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钰:孔子“有教无类”思想浅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 次 更新时间:2021-10-21 08: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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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钰  

  

   “有教无类”,是孔子最早提出来的一种教育观点,也是孔子原创的教学思想内容。教育,不分类别,不管什么人都应该受到教育。在教育面前,不分贫贱富贵,各个阶层都应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体现了孔子的平等教育思想。他的这种教育思想,影响了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表明了孔子思想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不易与伟大,有着巨大的贡献,也具有着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

   一、“有教无类”的思想来源

   “有教无类”,出自《论语·卫灵公》。在西周时期,贵族、富豪人家、达官贵人等阶层的孩子才能享受到教育,教育被贵族、奴隶主所垄断,贵贱尊卑之分有着严格的界限,教育集中在了上层阶级的“学在官府”,教育不可能有平等而言。所谓“类”,即按地位、贵贱、庶鄙等划分,奴隶或贫民的孩子按“类”不可能进学堂受教。而孔子“有教无类”正是改变了这种等级森严的不平等教育体制,打破了等级界限,教育才从贵族阶层走向民间,普及于平民,除了出身贵族的子弟可以受教育外,其他各阶级、阶层都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

   孔子的教育对象、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他办教育,反映了当时文化下移的社会现实,“学在官府”的局面得到大大改变,对受教育者一视同仁。不管地位贵贱,不分种族、氏族,都可以到他门下就学,人人都能争取入“仕”。“学而优则仕”从民间普及,人人成才。孔子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以私人身份招徒讲学,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家”学校,开创了中国古代私学的先河,这在当时是一种历史的大转折,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思想。但做出这种设想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胆量,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这对当时贵族的“官府学堂”也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和触撞。

   对于“有教无类”,有学者理解为:一是作为人是有类别的,比如有贵、有贱、有智、有愚、有贤、有不肖的、有恶行的,但通过教育,可以消除这些差别,要做到“有教则无类”;二是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地域都可以有受教育的权利,“教”是前提,“类”是结果。

   在《论语·述而》中,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为篇名;“脩”,字义上讲是高,长的意思,可引申为遥远,美好的祝愿之意。所谓“束脩”,是一束干肉,旧时送给老师的酬金,也作为弟子用来送给老师的见面礼。在古代拜师求学时要送老师一点礼物,这是古时的一种礼节。孔子创办的“私学”,求学者虽是送来一束干肉,是很轻薄的一点见面礼,但孔子认为,只要学生拿着一束干肉来做见面礼的,就不应因为其家庭困难而拒收,也不应因为只有一束干肉而不教诲其道理,而是一视同仁地给予教诲。微不足道的见面礼,实际上也是求学者的诚心和学习的一种心意,也是求学者尊师的一种“标志”。当然,“束脩”,以后成为一种代名词,尊师不一定是为了“束脩”。孔子不以自身利益的多寡而放弃教诲学生。“人之不教,何弃之有?”表明了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和“有教无类”的思想,也体现了孔子这种不分贫贱、富贵,坚持教育平等的社会理念的大无畏精神。孔子注重言传身教,他曾表明自己在教育弟子的过程中,是尽心尽力、毫无隐瞒,将自己的一切知识传给弟子的。他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这段话意思是说,你们大家以为我对你们有什么隐瞒不教的吗?我没有什么隐瞒不教你们的,我没有一点儿不向你们公开的,这是我孔丘的为人。由此可知,孔子一是树立了身教的职业道德;二是没有任何保留的,对每个学生都没有隐瞒不教的;三是把学习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让学生亲自去体验和感悟。所以,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历代学子皆称其为“万世师表”。

   二、“有教无类”思想的基本内容

   孔子的理想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平等教育的大同世界,他的“有教无类”的理想与目标明显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教人学到知识,与孟子所提出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同样的道理,是让人们提高文化素质;二是教人懂得伦理道德怎样融入到社会环境中去,从而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风范与良好社会风气。这两个目标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因而“有教无类”的思想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改变普遍教育制度的一种形式。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格物、致知而达到修身的理想最高境界,这就要求受教育者积极提高个人修养,并为家庭、社会做好贡献,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教育对社会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孔子要求学生“博学而强识”

   春秋时代,教育与学术由贵族、官府垄断为“官学堂”。孔子提出“有教无类”思想,创办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成为教育改革的新起点。儒家选编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依据,如《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教材,并将教育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教育培养的目标是“成仁”;教育的对象是“有教无类”;教育的原则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教育的方法是“夫子循循然善诱也”的循次渐进的启发式;教育的态度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举一反三”,由量变到质变的诱导式。总之,要求学生以成才为目的。

   孔子要求学生“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敏而好学,不耻下问”,“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孔子认为对“中人以上”和“中人以下”的上智、下愚与中人的差别教育,重点要掌握“因材施教”,对不同特点的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和不同的对待,只要“类”的区别方法得当,符合教育对象的实际,就能有针对性地使每个学生都能获得发展进步。

   孔子还主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学则思”,学习与思考不能相互偏离,是巩固知识并将其转化吸收的有效途径。孔子倡导不管贵贱,都应相互学习,相互辅助,取长补短,即“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但他承认:“性相近,习相远也。”人与人之间本性是相近的,只是由于后天的教育环境不同,才使得人们有了差距,这表述了孔子注重后天教育的思想,这也是他“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孔子对每个学生的学习有着很迫切的要求,唯恐其来不及或赶不上,对自身学习到的内容又生怕会失去,求知欲望很强。如“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这句话对勤奋好学者来说,是至老不衰的求学精神的一种写照。对照孔子的这句话,相较于学生面对的知识海洋,其所学所知就如同沧海一粟。要想不断地充实自己,就要有永不满足,永不懈怠的学习精神,就要像子夏所说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般,广泛地学习并坚定自己的志向。孔子教育学生要多读书,而且要带着问题去学习,不断增加自己的知识含量,才能“博学而强识”,才能把学到的知识熟识于胸,运用到实践中去,才有“仁”在其中,这也就是“谓之君子”。

   (二)孔子要求学生要“格物、致知”的“做人”,做“君子”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贫而无怨”“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是孔子对待现实生活的要求和态度。

   主张“有教无类”者,要培养“君子”,“君子务本”。那么“本”在何处?《大学》开宗明义就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何“做人”?如何提高道德风范?如何净化人的心灵?如何完善人格?如何力求达到“做人”,做“君子”的最终目标?教育的功能就在于此了。

   儒家教育的目的是强调“做人”的功能效应,就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与孟子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一脉相承的。孔子将仁、义、礼、智称为“四体”。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还围绕“仁”和“义”为中心,提出了“九思”(即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五行”(即恭、宽、信、敏、惠)和“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孔子的教育学说使儒家的道德价值目标指向现实生活,并确定了基本的道德秩序和“做人”的道德观念。道德使人完善,这种完善的理想,也不是完全对现实存在的简单描述、概括,而是对现实存在的抽象和超越。人,作为主体性存在,不同于其他一切事物,其有着自我意识,其行为受自我意识支配,并有着明确的目的性。正因为人有对自我的意识,其行为才有自觉性、主动性。孔子的教育方法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他将“君子无所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小不忍,则乱大谋”,“中庸之道”等作为重要问题,对受教育者加以正确引导、规劝、规训,使其转化思想,磨练性格,通过“反复思考”,改变态度,改变思想认识,最终获得自控与自我约束能力,由此形成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教育形式。在封建社会,宗族有“诫条”“家约”“家训”“律法”等,民间有“乡约乡规”,《三字经》等,都强调勤操事业,正己修身,遵法度,莫胡为。诸葛亮有《诫子书》,南北朝时期有《颜氏家训》,后世有《弟子规》等,都是要营造一种懂道理、好理解的良好思想道德规范。“有教无类”还着重解决人们思想上存在的“高压线”问题,注重解决人们行为上的“动机”问题,通过理解哪些问题是违背道德原则的准则问题,让每个受教育者在社会生活中都要“如履薄冰”,“惟恐惟惶”;小心谨慎,认真做“君子”,“不做小人”;要“君子坦荡荡”,不做“小人常戚戚”;要做“君子怀德”,不做“小人怀惠”。即使监狱里的犯人也要通过“有教无类”,化“恶性”为“善性”,既“改造人,又造就人”。由此看来,孔子在“教”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做人的“仁”,有“仁”,才有“知耻”“羞恶”之心。正如孟子所说的“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不仁之人”明知道自己厌恶潮湿的水洼之地,但也要去居住,这是主动求“祸”,就会堕落为“小人”。如何对待“小人”?如何对待低级趣味的“人”?不是不管,而是要“有教无类”,并要“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不放弃任何一个人,即使犯过罪的“恶人”,也要采取“以人为本”,“格物、致知”的循次渐进的反复教育。同时,对“过而不改,是谓之过矣”的人,也就是对有过错也不加以改正的人,也不能放弃,而是要以“长善救人”的态度去帮助教育他。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对本性的觉悟,对人的本性的完善。人,对于自己的罪错,在自己内心产生厌恶心理,称之为“惭”,在他人面前感到羞恶则称为“愧”,“惭愧”就是对自己罪错的羞恶之心,是一种内心的愤怒,是对自己行为的自觉难过和内疚。所以要通过“磨炼”心性,让人注意自己的行为,才能达到“不可为”“不必为”“不敢为”“不能违”的警示教育效果。孔子对公冶长的态度就是一例。笔者在监狱工作实践中,对累教不改的犯罪者的“教育、挽救”,实际上就是采用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方法论。犯人,既是犯罪者,又是个性的“人”,有可教育转化的属性,不能老戴“近视镜”看待问题,要一分为二,综合分析解决问题,这是“有教无类”的践行验证观。

孔子还强调“善”的功能效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儒家强调:“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圣人之善,以孝为端”,“为善而不先其端,无善也”,“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等。这些都是儒家思想中“为善”的表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孝”“悌”看作道德的根本,认为一个人能够遵守“孝”“悌”之道,那么他就能与人友好相处,这个人在外犯上作乱,胡作非为的可能性就很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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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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