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思余:田野政治学的学术传承、理论创新与方法自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7 次 更新时间:2021-10-28 15: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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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思余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推进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等方面,田野政治学已经走在前列。

  

  

   四、田野政治学的方法自觉

  

  

  

  

  

   最后要跟大家汇报的是关于田野政治学的方法自觉的问题。从张厚安老师的文集来看,张厚安老师强调要研究农村政治问题,必须牢牢抓住如下四个方法。当然,这是我的概括与理解,未必恰当。这四个方法值得引起大家关注和重视。

  

  

  

  

  

   第一,实地调查的方法。在中国真正大规模去做实地调查,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的事,特别是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来,村民自治研究成为学术热点,实地调查的方法随之逐渐得到推广。但是张厚安老师及其团队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1983年开始就在不断从事实地调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证政治学研究最早的尝试,也是田野政治学最早走向“田野”的尝试。

  

  

  

  

  

   第二,实验法。1996年,张厚安老师带领学术团队在湖北省黄梅县小池镇水月庵村做的村治实验。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者较早采用实验的方法从事研究。今天我们讲政治实验的方法,大家往往会想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所开展的乡村实验。如果不是从事村民自治研究的话,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提到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团队的黄梅村治实验。因此,重视学科史还是非常有意义。将实验的方法引入政治学,如果大家对学科方法有认真的研读之后,会发现这是现代政治学里面讲到的方法,到了行为主义政治学之后,才把量化的方法、实验的方法等引进来。我们这么早就做了相关村治实验,其实是很难得的事。包括后来在其他地方所开展的相关实验,比如,南农实验,即在广东蕉岭等地所做的这些实验。应该说,实验方法的自觉,推进了实验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从方法论来说,已经超越了中国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发展,比较早就具有“政治科学”的意识。

  

  

  

  

  

   第三,案例研究法。案例研究方法是张厚安老师、徐勇老师在开展村民自治研究是时候,都非常重视的方法。前段时间,我有幸参与了“政治学人”平台举办的一场关于案例研究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研讨。结合中国政治学研究,我对于案例研究在中国政治学的运用情况做了一个简要分析。其中,也引用了徐勇老师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村研究领域存在的“只见树叶,不见森林”等现象的批评。这一问题其实还蛮严重。应该说,徐勇老师及其团队还是有较高的方法论自觉。我发现,确实存在“两张皮”的现象,讲方法的只讲方法,不管怎么使用如何做研究。做研究的却不太懂方法使用的技术与要求。讲方法的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方法,出现了哪些问题也没有发现。另一方面,做研究的就只管做研究,方法上有没有缺陷也不去深究。这样来看,其中的问题自是不难发现。

  

  

  

  

  

   最后,定量研究的方法。还有就是从质性研究走向定量研究,张老师在文章中反复强调,仅仅有一个观察思考还不够,还要有量化的、数据的分析,张老师是很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政治学的科学化要求。中国政治学强调量化研究还是学习“二战”以来美国政治学科学化的结果。张厚安老师那个时候还不是很流行定量研究,他那么早就强调要注重定量研究,应该说这是强调要提高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水平。我觉得张厚安老师真是很有超前的学术眼光和对世界政治学发展趋势的敏锐把握。

  

  

  

  

  

   简而言之,田野政治学强调政治学方法的自觉,至少有两点意义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第一,推进了中国政治学科学化的发展进程。关于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大家在学《政治学原理》的时候,总是会质疑政治学是不是科学?政治学到底是人文还是科学?我觉得华中师范大学从张厚安老师到徐勇老师及其研究团队的努力就很好地回应了这些质疑。张厚安老师、徐勇老师告诉我们,政治学是科学,它告诉你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告诉你人民公社解体以后,乡村政权是什么样的状况,今天农村基层民主是什么状况,等等。

  

  

  

  

  

   第二,田野政治学的迅速崛起,缩短了与西方流行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距离。一般认为,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以来,这是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终结。终结的意思是说从此政治哲学就比较流行,成为显学。而行为主义则逐渐转向后行为主义。其实张厚安老师1982年在湖北省政治学会议上首次强调要“理论务农”,然后接着开始研究农村问题,已经是在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研究农村政治现象。他们采用参与式观察、实地调研、访谈等方法,去研究农村政治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讲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是跟西方真的是有那么远的距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迅速补课,而且迅速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付诸实践。张厚安老师及其团队就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在中国使用的“先行者”。但是我们用这套话语来跟人家讲同样的事情总是会很吃亏,所以我们既要懂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又要懂中国的实践与运用,而且要把它们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西方平等对话,不卑不亢地对话。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汇报的主要内容。不当之处,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最后,再次感谢张厚安老师,感谢徐勇老师,感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为我们创造的学术研讨机会!

  

  

  

  

  

   谢谢大家!

  

  

  

  

        本文系阮思余于2021年9月25日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举办的《将理论务农”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张厚安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暨“乡政村治”与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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