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德刚:论国家治理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位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6 次 更新时间:2021-10-19 00: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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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国家治理的侧面是辐射形的多级结构,并且在继续扩展,它是人类社会活动日趋丰富的结果。

   同时,各个社会的社会治理也可以从纵向上区分为微观、中观、宏观等层次,例如,原始社会有氏族管理、胞族管理、部落及部落联盟管理,现代社会存在着基层单位管理、区域管理、国家管理直至国际治理。当然,这种区分具有相对性。社会愈发展,国家治理的层次也愈多样,如基层企业管理还可以分出车间管理、班组管理等亚层次,区域管理也可分为省区管理、城市管理等等。国家治理层次的分化,表征着人类社会活动规模的日渐扩大。

   上述社会治理或国家治理的各个阶段、侧面、层次纵横交织、动静合一,构成一个复杂而又统一的立体动态网络,每项具体管理活动都是其中的一个确定的点,同时兼有三维量标。显然,社会治理的历史起点是原始社会(阶段)氏族(层次)的物质生产管理(侧面),其他各种社会治理都是由此逐渐繁衍发展起来的。

   可见,社会治理或国家治理纵贯整个人类历史,横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在社会历史领域具有客观普遍性,这是它应该成为历史唯物主义一个范畴的主要根据。

   三、国家治理不能为历史唯物主义其他范畴所取代

   历史唯物主义的现有范畴很多,至少不下于几十个,我们没有必要将它们与国家治理概念一 一比较,只需要找出与国家治理概念联系比较密切的范畴,就足以说明问题。

   上层建筑与国家治理联系最为密切。肖前等认为:“整个社会是一个自我控制的系统,上层建筑可以说是其中起控制作用的部分。而在阶级社会里国家又是它的控制中心。而在阶级社会里国家又是它的控制中心。 ”[15]如果除去思想上层建筑,仅就政治上层建筑而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第一,按照一般的理解,上层建筑是与经济基础相对的范畴,它所直接作用的对象也仅仅只是后者。至于前些年有人提出的上层建筑与生产力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可以存而不论。而国家治理则不同,它的客体遍及社会各个领域和侧面(主要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而且也不是作为社会形态抽象属性之一的经济基础,而是相对独立存在的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第二,政治上层建筑可以说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及其结构,但这主要是就宏观层次而言的,因为至少不能把企业等基层单位管理者及其机构简单归入上层建筑范围。相反,国家治理概念却可以将各个层次、方面的管理主体统摄于自身之内。就这一点而论,国家治理比政治上层建筑的内容更为丰富。第三,上层建筑范畴立足于揭示社会的客观结构特别是社会生活的第一性与第二性及其相互作用,是相对静态的事物,而社会治理概念则着眼于把握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内在机制和规律性,表现为动态的活动。因此,它们的内容也有很大不同。

   生产关系也是与国家治理联系比较密切的范畴。它们的联系主要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决定社会治理的社会属性的基本因素;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与经济管理或物质生产管理的内容大部分是基本同一的。然而,第一,制约国家治理的不仅有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且有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归属,还有生产力的状况,不仅有物质生产的需要,而且有精神生产等其他实践的需要。生产资料所有制虽然是决定性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因素。第二,上述生产关系的第二方面尽管与经济管理内容具有相当大的重合,但毕竟不能囊括后者的全部,因为经济管理关系尚有技术属性一面,它显然应该归入生产力范畴。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经济“管理并不单独属于生产方式的某—个侧面。一方面,它是结合生产力诸实体要素的构成要素;另一方面,它构成生产关系第二方面的实际内容。”[16]“管理具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双重属性。”[17]更何况,国家治理并不仅仅限于经济管理,而是包括丰富得多的内容。第三,和上层建筑范畴一样,生产关系与国家治理范畴的着眼点不同,因此内容也有很大区别。

   至于生产力以及人民群众和个人等范畴,与国家治理范畴的联系相对间接一些,它们之间的区别比较明显,这里就不再比较了。

   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国家治理范畴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不能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有范畴所取代,这是它应该成为历史唯物主义一个范畴的又一理由。

   四、国家治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纵观历史唯物主义迄今的发展,它大体包括三类范畴:一是揭示社会“自然历史过程”即社会客体状况的范畴,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经济社会形态等,它们分别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人们之间的思想关系,所以也可称之为“客体性范畴”或“关系性范畴”。二是揭示“人的发展过程”的范畴,如个人、家庭、民族、人民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等等,这些可称之为“主体性范畴”。三是揭示社会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和有机统一的实践过程的范畴,如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些可称之为“活动性范畴”或“功能性范畴”。此外,历史唯物主义还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范畴,它们是对以上三类范畴共同本质的揭示,具有更高层次的综合性质。

   国家治理是“活动性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一起从理论上再现了整个人类的社会历史实践。

   人类生活在小小寰球上,时刻面临着三种基本的矛盾,即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同客观物质世界的矛盾。与此相对应,人类的实践活动显然也包括三个基本方面或类型(不只是“形式”):

   一是物质生产,即人们利用劳动资料改变劳动对象,创造适合自己需要的物质资料的过程。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看,它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尽管物质生产必须以一定的生产关系为社会形式,但其本质却是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实践。其物质成果就是社会的物质文明。

   二是国家治理,这是本文论述的主题。如前所述,虽然国家治理也涉及对物的管理,但它的本质却是处理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实践。当然,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具有多种形式,既有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某种整体有序性的方面,即国家治理,又有反抗和破坏这种有序性的方面,即阶级斗争、革命或曰造反。但是,第一,国家治理与革命或造反在矛盾中的地位不是同等的。纵览人类历史的长河,一般地说,保持社会基本性质稳定的时期即社会量变时期是主要的,这意味着国家治理成为社会关系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而社会质变时期即剧烈震荡时期则是相对短暂的,也就是说革命或造反并不是长时段的、占主流地位的社会现象。而“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18]因此,从正确把握人们处理社会关系实践的性质的角度看,用国家治理概括社会关系实践是有道理的。第二,仅从革命或造反方面来说,它一般包括自在和自为两个阶段,自在阶段是盲目的反抗,自为阶段是自觉的斗争,究其最终目的,并不是单纯的破坏,而是改造现存的社会制度,实行新的国家治理,阶级社会各个被压迫阶级的斗争已经突出地证明了这一点。这进一步说明,国家治理是处理社会关系实践的实质所在。理论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不分巨细、一无遗漏,而在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因此,可以用国家治理来表征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作为实践的一种基本类型。

   国家治理的成果就是社会整体有序化的状态。由于事物都有多级本质[19],所以,社会的有序化也有多层蕴涵,其外壳层次是社会治理方式,即人们管理和治理社会的具体形式;中间层次是社会体制,它是社会治理方式中较为稳定的内在联系,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内核层次就是社会制度,它是社会体制中更为根本的结构,也可分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社会治理方式、社会体制和社会制度是个别、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后者寓于前者之中。当然,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体制和制度,不仅有性质的差异,而且有发展程度的区别。因此,国家治理的进步在现实中就是社会治理方式的改进、社会体制的完善、社会制度的文明[20]。

   三是精神生产,即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如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宗教、科学、艺术、哲学等精神产品的生产。从再生产的全过程考察,它与物质生产相似,也包括精神产品的创造、传播、利用或享用等环节。作为广义的精神生产即一切思想意识的生产,包括零散的、初级的思想意识的产生,原始社会即已存在,因为那时已有一些神话、传说、习俗以至原始歌舞、绘画等社会意识产品萌生。而作为狭义的精神生产,即由专门的精神生产者所进行的社会意识形式(比较系统的、高级的社会意识)产品的生产,则是从出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才开始的。但是,自那时以来,精神生产有长足进步,迄今已分为科学活动、教育活动、艺术活动、思想工作、新闻出版活动等众多门类,地位愈来愈重要,特别是在现代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精神生产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瞻望未来,更是如此。所以,精神生产应该列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基本类型。精神生产的成果就是社会的精神文明。

   实践活动的上述三个方面是相互区别的。首先,它们指向的客体不同,分别为现实世界的三个方面——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这三个方面的区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来的基本主张)。其次,主体亦有区别,相应地是物质生产者、社会管理者(或统治者)、精神生产者,当然,他们有时是二者合一或三位一体的,有时又是界限分明甚至尖锐对立的。最后,三类实践活动的目的、手段、过程、结果也各有特点。而这一切,都是由它们所要解决的矛盾不同决定的。

   同时,实践活动的这三个方面又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物质生产是基础,因为人类的物质需要永远是首先的和最基本的需要,并且是其他实践活动的前提条件。而人类的活动或多或少都是在一定意识的支配下进行的,这是人类行为的特点之一。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21]甚至连人们吃喝的开始和停止也导因于头脑对机体的感觉[22]。而直接影响和制约人们意识的,正是社会的精神生产。国家治理则是枢纽,因为它直接决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要素的现实结合方式,为它们规定目标,从而制约着它们的发展方向和速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23]这里本来是对物质生产而言,但对精神生产也同样适用。试想,不通过一定的社会联系和关系,精神生产能够进行吗?而人们的社会联系和关系,并不在人类实践活动之外,它正是一定的国家治理所造成、所维护的。此外,三类实践活动又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必须有一定的组织和管理,国家治理作为一个环节包含在它们之内;同时,国家治理又以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为基本对象,两种生产又作为客体归入于前者之中。物质生产含有某种精神生产,如产品设计、工程规划等等;同样,精神生产也包容着某种物质生产,科学活动的副产品——某些物质产品就是一个证明。概言之,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犹如三个相互交错、部分重合的环。

由上可见,国家治理是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同一等级的范畴。它们的产物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也属于同一等级。为了同现在我国思想理论界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分析方法相适应、相兼容,也可以把物质生产的成果分为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把国家治理的成果分为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它们同为构成社会实践之网的“网上纽结”。既然人们已经承认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及其成果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那么,国家治理及其成果自然也不能例外,而应该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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