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论技治主义:以凡勃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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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 (进入专栏)  

   三

   技治主义是西方“真理城邦”古老理想的现代形式,即把现代社会建成为“科学城邦”。在西方文明中,追求社会运行尤其是政治运行理性化的思想源远流长,比如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向下则绵延不绝,最新如托夫勒的“知识权力论”。柏拉图相信理性是人类能治理自己的根据,但不相信民众的理性能力,主张由最具理性的哲学家来治理社会。(参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相信公民探索真理的能力,主张公民依据理性集体治理城邦。“真理城邦”的主旨是将人类理性应用于社会领域以达到人类自治。(参见亚里士多德)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科学技术在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取得了巨大成功,科学知识被视为目前人类获致的最完美知识形式。很自然地,自然科学技术的崇拜者们力图把科学技术的应用从自然界扩展到社会领域,尝试将科学原理和技术原则用于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因此,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技治主义(他称之为“技术统治论”)成为了晚期资本主义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1999年,第64页)作为“真理城邦”的现代类型,技治主义中的“真理”表现为科学技术,“理性”表现为科学技术理性,而“社会”则被理解为可以量化、拆分和控制的巨大机器。贝尔认为,技治主义最接近古希腊城邦的理想,即“一个共同探索真理而团结起来的自由男、女所组成的共和国”。(贝尔,第418页)

   技治主义是一种乐观的技术决定论。在凡勃伦看来,科学技术是文明的决定性力量,决定了生产力状况、所有制变迁、社会阶级构成、制度革新;科学技术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特征,亦是其在实践方面压倒其他文明的原因。(凡勃伦,1964年)并且,技治主义者支持和欢迎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决定作用。凡勃伦把科学技术看作拯救资本主义危机的“救世主”,把技治主义视为解决资本主义矛盾惟一良方。(Veblen, 1963, pp. 127-128)布尔斯廷歌颂美国的“实验精神”,主张“技术稀释和溶解意识形态”,用技治主义最终战胜“部落主义、国家主义、信仰的十字军精神、偏执、审查制度、种族主义、政治迫害、移民限制、关税以及沙文主义”。(Boorstin, p. 6, 59)贝尔认为,“技术性决策的方法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的对立物:前者是计算性的、工具性的;后者是感性的,表现性的”。(贝尔,第43页)在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论、各种意识形态将终结。

   技治主义的机械主义、精英主义色彩非常明显。凡勃伦视现代文明为机器文明,把社会运转等同于机器操作,将社会系统还原为工业系统,又把民众看成无知无识、任由精英摆布的奴隶。(Veblen, 1915, pp. 303-307)即便如此,他还是意识到不发动工人阶级,工程师改造社会的理想只能是空谈。(ibid, 1963, p. 150)这一点也被技治主义运动的实践所证明。“技术人员的苏维埃”真若建成,民众极有可能沦为社会机器上的零件或图表上的数据,在科学的名义下被剥夺权利。换言之,技治主义的政治理想在实践中存在转向专制的风险。

   技治主义是当代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其他专家等崛起后的意识形态主张,反映了知识阶层软弱、妥协和折中的两面性。20世纪以来,知识阶层兴起是全球范围内的显著现象,技治主义表达了其意识形态主张,是其“阶级自觉”的理论产物。凡勃伦宣布要颠覆不在所有制,又坚持等待资本家主动交权。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来说,他“具有强烈的辩护士和反革命的倾向”。(杰缅丘诺克,第27页)而对于资本家来说,由于他把资产家等同于罪犯和疯子,故必须要封杀他。在冷战时期,凡勃伦在西方一直声名不彰,冷战结束后才日益被美国思想界所重视。凡勃伦在意识形态上的孤立,根源在于工程师群体的阶级特征。工程师经济地位相对较高,因而摆脱不了两面性,既不满资本家的统治又担心革命会冲击自身利益。关于工程师的革命性,凡勃伦也是矛盾的。在《有闲阶级论》中,他指出了学术研究与有闲阶级之间的密切关系:历史上学术主要由有闲阶级推动,高等教育受有闲阶级制度影响最大。他甚至认为,“学识,在开头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教士代理有闲阶级的副产品;而且至少到最近为止,高级学识仍然在某种意义上是教士阶级的副产品或副业。”(凡勃伦,1964年,第263页)既然工程师与资本家(即当代有闲阶级)关系如此紧密,那么他们如何能具备颠覆资本主义制度和有闲阶级制度的革命性呢?正因为如此,凡勃伦才会设想出没有暴力的“伪革命”。

   从表面上看,技治主义者主张用技术政治代替金钱政治,要用知识取代资本作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因而多多少少是在从根本上质疑资本主义制度。许多技治主义者宣称技治主义以客观真理为标准,以成就原则代替世袭原则作为社会等级的划分标准,不偏袒资本家,是非意识形态的。此种观点成立的前提是:知识(科学技术)是中立、客观和与政治无涉的,如此知识才可以作为独立于金钱的权力来源。但是这种观点在现时代背景中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技治主义者对知识的理解并非是非意识形态的。凡勃伦认为,科学技术属于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整体进化的产物,随着构成了文化发展序列的流行思想习惯的变化而变化;是集体传承、共同拥有和群体传播的,表现为群体的共同能力。(同上,第32-35页)显然,凡勃伦理解的科学并不是与价值、权力无关的客观真理。贝尔认为,知识的合理性首先在于它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因而得以传播;被传播的知识具有经济学上的价值,能够获得货币补偿,并被视为社会资源而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制约和管理。(贝尔,第195-198页)从实用与功利的角度来解读知识,贝尔关注的是知识的社会生产、社会认可、社会传播、社会消费和社会影响方面。正因如此,贝尔的“知识”才能催生出权力。

   其次,在科学技术一体化的“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的非意识形态性很难再站得住脚。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需要大规模的组织和动员,故不得不向经济、政治、军事等力量寻求支持;而经济、军事越来越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国家日益重视对科学技术的引导、规划和控制。马尔库塞认为,“工业化的技术就是政治的技术”。(马尔库塞,2006年,第18页)他的观点虽然偏激,但抓住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某些特点。

   关于科学技术与权力的关系,马克思阐述得非常清楚。科学技术本质上是瓦解资本家权力的力量,但在具体社会历史阶段却极大增加了资本权力,强化了资产阶级统治。从根本上说,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生产力,这是马克思科学技术论的基本立场。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之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破坏性、否定性力量,必将帮助无产阶级颠覆资产阶级的统治,获得终极解放。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更多的是为资本家服务。马克思认为,发明、机器和科学技术不会让工人致富,只会使资本家致富,因而增加了资本支配劳动者的力量,因此“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马克思,第26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行使权力职能,但这并不代表权力是科学技术的固有属性;它之所以成为权力工具,根源在于资本家购买了科学技术。马克思对被资本购买后的科学技术如何帮助资产阶级加强统治、控制和压迫劳动者进行了详细分析。(参见同上,第16-56页)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权力只有一个来源即资本,知识并不能作为独立的权力基础,科学技术并不是非意识形态的。

   四

   在凡勃伦时代技治主义就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技治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批评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埃吕尔认为,技术已经成为自主物,技治主义让技术与国家融合,精英和技术的统治颠覆了民主,正在导致新的贵族统治。(Ellul, p. 274)他呼吁加强独立于国家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的、知识的、艺术的和宗教的组织,使之有能力反对国家。马尔库塞指出,当代技术进步与技术理性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单向度极权主义社会的塑成和运转中占据着极其关键的枢纽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马尔库塞,1982年,第82页)技术进步大幅度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技治主义让反对声音被否定,人们甚至失去了设想替代性选择的能力。哈贝马斯认为,技治主义是一种新型的“隐性意识形态”,显得意识形态性较少。(哈贝马斯,1999年,第63页)技治主义使得当代技术已经成为压制人的异己力量,造成了理论与实践以及社会人群的分裂,尤其是技术与军备相结合是非常危险的。技治主义消灭了公共领域,因而社会、技术不再受到公众的政治批判。(同上,2004年,第358-368页)费耶阿本德反对专家治国,他认为,社会重大事务需要听取专家的意见,但最后应该由民主方式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他甚至主张外行应该控制科学。(费耶阿本德,第107页)波兹曼从文化角度批评了技治主义。他认为,当代文明已经进入技术统治文化的时代,技治主义开始流行。技术开始向文化发动进攻,试图取代文化。技治主义兴起之后,其他文化类型就开始急速消失。他还批评“社会技术”成为技治主义统治的帮凶,当代社会科学试图按照技术原则、方法和规范来控制整个社会,其作用类似于中世纪的“神学”。(Postman, pp. 22-32)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虽然凡勃伦对资本家的批评非常尖锐,但与马克思相去甚远,他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生产力诸要素中,马克思突出劳动者的作用,凡勃伦则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而科学技术的作用最终要通过掌握它们的劳动者表现出来。关于社会发展动力,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而凡勃伦认为社会发展的内因是习惯进化的结果,科学、技术、制度乃至文化均属于习惯的范围。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马克思将其归结为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而凡勃伦归结为生产与商业、技术与不在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关于先进阶级,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的主力是工人阶级,而凡勃伦认定是工程师。工程师属于职业划分,并非独立阶级,其中占有生产资料的属于资本家,没有占有的则属于无产阶级。工程师是分裂的,或者与资本家同流合污,或者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在实践中,工程师更容易和资本家合作,而不是融入工人阶级。

   凡勃伦之后的技治主义者完全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为资本家的统治辩护。罗斯托就是典型,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者自居。(罗斯托,序言)贝尔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是更加广泛的社会进程即工业体制的变种,后工业社会是超越工业体制的集中化和分散化兼而有之的新型市场计划体制,后工业社会的“能者统治”超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贝尔,第86-108页)这同样是否定共产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

   就中国而言,很多论者指出,自南京国民政府以来,技治主义对中国现当代政治影响甚巨。(Guangwei Ouyang, pp. 177-192; Li Cheng, pp. 1-6)技治主义运动开始之初,经由一批哥伦比亚大学(技治主义运动早期的中心)毕业生的介绍,引起了中国人的关注。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吸收专家加入政府,采纳了许多技治主义主张,尤其是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然而,中国人对技治主义的理解一开始就是停留在工具层面,并不关心根本制度问题。中国式技治主义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专家治理国家、公共管理技术化和行政系统技术化,而对价格体系、能量券等触及根本的技治主张没有兴趣。激进派和温和派的斗争在中国根本没有出现,中国的技治主义者都是温和派,主张改良国家政治,帮助政府渡过战时危机,因而并未像在美国那样招致大量批评。技治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发达工业国家中受到关注,更多是因为与传统“尚贤”思想有某些共鸣,而彼时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盛行亦帮助了其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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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京)201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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