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骁:文明视野下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及其哲学意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 次 更新时间:2021-10-22 13:26:48

进入专题: 全人类共同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文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韩骁  

   摘  要:“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对于探索全球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意义,体现了以人民为本、关怀现实的精神。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不同文明的价值理解和价值实现路径,在包容开放的态度中寻求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且丰富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深厚底蕴,使我们能够从文明的高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完善的方案。

  

   关键词: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全面回顾了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指明了方向。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世界的责任与担当:“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习近平,2021年a)这一承诺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作贡献的决心和意愿,彰显了世界第一大党的恢弘气度和广阔胸怀。“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是我们党对全球新秩序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的深刻理论探索。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以人民为本、关怀现实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包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此后,他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大会等场合,都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含义作出了不同层面的论述。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详细表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具体实现方式:“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习近平,2021年b)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世界经济发展停滞、环境和人口问题凸显、地区和民族冲突不断的今天,人类发展的前景愈发不明确。各国人民持有何种价值观,直接关系着人类能否共同抵御各种全球性危机。习近平总书记振聋发聩地指出:“今天,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是敌视对立还是相互尊重?是封闭脱钩还是开放合作?是零和博弈还是互利共赢?选择就在我们手中,责任就在我们肩上。”(同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理念,体现了大国应有的责任和胸怀,更体现了以人民为本、真正关心人类生存现实和前途命运的崇高精神。

   “和平”是人类几千年来追求的理想政治形态。“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正是中国古代圣人设礼作乐的出发点。在希腊化时期,西方则出现了以斯多亚派为代表的世界主义思想,认为人类应当在自然理性的指导下和谐共处。然而在历史上,各个民族、国家间的战争连绵不绝。回顾过往的一个多世纪,人类经历了烈度空前的两次世界大战,即便战后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几十年发展时间,但这种稳定是与大国间的核威慑与新的斗争形式相伴的,后者往往以军备竞赛、贸易战、意识形态渗透等隐蔽形式出现。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当然不是一个空洞的理念,而是能够随着人类进步不断接近其目标的任务;只是今天的复杂局面已经不是靠建立一种形式上的“公共法权”能够应对的。和平理念的实现,有赖于从根本上思考和解决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现实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近平,2017年,第539页)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新国际秩序的出现有着密切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已经将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排他性本质表露无遗,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不满。而在经济危机与对伊斯兰世界战争的消耗下,美国也被迫采取战略收缩姿态。在围绕“新罗马帝国”建构的秩序被瓦解后,世界正在走向多边格局。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已经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需要全人类共同携手面对。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资本的泛滥与失控、以“集置”(Ge-stell)形态出现的现代技术等已经成为一种将一切个体包围在内的总体性(Totality)现象,但也正是因此,它们会在不断尝试支配人类的过程中成为“他者”,人类同样会在抵御其支配的过程中塑造起主体性和共同体意识。但人类实现自由的过程本身是漫长的,需要世界各国超越“小我”利益的狭窄视角,从全人类的“大我”利益出发展开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2021年a)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这一身份定位也构成了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出发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各国将以一种和衷共济、休戚与共的方式进入彼此的历史,筹划共同的未来,并在当下展开合作行动。在朝向未来的过程中,“价值”能够起到为共同体凝心聚力,以理念引领行动的作用。全人类共同价值也因此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压舱石”和“定海神针”。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全人类共同价值一方面包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现代价值理念;另一方面也充分包容价值理解的多样性,尊重价值实现路径的多元化。随着以美国为主导的单边世界秩序逐渐式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受到广泛欢迎,“全人类共同价值”必然会赢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取代一些西方国家以自我为中心提出的“普世价值”观念。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指出,“美国坚持通过施压和激励来实现价值观的普适性,也就是要干涉别国的内政”,“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基辛格,第517页)美国将价值观输出作为屡试不爽的国际政治手段。在苏东剧变、阿拉伯之春等典型的“颜色革命”中,多国政权被轻易颠覆。除了借助资本、信息科技手段和寻找政府代理人以暗中进行和平演变外,美国还经常以“人权政治”作为攻击他国外交政策、干涉别国内政甚至直接发动战争的手段。美国号称“人道主义干预”的一些军事行动既没有得到联合国批准,也直接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前南斯拉夫、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等国都成为美国“普世价值”的祭品,发生了大量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惨剧。在抽象价值面前,鲜活的生命和别国人民的实际利益远比不上“政治正确”的修辞,这无疑是莫大的讽刺。在一段时间,我国也曾出现一股宣扬“普世价值”的错误思潮。它借助各种报刊、网站煽动舆论、挑起争端,认为美国所持有的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参见刘书林,第3页)但这类观点通常是极为含混不清的,几乎只是一种喊口号式的政治情绪宣泄。如果我们对其进行学理化的溯源考察,那么所谓“普世价值”几乎都是以某种抽象思辨代替了现实观察。

  

   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错误地将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立场绑定在一起。根据大卫·哈维的说法:“新自由主义将市场交易评价为(values)‘一种自在的伦理,能够作为一切人类行动的指导,并且代替所有人们此前持有的信念’。”(Harvey,p.3)大多数新自由主义者以市场为终极标准,拒斥影响市场“自生自发行为”的国家行为;认为政府应当尽好“守夜人”的本分,超出此限度的国家行为就被看作一种权力之“恶”。这也构成了国内一些“普世价值”支持者的立论起点——只要引入市场经济,就需要引入以市场自发性为首要原则的国家和政府形式。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准确概括:“总之,经济构架的适用……是要使不断地对政治活动以及政府活动进行政治批判的做法得以立足并且使之正当化”,同时“依据国家公共权力对市场领域的干预所牵涉的成本来审查所有国家公共权力行为”。(福柯,第219页)新自由主义无非是对传统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激进化,以更隐蔽的形式要求对政治和社会的总体控制。在生产方式愈发抽象、金融市场愈加发达的今天,马克思笔下那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40页)更是不知疲倦地要通过资本,把一切关系都变成冰冷的金钱关系。这也构成了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根本动力。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驾驭资本,使其为社会主义建设所用,规避资本过度泛滥对政治、社会、文化的强大破坏力。因此,市场经济并不足以支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还有一种观点则基于对启蒙思想家的片面解读来为自身辩护。我们当然承认,启蒙思想家确立了现代世界的基本原则,带来了很多进步的思想观念。问题在于,第一,关于自由、民主、平等这些观念,即便启蒙思想家内部也存在很多分歧。例如洛克认为正义建立在保障财产权的基础上,政府也应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卢梭却认为私有财产权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因而“政府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防止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卢梭,1962年,第20页)。启蒙思想家对于民主(如卢梭和洛克)、分权制度(如霍布斯和洛克、孟德斯鸠)的理解都有很大不同。第二,启蒙思想提出的原则不是教条,它们都有特定历史背景和时代处境。早期现代哲学家通过对人的原子化抽象来切断同中世纪人性论的联系,以摆脱神权政治,建立基于社会契约的现代主权国家。而随着现代世界的发展,早期启蒙思想家设计的方案开始暴露出种种问题,如自由和平等、大众政治和精英政治、个人和国家总是处在紧张乃至冲突关系中,等等。第三,正是由于上述困难,现代政治哲学不断尝试扬弃和超越早期启蒙思想的抽象设定。黑格尔在看到法国大革命的失序状态后对社会契约论展开了尖锐批判:“这些抽象推论一旦得时得势,就发生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可思议的惊人场面:在一个现实的大国中,随着一切存在着的现成的东西被推翻之后,人们根据抽象思想,从头开始建立国家制度,并希求仅仅给它以想象的理性东西为其基础。”(黑格尔,第255页)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黑格尔所谓的“现实”仍然只是抽象的理性精神,而“现实的人”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恩格斯一针见血地说:“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99页)这一思路进一步被20世纪思想家拓展,使得现代政治中的价值原则与人的生命和社会、政治现实紧紧绑定在了一起。所谓“普世价值”的支持者恰恰忽略了现代思想家对启蒙运动进行深度反思的历史,也忽略了启蒙思想所蕴含的扬弃自身的必然逻辑。

  

因此,无论是从现实政治还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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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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