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德刚:论国家治理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位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6 次 更新时间:2021-10-19 00: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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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德刚 (进入专栏)  

   五、把握国家治理的理论定位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有赖于内容的丰富。而国家治理范畴恰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它概括了一类普遍而重要的社会现象,揭示了它们的本质和规律,提出了一些与此相关的研究课题(如它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关系,它的作用机制,发展的一般规律等等),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增添了新的理论内容。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有待于体系的完善。在这方面,引入国家治理范畴的意义在于,它使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这个子系统的范畴不再留有缺口,有助于从理论上把握社会实践的整体,进而揭示出三类基本实践的内在必然联系,即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国家治理的纳入,也使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这些范畴得到了更牢固的根基。这将使“活动性范畴”这个子系统的体系趋于完整,这对历史唯物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完善显然是有裨益的。

   最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还有待于研究角度的开拓。社会是个极其复杂的立体动态网络,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应该对其进行多视角、多侧面、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国家治理范畴的列入,便“发掘”出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即人们改造世界或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实践角度。我们之所以说是“发掘”,一是马克思早已提出过这一角度,他把实践看作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他强调“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从物质生产出发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也体现了这一角度。二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党强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等,也是从人们改造世界的角度提出来的。不过,不少研究者尚未从这一视角研究整个社会历史。国家治理范畴重辟这一视角,显然具有开阔人们视野、促进研究深入的作用。

   此外,从实践视角研究社会还有一个益处,即可以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内在有机地统一起来,以克服目前存在的某种脱节现象,例如,研究认识论的人很少涉及社会历史,而研究历史观的人又往往不大注意运用认识论的一般原理。

   第二,有助于巩固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科学的联盟。

   注重研究社会管理问题是当代科学的一致呼声,国家治理范畴的提出,正是适应了这一要求,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与一系列具体科学的结合点。

   一方面,国家治理范畴的引入有利于历史唯物主义从具体科学中汲取营养。以社会学为例,多年来出版的许多专著都辟整章讨论“社会管理”或“社会控制”问题,如果去掉其中的非科学成分和具体社会学的论述,他们那些具有一般性、总结性的思想显然可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比较直接的思想材料。再如,各种管理科学关于管理方式和手段的大量论述,关于人性的假说,关于管理过程的见解等等,都可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之参考。历史唯物主义从具体科学中汲取营养,既使自身得以丰富和发展,又使具体科学中的有关理论得到升华和提高,这当然会巩固二者的联盟。

   另一方面,引入国家治理范畴有利于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科学的指导。例如,在我国的一些管理学论著中,前些年存在过片面强调管理的社会属性(特别是阶级属性)的倾向;近年来,由于受西方管理思想影响等原因,又出现了单纯注重管理的技术属性的苗头。国家治理范畴关于管理本质二重性的原理对于澄清这些问题显然是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再如,各门具体科学主要研究国家治理在某一领域或方面的特殊规律和工艺学等具体方法问题,国家治理范畴则旨在揭示普适于各个领域、层次、阶段的一般规律,这对于各门具体科学开阔视野,深入研究特殊规律也是有指导意义的。可见,国家治理范畴的提出,使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科学的指导更为具体、直接了,这显然也有助于巩固二者的联盟。

   第三,有助于改进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

   现在,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既有高歌猛进时期,也有低潮衰落时段。社会主义在艰难成长中。一方面,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一系列巨大成就,其中国家治理方面的经验需要认真总结;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在前进过程中,都曾发生过某些失误甚至重大失误,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制度应有的优越性和声誉,而国家治理方面的缺陷和弊端恰恰是关键性的原因。从哲学上深刻反思这些教训,认真吸取历史上各个时期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必将有助于改进和完善我国的国家治理,促进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国家更加繁荣发达,使人民更加富裕幸福。

  

   注释:

   [①]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9页。

   [②] 参见王振刚等《简明应用哲学》,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④]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5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1页

   [⑧] 参见贾泽林等:《苏联当代哲学》,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3页。

   [⑨] [英]克·霍德金森《为什么要对管理进行哲学探讨》,刘林平等译,《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⑩] 崔绪治等《现代管理哲学概论》,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

   [12]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页。

   [13] [苏]费·米·布尔拉茨基等 《当代的政治体制》,李方仲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14] [苏]阿法纳西耶夫《社会管理中的人》,贾泽林等译,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59页。

   [15] 肖前等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页。

   [16] 程方《管理科学的哲学意义初探》,《理论月刊》1985年第5期。

   [17] 富刚等《试论管理在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和作用》,《辽宁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18]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19] 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

   [20] 参见苗启明《论社会主义文明的三维结构》,《河北学刊》1985年第6期。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2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4页。

  

   本文发表于《党政干部学刊》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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