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清值:行政处罚规范的合宪性解释——基于66个行政处罚案例的实证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 次 更新时间:2021-10-30 07: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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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清值  
进而法官在多个同样很有根据的解释方案中进行选择的事例并不多见。[52]

  

   4.小结:行政处罚规范合宪性解释方法的普适性

  

   对合宪性解释方法的探讨不仅适用于行政处罚规范,而且可以普遍适用于普通公法规范(行政法规范、刑法规范等),因为宪法与普通公法规范在立宪主义的意义上具有内在的融贯性。那么,前述合宪性解释方法是否可运用于普通私法规范呢?由于合宪性解释只是将宪法作为解释普通法律的依据,最终做出裁判结论的法律依据仍然是普通法律,上述合宪性解释方法运用于私法规范并无不可。具有普适性的合宪性解释方法的完整运用思路如下:

  

   第一,法律规范之识别。通过对法律规范背后立法价值及其内在结构的发掘,将法律规范作“价值单向”和“价值冲突”的区分。第二,宪法规范之识别。基于法律规范识别的结果,针对价值单向规范,通过“具体联结”最终确定作为解释依据的宪法规范;针对价值冲突规范,则通过“个案中的法益衡量”确定作为解释依据的宪法规范。第三,合宪性填充或选择。基于获得具备正当性的宪法规范,对法律规范中不确定法律概念进行“合宪性填充”或在多种解释可能中进行“合宪性选择”。第四,依据法律说理或裁判。将经过宪法“洗礼”后的法律规范而非宪法规范作为说理或裁判的依据。

  

   (二)合宪性解释遵循的界限

  

   由于宪法的抽象性及其背后政治性因素,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合宪性解释本身的不确定性;此外,中国没有一个类似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机构来对普通法院从事的合宪性解释进行宪法审查,这一制度层面的缺失更使得合宪性解释界限的探讨委实必要。

  

   1.合宪性解释的前提条件

  

   有学者指出,“当法律条文之规定至为明确时,不应适用法律的合宪性解释。这是因为,如果法律条文极为明确,而仍要进行所谓合宪性解释,无异于在法律解释的幌子下进行的违宪审查”。[53]这样的结论无疑是成立的,但是法律条文之规定至为明确的情形并非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不确定法律概念、法律规范的语义及结构空间的不可避免性,使得绝大多数法律规范不经过解释都将寸步难行。不过,法律的不确定性可以成为普通法律解释的前提条件,却并不是开展合宪性解释的最终前提条件。经过普通法律解释仍无法获致在个案情境中令人满意的解释结果,方才可以考虑进行合宪性解释。虽然在宪法优位的法秩序中,所有法律必须被解释为与宪法一致,但是并不是所有法律规范都有作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因为并不是所有法律规范(结合个案情境)事实上都能在宪法中寻找到法律的意义联结,宪法本身也并不可能涵盖所有法律的内容;当然,这一点并不能否认宪法的效力最高性。

  

   2.合宪性解释运用过程中的文义限度

  

   一般而言,“解释”有广狭两义之分,狭义解释范畴的合宪性解释限于在法律文义“射程范围”之内所做的诠释工作。在文义界限内,无论是单纯解释规则还是冲突规则的合宪性解释,均没有侵犯立法者的宪法具体化优先权,实为妥当。不过,在运用冲突规则时,“仍应尽量避免抵触立法者明确的意旨,而且当该法条有一核心目的时,仍应避免采取远离规范核心的偏颇解释,尤其是立法者明确反对的‘曲解’”。[54]若合宪性解释超越法律的文义界限,其已并非狭义的解释,而涉及法律的漏洞填补,实质上成为法律的合宪性续造。在这一范畴,单纯解释规则仍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它可以通过合宪性续造解决个案结果明显不公的疑难案件;可是,冲突规则需要在多项明显超越法律文义的解释方案中做出选择,在法律方法上得出多项这样的解释方案将是极为艰难的论证任务,而且也徒增损抑立法者权限的危险,所以其在理论上遭逢较大的困境。纵览本文所有案件,其中并未见法律续造范畴的冲突规则应用的情形,也足以辅证前述理论上的判断。总之,超越法律文义的合宪性续造,由于实质上在分享立法者的权限,因此应较之狭义解释范畴的合宪性解释更为慎重。至于超越单纯漏洞填补的合宪性续造,已在法律续造的极限上进行探讨,无疑将受到更为严格的控制,[55]否则将是明显借由宪法的幌子抢占立法者的形成自由。

  

   3.合宪性解释的运用过程契合部门法之一般原理

  

   如果说合宪性解释运用过程中的文义限度尚且停留在一般法律方法层次的探讨,那么,此部分的内容则是沉潜至具体部门法层面的界限考究。在法律方法上,恰如前述,合宪性解释具有“兜底”功效,我们总是在普通法律解释方法运用后,无法获致完满的结论,方才提升至合宪性解释的层次。在从事普通法律解释时,应当遵循部门法的一般原理,而作为法律解释的合宪性解释也应当如此—其运用不得与部门法之一般原理悖异。颇值强调的是,此处部门法之一般原理,应当与裁判意义中用于“权衡”的法律原则(价值)相区隔,前者仅指形塑部门法秩序的核心原理与基本结构,譬如公法中的“依法行政”“比例原则”,刑法上的“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民法上的“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等,它们并不能指示刻下的法官“某条规范应当适用于何种情况”,继而提供裁判的具体意见。[56]

  

   对行政处罚规范的合宪性解释,其运用过程亦应当与行政处罚法之一般原理相契合。在行政处罚一域,处罚法定是行政处罚的一般原理,形塑整个行政处罚规范体系,[57]《行政处罚法》第3条之规定和第二章“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共同完成了对处罚法定的界定,其内容包括行政处罚主体法定、内容法定、程序法定和责任法定,其中“法无明文规定不得处罚”从根本上体现了处罚法定。[58]但本文搜集的91个案件中有77个属于治安处罚案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恰恰没有明确规定处罚法定,只在其第5条第1款规定了以事实为依据原则。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治安处罚不遵从处罚法定,这一判断也吻合立法者的原初意图,即“考虑到行政处罚的法定原则在行政处罚法中已有明确规定;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立法法也明确规定只能由法律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不作重复规定”。[59]因此,针对行政处罚规范的合宪性解释,不应当与处罚法定存在龃龉。若合宪性解释的运用实际上达到了受处罚人“构成处罚”“从重处罚”的论证效果,则在精神意旨上明显违悖处罚法定。在此可得恳切地指出,在行政处罚一域,法院不应在个案裁判中为论证构成处罚、从重处罚之目的而采用合宪性解释方法,但可以作为否认处罚、从轻处罚之运用。

  

   五、结语

  

   纵然合宪性解释在当前面临困境,不过立足于事实环境和规范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其良好前景。首先在事实论的立场,随着新一轮司法改革全面深化的开展,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地位将会更加稳固,司法公信力亦将不断提高,[60]而这些可能的改变会毫无疑义地逐渐弱化司法者行为背后的事实论宪法观,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自主、中立的司法判断;而在国家层面实施宪法的支持性政策环境中,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度有望获得实质性的推进,[61]随之法律化实施宪法的力量亦将渐次增强,规范理论将会以更为注目的方式形塑法官“援宪说理”的实践逻辑。而在规范主义的视野中,虽然尚没有权威机关就宪法中的“释宪权”做出妥当解释,但最高法院对于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宪法的态度趋于明朗。显见的例证是2016年6月最高法院发布《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其一方面明确规定民事裁判“不得引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另一方面又规定“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虽然该规定仅针对民事裁判文书,但其不仅表明法官可以在民事裁判文书中将宪法作为说理依据,而且足以反推宪法仍可以在行政、刑事裁判文书中作为说理依据、甚至裁判依据。同样地,随着各部门法针对法官“援宪说理”更为精细、体系的实证研究的开展,亦可预见,社会主义宪法传统中“母法”理论的消极影响,将在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警觉中趋于消逝。

  

   注释:

   [1]参见强世功:《宪法司法化的悖论—兼论法学家在推动宪政中的困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2]2008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其中共废止了27项司法解释,每项都附有简短的“废止理由”(如情况已变化或被新法取代);但是齐玉苓案批复的废止理由是独特的,即“已停止适用”。

   [3]桂强强教授将合宪性解释区辨为文义转换与择一适用两种类型,并引述诸多案例予以证成,但其引证的所有裁判文书中均未出现宪法条文,或有诉诸宪法价值的明显痕迹。其实,法律方法论下的目的论限缩或扩张等方法即可完全解决这类案例所面临的问题,将其“提升”至合宪性解释予以探究并无实益,亦额外增加了论证负担。参见杜强强:《合宪性解释在我国法院的实践》,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

   [4]参见冯健鹏:《我国司法判决中的宪法援引及其功能—基于已公开判决文书的实证研究》,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梁洪霞:《我国法院援引宪法说理的实施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7期。

   [5]刑法领域主要参见时延安:《刑法规范的合宪性解释》,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姜涛:《法秩序一致性与合宪性解释的实体性论证》,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

   [6]民法领域主要参见杜强强:《论民法任意性规范的合宪性解释—以余丽诉新浪网公司案为切入点》,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7]主要参见李忠夏:《农村土地流转的合宪性分析》,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李海平:《论城市土地国家所有的所有权资格说》,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6期。

   [8]学界虽有案例研究,但是其主要内容系价值衡量方法的推理过程。参见王旭:《行政法律裁判中的合宪性解释与价值衡量方法—对一个行政案件法律推理过程的具体考察》,载《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

   [9]合宪性解释的三分法,即作为单纯解释规则、冲突规则以及保全规则的合宪性解释,由瑞士学者Campische和N. Muller提出。苏永钦教授在三分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二分法,即将解释规则改为解析规则,将冲突规则和保全规则统一为冲突规则,但是他仍将冲突规则再次分为有违宪疑虑与无违宪疑虑两种情形,实质上其仍属于三分法。参见苏永钦:《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际》,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84页。

   [10]但是有学者认为,那些在合宪性审查专门机关所作的合宪性解释与不享有专门审查权的法院所作的合宪性解释之间做出严格区分的观点,仅仅在解释主体是否有权径自宣布法律违宪这一点上是有意义的。参见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这即是主张,普通法院也可以开展作为保全规则的合宪性解释。事实上,这种观点对于复杂问题作过于简化处理。

[11]基于这一共识,学界关于“依宪释法”“基于宪法的解释”“合宪性法律解释”等诸多概念形式上的争执并无太大必要,从实质内涵出发在法律适用层面运用合宪性解释之概念更为切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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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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