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安:中西宗教改革之比较——从路德到加尔文与从太虚大师到星云大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4 次 更新时间:2021-10-28 15: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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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安 (进入专栏)  
而人民则以税捐供养他们。教会的组织有如金字塔,教士僧侣们以拉丁文阅读经书,一般人温驯地听道、望弥撒,等待天国降临。所以一般的信徒唯有透过神职人员才能与神圣的,超越的上帝沟通,而教会和僧侣阶层由于独占了经典的诠释,他们自许为“牧者”,统治着一群温驯的“绵羊”,在这样的秩序之下,宗教属于神圣的领域,因此教会享有种种特权,轻视世俗的劳动。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古教会一方面禁止民间放高利贷,另一方面却自己卖起“赎罪券”。天主教认为耶稣基督的功德无量,圣母和圣徒也积累了许多善功,这些都归作教会的功库,可以抵偿俗人的罪孽。十四世纪开始,教会便以出售赎罪券的方式推行赦罪的制度,到了十六世纪,教皇利奥十世以建造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募款之名,更泛滥地印刷赎罪券兜售,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威丁堡大学的教堂门口张贴“九十五条论纲”,公然抨击出售赎罪券的措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运动,大胆向以教皇为代表的教会挑战。

  

   宗教改革的目的本身即在于恢复纯洁的信仰本身。因信称义这个概念最早出自《新约罗马书》,当时旨在强调信徒不分民族,无论犹太人抑或非犹太人,只要信仰基督即可得救。路德对这一个概念做了新的解释,赋予了新的意义,认为“灵魂称义不因任何行为,仅由于信仰”,即只是由于信仰基督即可以成为无罪的,得救的,永生的人。这一观点所针对的正是天主教一贯主张的“圣礼得救”和“善功赎罪”的教义提出来的,人仅凭信仰就可以和上帝沟通,某种意义上架空了天主教会及其神职人员的权力,否定了教皇的权威,从而建立了一个新型的人与上帝的关系。

  

   所以路德最大的贡献在于重建了或者再生了人之个性和基督神性品格之间已经枯萎的联系,他把外在的、教会的、共同的东西,重新化为内在的、独特的、个体的。“在他(耶稣)和我之间发生的事”,不是在他和一切人,而仅仅是在他,即独一者和我之间、通过同样独一的他、并在他身上发生的事:这就是路德全部作为的实质。

  

   歌德对于这一点有同样深刻的理解:“我们还不知道受惠于路德和宗教改革之全部利益。因为路德和宗教改革……我们才能够归返到基督教的渊源,沐浴于其全部的纯洁。我们找到了坚定屹立于上帝土地之上、和把我们的人性本性感受为上帝一种贶赠的勇气”[6]

  

  

  

   (2)路德的“天职观”:

  

   16世纪以前, “上帝听不懂日耳曼语 ”, 因为《圣经》只有拉丁文一个版本,而普通人并不通晓这样一门所谓知识分子的语言。所以路德将《圣经》翻译成德文的初衷在于让人人都可以阅读圣经,而只有人人都能以母语阅读圣经,才能信仰上帝并且直接领受到上帝的旨意。结果也的确如他所愿,圣经翻译出来出版之后,“一切等级和背景的人,不分穷富,知名和不知名,博学者和无知者,都坐在酒店里,或者聚集在广场上,讨论信仰问题,‘所有看得懂德文的人都在贪婪的一读,再读新约,将其牢记心中。每个人都随身携带一本,感到极为自豪,大家不仅和俗人,而且还和教会人士,甚至和神学博士讨论新约’,一位见证人回忆到。”[7]当圣经流布越广,各种继发性的效应也随之而来。

  

   首先,此一作为在“宗教组织”上有深远的影响。基督新教的组织分散成各种各样的“教派”,每一个教派对圣经有着不同的诠释,形成信徒人数少,但内部凝聚力极强的宗教单位。

  

   其次,路德在翻译过程中,用德语Beruf来翻译拉丁文圣经中的“职业”,而beruf本身包含有宗教的含义,它可以理解为“上帝所安排的任务”。

  

   “如今明显无误的是,在德文的“Beruf”这个字里,而且在或许更加清楚表示的英文“calling”中,至少提示着一个宗教观念:由神所交付的使命。”[8]

  

   “这个字(Beruf)的现代意义反倒是源自圣经的翻译,尤其是来自翻译者的精神,而非原文的精神。”[9]

  

   Beruf这个字眼在圣经中有双重含义,第一个,也是较常用的是“蒙召”的意思,指一种来自神圣的救赎;第二层含义指涉某种“身份”,特别是某个人“命定”的或由上帝指定的身份,但这种身份在路德的译法中却出现了弦外之音,因为德语的Beruf这个名词另指“世俗的职业”,它和第一层意思结合起来,变成了上帝是召唤某个人去从事世俗上的工作,获取一种安定的职业,并且坚守岗位,才会为上帝所喜。由此,赋予俗世职业生活以道德上的意义,宗教对于世俗工作的态度,有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但是在韦伯看来“路德的职业概念无从摆脱传统主义的束缚。职业就是人应将之视为神的旨意而甘愿接受且‘顺从’的事。此一色彩的强调,掩盖了天职观里的另一种思想,亦即职业劳动本来就是一种或唯一那种由神所赋予的任务”

  

   所以,尽管中古教会那种“要让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针还难”的反商主义在天职观里被稀释了,不过,还没有完全被扭转过来,营利的行为或许不再是一种耻辱,但是路德也从没有正面肯定过资本主义式的的经营方式。所以韦伯澄清道,路德在他本人的意愿里,不能说和资本主义的精神有任何联系,甚至他晚年走向神秘论,愈发强调神意的作用,于是“与‘天意’思想相称的传统主义气息”愈加浓厚。他反对当时声势浩大的“农民叛变”,“一切造反者都是疯狗:你不打死它,它就把你咬死……必须像打死疯狗那样打死造反农汉们……要杀、要打、要砍”[10],站在诸侯、地主的一边,因为他主张人们应绝对顺从上帝的安排,而这意味着无条件的接受既有的环境。即路德要求信徒们原则上应坚守上帝安排的地位与职业,而且应限制俗世活动于既定的地位范围内,不能逾越。而且路德以为判别教会好坏的标准,只在于传道说教的纯粹性,不在于教会是否关心世俗生活。

  

   要找寻打破传统主义的力量源泉,不能只停留在路德的训示上,但天职观实现了一种变化的可能性,其后进一步的发展,则有赖于继续考察其他新教教派的作为。

  

  

  

   (三)太虚大师的三大革命:

  

   太虚大师对佛教的改革的倡议和实践他本人归结为两大方面,“志在整兴佛教僧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所整兴的佛教僧会包括出家的僧伽集团和在家的佛教徒的正信会,当然相较于后者,前者要更为根本。1913年,在敬安和尚追悼大会上,太虚大师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革命”者,摧枯拉朽,去腐生肌,太虚大师的教理革命,名为革命,实则“既不触到释迦佛法根本而有所批评,也不是清算千百年传来因时因地所羼杂的反佛法的东西。这是重心的转换,形式的变化。”[11]所以说教理革命其实并不太恰当,说佛教改革运动到更为贴切一些。但是就算是这样的变革主张,在当时的守旧的佛教徒听来也不啻惊为天雷,目瞪口呆。

  

   教理革命:后来发展为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理论。革命之目的在于革除佛教中那些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以及厌弃世事的消极主义等,因为这些都只是“应时化物”的佛教,今天则已经成为佛教进步的绊脚石,而积极倡导以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以五戒十善为人生的基本道德准则,去改善国家社会,增进人类的互助互爱,探究宇宙人生的真相,指导人类的向上发展而更加进步。所以太虚大师改革佛教的根本目的,不只是为适应时代而改变,更进一步的雄心是以佛教为革命救世的工具。

  

   但这一思想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成为海峡两岸佛教公认的指导思想[12]。大师晚年认为学理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我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总之,佛教的教理,是应该适应现阶段思潮的新形态,不能执死方以应变症。”[13]

  

   教制革命:改革僧伽制度,即通过对僧众生活、组织制度的改革,建立起适应时代的需要的,能主持佛法的僧团,“修行证果,弘法利世,焰续佛灯明”。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太虚大师还主张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佛教教会,“它是本部佛法僧的全体机关,包罗宏富,该摄僧俗”。与主张集产相一致,在寺院管理上,太虚大师具体的主张“不得传法收徒”,理由是佛教“传入中国,沿承纲伦劣制,宗法恶习,……产生出非驴非马之佛教家属制。此寺彼庵,各自封执,传徒及孙,俨同世俗,日肆其贪嗔以奔竞于烦恼尘劳之场。苶然既疲,反置弘教度人之责任与无瑕顾问。” [14] 当然直到今天佛教界的现实都与太虚大师的目标有很大的距离。

  

   教产革命:主张反对把寺庙佛教财产变为少数主持的私产,废除按法派继承遗产的制度,主张集产,“须知集产和共产有异:集产但各取所值,共产则各取所需。当时社会未能平等,金钱未能废除之时代,各取所需,万难通行”[15],即所谓集产“尚荣各个人以劳力所换得之代价,可依其现身为限而保存其私有者”,使佛教财产成为十方僧众所共有,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伽,兴办各种佛教事业之用。今天关于太虚大师教产改革的一些设想贯彻的最为彻底,传统的子孙寺产继承制以沉入历史的海洋。

  

  

  

   (四)路德和太虚宗教改革的意义:

  

   路德的改革山呼海应,台风横少。恩格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这样总结:

  

   “的确,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的人,是因为他把世俗的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16]

  

   路德的宗教改革成为西方国家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之一。

  

   而太虚大师的改革蓝图大部分都是停留在纸上,未能付诸实践,有些就算实践了也暗淡收场,成果须微,

  

   “仅在佛教学者、青年中与工商业界受到称赞、支持,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漠不关心,传统佛教界,时而反扑,时而默默抵制。”[17]

  

尽管也许部分因为“太虚做事不够扎实,缺乏恒心”[18]但境遇艰难也不容忽视。太虚大师认为也认为其失败的由来“出于个人的性情气质固多,而由境遇使然亦不少”。到我们今天恩怨尽时再回看,亦感慨太虚大师所处环境之艰难,尽管在那样一个大变革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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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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