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新英:《孟子》中的规矩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 次 更新时间:2021-10-27 00: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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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新英  

  

   《孟子》记录着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行动。孟子以“性善论”为理论基础,提出“王道”“仁政”的政治学说,倡导“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诸侯割据争霸,政局动荡混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希望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政治秩序。因此,《孟子》中有不少关于规矩的论述,体现了他的规矩之道。

   重规矩: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规矩,即规和矩,指圆规和曲尺,原意为校正圆形和方形的工具,后引申为标准、规范、法则、制度等。在《孟子·离娄上》第一章中,孟子开门见山揭示了规矩的重要性。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相传是黄帝时期目力极强的人,能于百步之外望见秋毫之末。公输子,即公输班,鲁国人,因之又叫“鲁班”,古代著名的能工巧匠。师旷,春秋时期晋国著名乐师、音乐家,辨音力极强。孟子强调,即使以离娄那样好的视力,公输子那样好的技巧,如果不用圆规与曲尺,也不能准确画出圆形和方形;即使有师旷那样好的听力,如果不按照六律,也不能校正好五音;即使有尧舜的学说,如果不行仁政,也不能治理好天下。在这里,孟子从成“方圆”的“规矩”、正“五音”的“六律”,引申出治理国家也需要有规可循。

   治理国家的规矩来自哪里?在孟子心中,治理国家最好的规矩是效法尧舜的“先王之道”,实行仁政,因为尧舜正是其性善论的典范。同时,孟子强调仁政的关键在于“行”。“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他认为无论多么好的治国理念,如果君王只有仁爱的心和仁爱的名声而不行先王之道,是达成不了仁政的。相反,只有良法而无具有德行的人来实施,这些好制度也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因为制度要靠人落实、靠人去行动。让不仁的人处于统治地位,只能是把他的恶行传播给百姓。所以,圣人“既竭心思”,穷尽脑力,再坚持“仁政”这一标准,仁爱德义就覆盖天下了。

   规矩如此重要,如果没有规矩会怎样?《孟子·离娄上》中道:“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在孟子看来,如果国家治理缺少规矩,在上的没有道德规范,在下的没有规章法度,朝廷不信道义,工匠不信尺度,官吏触犯义理,百姓触犯刑律,国家还能生存的,那实在是太侥幸了。所以,相比于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礼义、教化和先王之道对国家更为重要。如果上位的人没有礼义,下位的人缺少教育,违法乱纪的人越来越多,国家灭亡也就快了。

   学规矩:人人皆可为尧舜

   孟子强调必须按照规矩的标准做人做事。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他以圆规和曲尺是方圆的最高标准,引申出圣人是做人的最高典范。认为想成为好君主,就要尽君主之道;想成为好臣子,就要尽臣子之道,而君道和臣道的标准就是圣人,即效法尧舜。孟子主张规矩不能随意改废。他举例说:“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后羿教人射箭时,一定拉满弓,学的人也要努力拉满弓。高明的工匠教人手艺,一定依循规矩,学的人也必须依循规矩。这里,孟子认识到只有坚持按规矩做事,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学规矩,该用什么方法?公孙丑苦于入道之难,曾因此问孟子,圣人之道很高很好,但追求它就像登天一样,似乎高不可攀,能不能降低一些,使其变为可望又可及的目标,从而鼓励人们每天坚持不懈地追求呢?孟子认为,真理不能降格以求,不能因标准难以达到就降低目标。如《孟子·尽心上》中道:“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赞赏地指出,高明的工匠不会因为拙劣工人而改变或废弃规矩,后羿也不会因为拙劣的射手而改变拉弓的标准。君子教导别人正如射手张满了弓,却不发箭,只是做出跃跃欲试的样子,站立在道的中间,有能力的人便跟随而来。孟子认为,不能因为学习能力不足而降低规矩的标准,但教的人要注重启发引导。再如,《孟子·尽心下》中道:“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梓匠轮舆指古代制作器具、房屋、车轮、车厢的四种工匠,此处泛指工匠。这里,孟子告诫人们,能工巧匠只能教给人制作的规矩和法则,却不能够使人一定具有高明的技巧,技巧只能靠自己去琢磨去寻求。强调学习规矩仅凭老师教是不够的,还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所以,圣人并不是高不可攀,只要遵循规矩努力去做,“人人皆可为尧舜”。

   守规矩:仁义礼智根于心

   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而仁政的实施依据是人内在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实现方式是行先王之道,中间环节是人各修其身。因此,孟子尤其重视规矩对治国修身的规范作用。他基于“性善论”,创造性地提出“四心”“四端”和“四德”。《孟子·公孙丑上》中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在孟子看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心”,是仁义礼智“四德”的发端,“四端”就像人的肢体一样,是与生俱来的。用“四心”规范人的行为,把根植于心的仁义礼智,外化到日常行为当中去,才能更好地守规矩。

   首先,要有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孟子称之为“仁”。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是人生来就具有的道德本能,是人们向善之心自然流露的一种外在情感表现。正是因为有了恻隐之心,人们懂得了忍耐与忍让,学会了善待他人,使“仁”“爱”成为待人接物的标准。恻隐之心希望行善避恶,体现在行为上,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其次,要有羞恶之心。羞恶之心就是羞耻心,孟子称之为“义”。“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认为,人不能没有羞耻,不知羞耻的那种羞耻,才是最大的羞耻。义指正道、正直、道义,它对人的行为做出明确的规范。“义”与“耻”提醒人们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告诫人们必须坚守的规矩底线,是守住规矩的第一道闸门。再次,要有辞让之心。辞让之心就是恭敬之心,是指对人对物要心怀敬畏,孟子称之为“礼”。“礼”是把“仁义”的要求具化,进而成为道德的准绳,对人的道德行为进行规范与节制。心有所畏,才能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最终达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最后,要有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是指明辨是非的能力,是对自我或他人言行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是否符合道德规范的判断和表达,因此被孟子称之为“智”。社会中充满各种诱惑,什么是正当的,是应该追求的,什么是错误的,是需要摒弃的,人们必须不断积累自己的“智”,才能明辨是非。

   孟子的规矩之道,为后人提高规矩意识提供了思想典范。坐落于山东邹城的孟府,是孟子嫡系后裔居住的宅第,孟府大堂正中门楣上悬挂着“七篇贻矩”题匾,由清雍正皇帝御赐。“七篇”是说《孟子》共七篇;“贻”有赠与的意思;“矩”就是规矩。“七篇贻矩”是指孟子的学说是修身处事、励志为人的规矩。大堂的东西两侧分别放置着日晷和嘉量,这是我国古代的计时仪器和计量工具。日晷、嘉量是规矩的物化象征,时刻提醒人们要用标准的尺度和规范来约束行为,寓意后人要知廉耻、懂敬畏、讲规矩,行人间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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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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