所有摆的阵势,不过是一个跟一个的跑……第二件是会喊。瞧着大人轿子老远的来了,一齐跪在田里……要一齐张嘴,不得参差。”跑步要整齐,喊口号要整齐,都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给上司检阅,能检阅的部队就是好部队。军队从杭州出发,两天的水路,在钱塘江上居然走了六天——因为军官们都上了“江山船”。“江山船”上有歌伎,有宴会,等于浮动的夜总会。还没有打仗,胡统领和众将官已在船上花天酒地。作者描写这支剿匪部队,笔调并无嘲讽,好像非常正常。或者是嘲讽不露痕迹,或者是小说也写出军官上“江山船”的合理性:想想不少军官也是捐来的,此时不乐更待何时?

军队开到严州,才知匪情是虚报。胡总正想向上级汇报,周果甫说没土匪,我们就没有战功,钱也报不了。只有夸大匪情才算凯旋。(夸大敌情是不少官员的政治技巧,有时敌情被“夸”以后真会变大)小说里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军官在船上丢失财物,错怪一个“江山船”女,害伎女投河。士兵也不闲着,没有土匪,士兵自己去扰民,抢劫强奸等等。地方官员,再想办法来平息民愤。最后胡总回省城时,十二“江山船”一字排开庆功。只是庆功领赏分配不均,周果甫不满意,暗地里找人写揭发信去北京。最后省官和首领都受处罚,周果甫自己请假回乡。这算是全书中少有的不完全负面的角色,但后来也就不见了(小说的主线是“事”,不是“人”)。

因为有人检举揭发,上面派来钦差调查,第十八至第二十二回,就写清廷内部审查机制如何反贪腐以维系王朝和官场运作。来了两个钦差,查了两百多个人。钦差也有来历,由一个地位很高的太监推荐,也说某人做官苦了很多年,就派他去,也好叫他捞回几个。于是在佛爷面前把差事求了下来。钦差非常感激,问:“我这个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佛爷有话:“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太监解释:“我教给你一个好法子,叫做‘只拉弓,不放箭’。”原来,买机器、剿匪是肥缺,调查贪腐也是肥缺。

这时小说已写到慈禧,奇怪怎么还能发表?原因等会儿再讨论。

钦差“只拉弓,不放箭”,抓了官员,就谈银码。开口两百万,刘中丞不服,这样的事情就来敲两百万,那以后敲两千万怎么办?结果就真的给判了。佩服李伯元写这些事情,情节荒诞,笔调平淡。好像不论职位高低,佛爷也好,公公也好,知县、师爷、店主、仆人……人与人之间的主奴关系、金钱关系结构是相同的。整个官僚体制,互相理解,上下同心。对官员的教育规劝,“法”不管用,就强调“德”。傅钦差以身作则,不喜欢穿好衣服,看到别人穿好衣服他也反感。钦差接替做杭州省官,很快他的属下官员全都流行破衣服。有的一时来不及换,来不及买,就把衣服反穿。反穿以后受表扬,还被人模仿。一时间内,杭州城里旧衣比新衣贵(和上司同僚穿同款衣服,类似丛林保护色)。傅钦差觉得官场风气不好,要求所有捐官的都要重新考试,不及格的就刷。有个官员衣着太好,眼看要倒霉,最后找到了一个外地的裕记票号。原来这个票号就是帮傅抚院(傅钦差)存钱的。中丞自己坚决不收钱,要送就要送他姨太太,送他儿子。

贾臬司负责一省司法,也讲究道德,每次办案都要当着众人的面,跪在老母面前听指示,甚至断案决定不了,也让母亲来定犯人生死。他儿子不愿只做官二代,主动要求去黄河决堤处任地方官。原来救灾也是官场热门肥缺——谁都知道黄河决堤后,其实自己会合拢,所以谁合拢,谁就会升官。从第二十五回到第三十回,主角就是黄河救灾立功的贾大少爷,情节不是治水患,而是如何晋京认识更高的官员。“跑部进京”,学问可深了。

黄胖姑是层次比较高的财经人士,办事有技术含量,打通了军机处的几位中堂,华中堂、徐中堂,还有一位黑大叔,都是高官要员。小说偶尔还写官员被今上(光绪)接见,轻轻一笔,没有贬义。《官场现形记》的《世界繁华报》初版本一共两卷,各30回。上卷讲官场、科举、经贸、军事、吏治整顿,下卷写赈灾、捐款、慈善、官员交接制度,还有外交问题。第三十三回,小说里出现了一个书局。总算有知识分子了,推销劝善书,还收集了几百种该禁的淫书。“申义甫立刻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面孔,道……”“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面孔”,李伯元也用嘲讽语气。果不其然,书局找省官支持,目的是借官方名义卖书。写到这里,作家比较客气:“办捐的人能够清白乃心,实事求是,不于此中想好处的虽然也有;至于像这回书上所说的各节,却亦不能全免。”这是全书里最笔下留情的一段,是一个无差别批判中的一个小小例外。总体上,小说的主角是官员,民众是虚的背景,知识分子几乎缺席。

《官场现形记》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情节,只有一系列故事碎片串接。在作家自己,可能是零星收集(甚至登报征集)资料匆忙赶稿。在研究者看来,将笑话、逸闻(等于今日的段子)及日记、游记等传统文体融入长篇结构里,“协助完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与过渡。……大量小插曲的介入使中国长篇小说结构解体。”陈平原说:“新小说家几乎没有创作出一部结构完整的长篇小说,要么写不完,要么勉强收场可又变成轶事的集合,不在于新小说家没能力讲述完整的长篇故事,而在于缺乏一个把握全面的哲学意识和整体框架。” [14]当然,自觉有了“把握全面的哲学意识和整体框架”,比如《子夜》《创业史》等,也未必必然保证艺术价值。仅就文体结构而言,《官场现形记》独立一格,后来也有萧红《生死场》、西西《我城》等作品延续这种中长篇结构。

李伯元在租界写,在租界发表,上卷写到洋人比较客气。下卷第三十三回,写一个省官到上海汇丰查账,出洋相的也还是老土省官,洋人和中国职员都很公事公办。到第三十九回,讲官员瞿耐庵摔坏腿,看病也是外国大夫比较灵。但是,下卷连载,外国人形象开始转差。不知是因为读者反映,还是作家态度变化。第五十二回,徐中堂女婿伪造丈人签名,将安徽矿产卖给洋人。显然是洋人勾结贪官掠夺中国财产。第五十七回,洋人在湖南街上打死小孩激起民愤。当地判他五年,外国领事还不服,告到北京。公使找王爷,找到了几位中堂,书里描写中堂大人们都支支吾吾不敢表态:“张大人看了摇摇头,王大人看了不则声,李大人看了不赞一辞,赵大人看了仍旧交回给司员。”这样写朝廷大臣,虽然有点漫画化,但当时官场“不怕百姓,只惧洋人”,大概也是真有其事。

“新小说的特点第一在于骂大官也骂小官,但重点在大官。……第二个特点是骂虚官也骂实官,但重在实官。……第三个特点是写汉官也写满官,但不时点出满官比汉官更昏庸。” [15]陈平原引晚清人语“‘如今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又怕皇上,已成牢不可破的循环公理了’,其实还应该加皇上怕洋人,这循环公理才真正成立。” [16]这个虚拟循环结构很有意思,但在小说或现实世界都有两处会断裂:一是洋人未必真的顾虑中国百姓(民主可能是假);二是皇上也从不会承认他怕洋人(害怕民众是真)。

小说最后一回,作家正面表述为什么写这本书:“上帝可怜中国贫弱到这步田地,一心想救救中国。……中国一向是专制政体,普天下的百姓都是怕官的,只要官怎么,百姓就怎么,所谓上行下效……中国的官,大大小小,何止几千百个。至于他们的坏处,很像是一个先生教出来的。因此……编几本教科书教导他们……等到到了高等卒业之后,然后再放他们出去做官,自然都是好官。”这段话非常重要,可以视为晚清谴责小说的共同声明。李伯元的意思,此书应是官场教材。现在发表的只是前半部分,批评官员,后半部分才是正面教育。可是他后半部分也没写出来,过几年就去世了。这段话的重要之处,一是知识分子旁观官欺民,二是作家认为“官本位”是中国种种社会矛盾的症结。“官怎样,百姓就怎样,上行下效。”李伯元理解的官,既是士农工商之外的一个特权阶级,又从士农工商之中产生,如果“士废其读,农废其耕,工废其技,商废其业,皆注意于官之一字。盖官者,有士农工商之利,无士农工商之劳者也”。就是说,士农工商各个行业的“精英”,都想做官;可是一旦做官,其业便废。作者以无差别的冷酷笔触,从官场角度观看晚清社会的方方面面,经济活动、军事行动、内部整顿、慈善事业、外交动态等等。按学者袁进的统计,《官场现形记》写了30多个官场故事,涉及11个省市,大小官吏百余人,上至太后、皇帝,下至佐杂、小吏。其间军机大臣、太监总管、总督、巡抚、知府、知县、统领、管带应有尽有。就官场题材而言,历代文学写官场的面这么之广,层次这么之多,确实空前。


四 官场的规则与货币


李伯元笔下的官场,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和常用流通货币。第四十六回,钦差童子良,讨厌洋货,银圆不收。本来鸦片进口也要抵制,但下面的人改称云南土熬,他便开始享用。银圆不收,银票可用,家里有房专贴银票。出门随身带一盒,每晚点数多少张。后来他儿子发现他只点张数,便以小额换大额的。之后每天点数,钱却大部分被偷走了。

古董文物也是官场流通货币。第二十四回,贾大少爷买了一个珍贵的鼻烟壶,送军机处华中堂。卖烟壶的文物店,也是华家的背景(什么店或公司有什么人的背景,总是官场入门知识)。送礼后,中堂回话说烟壶非常好,很喜欢,要是再有一个凑成对就好了。怎么办呢?贾少爷又到那家文物店,果然还有一模一样的,但是价钱贵了好几倍。贾少爷奇怪了,旁边中介黄胖姑说“马上买,好机会”。其实是同一个文物,多次买卖,循环流通,促进内需。

另一种官场货币是艺术。贾制台喜欢画梅,热爱艺术,不求卖画,只要有人欣赏。下面官员知道了,以后不用送礼,只求他画画。某候补知县说您送我的画,有个东洋人一定要买。制台一听特别兴奋,接着帮知县再画,公事也停了,外边的人都等着,而且事后特别提拔这位知音。

信息也是流通货币。第四十一回,瞿耐庵老婆认了一个干妈,比自己年轻20岁,因为她是上峰喜欢的丫头。如此委曲终于换来官位,但瞿耐庵新上任,不知原来旧官有个账簿记下各种潜规则:什么人来送礼要收多少,什么官什么时候要送多少等等。信息本是要另花钱买的,少了这个先遣图、密电码,结果就闹出不少麻烦。

除了艺术品、货币、账簿以外,还有一种流通货币就是女人。官员办事,吃饭“叫局”是必须的。兵营统领,兵马未动,女人先行。女人被当作礼物是常见桥段,但也有些特例。第三十回冒得官犯了过失,为求上司杨统领包涵,想把自己年轻女儿作为礼物。这事不能明说明做,怎么办?冒得官当着太太、女儿的面,假装吃鸦片寻死。家人一看他吃鸦片,马上拿粪给他吃,好让他吐出来(“狗血”情节样板)。这时冒得官才诉说他已处于绝境,办法只有女儿给统领做小。一番折腾以后小姐说:“罢罢罢!你们既不容我死,一定要我做人家的小老婆,只要你老人家的脸搁得下,不要说是送给统领做姨太太,就是拿我给叫化子,我敢说得一个不字吗?现在我再不答应,这明明是我逼死你老人家,这个罪名我却担不起!横竖苦着我的身子去干!但愿从今以后,你老人家升官发财就是了!”这是一个典型范例,李伯元把极荒唐事写得也有其合理性。之后统领果然接受了这份礼物,也提拔了他的丈人。

湖广总督旗人湍多欢已有十个姨太太,还有人拍马屁,替老爷在上海欢场买了两个新人,送过去就是十一、十二姨太太。某晚湍制台正批公文,刚要写上某新官名字,突然十二姨太打了他一下,笔都掉了。怎么回事?十二姨太说有个蚊子——其实是十二姨太受人之托,想制台把此“缺”给另一官员。制台发火,搞什么搞,我给人家做官,你们插什么嘴!但是这个女人,因为受宠,一番胡搅蛮缠,最后制台也没办法,好吧,那我就换了他吧。这时女人不仅是货币,货币也可以异化倒过来管制主人。《官场现形记》中有官员与女人两段对话,尤其精彩。

一是山东陶子尧睡着四马路新嫂嫂,说:“我们做官的人,说不定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在那里,自己是不能作主的。”新嫂嫂道:“那末,大人做官格身体,搭子讨人身体差勿多哉。”陶子尧问了半天才知“讨人”就是欢场女子,也叫“小姐”,也叫“先生”。新嫂嫂说:“耐勿要管俚先生、小姐,卖拨勒人家,或者是押账,有仔管头,自家做勿动主,才叫做讨人身体格。耐朵做官人,自家做勿动主……阿是一样格?”不料这个陶子尧没有幽默感:“你这人真是瞎来来!我们的官是拿银子捐来的,又不是卖身,同你们堂子里一个买进,一个卖出,真正天悬地隔,怎么好拿你们堂子里来比?”说着,那面色很不快活。

另一处精彩对话在第十五回。周老爷问起船上小妹凤珠是不是“清”的。她姐姐龙珠回答:“我们吃了这碗饭,老实说,哪里有什么清的!……我想我们的清倌人也同你们老爷们一样。”周老爷听了诧异说:“怎么说我们做官的同你们清倌人一样?你也太糟蹋我们做官的了!”那龙珠便详细叙述她们认识的一个官员,从杭州来,行李只有几个箱子,但是回去时带的东西拿都拿不动,民众还要送伞,拼命说他是清官,不要钱。“做官的人得了钱,自己还要说是清官,同我们吃了这碗饭,一定要说清倌人,岂不是一样的吗?”周老爷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倒反朝女人笑了。

清官,清倌人,不仅有“身不由己”的象征意义,而且在写实层面,也证明官员民众之间,主要沟通途径是风尘女子。不像后来大部分现当代小说,总有一个“士”的角色或角度旁观官民关系。


五 政治批判小说的历史背景


钱杏邨(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分析当时政治批判小说兴盛的三个原因。

“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第二,是当时智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窳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 [17]

阿英把印刷工业技术原因放在首位。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现代印刷工业制造市民读者群(犹如21世纪网络手机又在制造新一代后浪读者群)。知识界受西方影响,还有清室腐败,当然也都是历史原因。但更具体的,租界也是重要原因。从朝廷到县官全都批判,显然小说是在租界发表,读者也首先是租界的中国市民居多。

有意思的是,清廷虽然腐败,却没有想办法来禁止李伯元的小说。顾颉刚《〈官场现形记〉之作者》一文记载:“《现形记》一书流行其广,慈禧太后索问是书,按名调查,官交有因以获咎者,致是书名大震,销路大广。” [18]李伯元竟然用小说参与了清廷的反腐。

胡适1927年为当亚东图书馆版的《官场现形记》写序,基本同意鲁迅对晚清政治小说的批评:“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19]鲁迅有两层意思,一是写得太露。二是投时人所好。可能是和《儒林外史》比较,鲁迅才说它笔无藏锋。其实和30年代后不少批判现实的小说比,李伯元写官场千奇百怪,文字却若无其事,并非“笔无藏锋”。今天回头看,是李伯元看得太穿了?写得太现实了?还是胡适、鲁迅太理想主义了,只将晚清官场看成中国社会的一种病例?

投时人所好,迎合读者需求,倒是可以从文学场域解释。李伯元既是作家也是报人,1896年到上海不久帮人打文字工,后来自己办报。小报要八卦、要趣味,要考虑读者趣味,曾因报道江苏官员嫖娼,差点被封掉。之后《游戏报》兼办“艳榜之科”(妓女选美),被人指责。还被怀疑有人代笔。王德威也有批评:“谴责小说的盛行是政治动机与经济动机混合的结果。虽然谴责小说家口口声声说要表达对当下现实的关注,然而只有在有利可图的前提下,他的才,才显得兴致勃勃。为迎合市场需求,他们以骇人的速度粗制滥造,急速发展的印刷和出版事业是晚清小说迅速兴起的主因之一。” [20]可是努力迎合读者追求产量的李伯元,半生拼命写作,40岁去世时,还欠了人家的钱。《官场现形记》也被人盗版。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官场现形记》:“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 [21]陈平原认为:“其中‘话柄’与‘类书’两个词下得很重,带有明显的褒贬色彩……也体现出论者奇特的思路,不只是从小说史的发展线索上为《官场现形记》的结构形式找根源,同时也涉及其他文类的编撰形式——可惜这一点没有深入展开。” [22]的确,胡适在《官场现形记·序》说这“是一部社会史料”,相当于政界段子(话柄)大全,更有数据库(类书)的功能价值。小说成了中国官僚文化的数据库,问题就在于读者怎么去阅读,以什么视野、目光和兴趣去阅读。1941年在日军轰炸声中,张爱玲躲在港大冯平山图书馆怎么也要将《官场现形记》看完,不知是对“官场规则”还是对小说写法更感兴趣。

胡适和鲁迅将《官场现形记》与《儒林外史》比较,不只因为叙述结构类似。“吴敬梓是个有学问,有高尚人格的人,他又不曾梦想靠做小说吃饭……他的人格高,故能用公心讽世。……近世做谴责小说的人大都是失意的文人,在困穷之中,借骂人为糊口的方法。” [23]在胡适看来,职业写作并且自己办报(后来金庸也边办《明报》边写武侠),就不完全是公心。鲁迅、胡适对李伯元小说的批评,虽有道理,但要求太高。李伯元办小报格调不高,长篇小说整体上欠结构,缺人物主线,对世界好像没有善恶之分,无差别批判。但无论如何,《官场现形记》是一部未完成的、夸张的晚清官场百科全书。也许鲁迅、胡适在批评李伯元时,认为小说里的官场都要过去,甚至一去不复返。他们对李伯元小说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前景可能过分乐观。他们或许想象不到,百年以后的中国读者,仍然需要研究小说中的种种官场游戏规则。

[1]《指南报》创刊于1896年6月6日,终刊日期不详。李伯元于1896年至沪办报,《指南报》是否由其创办,或只是在该报社工作,尚待考证。参见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5页。

[2]《游戏报》由李伯元创刊于1897年6月24日,约于1910年终刊,共约5000号。参见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页。

[3]《繁华报》全称《世界繁华报》,创刊于1901年4月7日,于1910年3月13日停刊,属“消闲”小型报纸。内容约分为讽林、艺文志、野史、小说等。其中,李伯元参与办报约五年。参见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页。

[4]《绣像小说》半月刊创刊于1903年5月,于1906年4月停刊,共出72期,每期刊登文章10种左右,约80页。李伯元为主编。参见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页。

[5]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91页。

[6]杜牧撰,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樊川文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81页。

[7]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宋史》(卷一百八十六·志第一百三十九·食货下八·商税),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4544页。

[8]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辞海·词语分册》上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7年,1069页。

[9]1903年,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发表于《世界繁华报》。本文中的引文来自徐俊西主编,袁进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李伯元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10]李纯:《令定州入粟助边诏》,参见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第一部第三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748页。

[11]毕沅:《续资治通鉴》第3册“卷一二九宋纪一二九”,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年,1961页。

[12]统计数据来自清代的《爵秩全览》,参见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54页。

[13]徐俊西主编,袁进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李伯元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258页。

[14]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64页。

[15]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94—195页。

[16]同上,200页。

[17]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1—2页。

[18]顾颉刚:《〈官场现形记〉之作者》,参见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6页。

[19]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91页。

[20]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216—217页。

[21]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83—284页。

[22]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31页。

[23]1927年胡适在亚东图书馆版的《官场现形记》所写序文,参见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实业印书馆,1934年,453页。


    进入专题: 李伯元   《官场现形记》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2936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