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恩伯伊德:全乱套了:生物文化批评文化批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06 次 更新时间:2007-01-20 10: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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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恩•伯伊德  

  (吴万伟 译)

  

  我们喜欢小说,而且会继续喜欢下去。但是30多年来,文学理论已经成为“文学研究中的新霸权”(呼应托尼•亥里夫(Tony Hilfer)令人信服的批评的标题)。英语国家的大学文学系常常竭尽全力要彻底窒息人们对文学的感情。

  每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年会上大学文学界的抨击者都要总结该学科的状况。在2005年年会上,哈佛大学英语教授,普利策奖获得者,《纽约客》专栏作家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说大学文学系“能够使用那些认为成年人都出毛病了的年轻人。”他没有凭直觉预感到学生觉得他这一代人在哪些地方出了毛病,只是哀叹人们缺乏挑战本学科占统治地位观点的勇气。他为存在于教授和研究生中间的“认同文化”(culture of conformity)感到悲哀,不无遗憾地说学术界“简直就像克隆自己一样重复以前的内容。”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他坚持人文学科决不能“与魔鬼妥协、融通(consilience)”。“融通”在生物学家威尔逊(E. O. Wilson)同名的著作中是指科学、人文和艺术应该结合,以便科学(最先进的生命科学)能够给人文、艺术提供营养,反过来也如此。梅南声称他想有人会说“你错了”,但是他排除了任何挑战他和他同代人牢牢抓住的立场的人。因为他们肯定至少有一点是绝对不会错的。那就是科学,尤其是生命科学在人类研究领域是没有地位的。哎,梅南教授,你和你代表的那些人都错了。

  你代表的立场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没有自诩的那种优越感。除非文学系考虑人类不仅是文化或者文本现象,而是更加复杂的东西,英语系及其他相关专业将因为多年来顽固的教条主义和娇生惯养、得意扬扬的伪激进主义(pseudo-radicalism)而继续成为学术界的笑柄。除非他们倾听别人的严厉批评,而不是当作魔鬼的语言不屑一顾,文学在学术界将继续遭到背叛,大学里的文学系将继续失去学生,与当今时代的思想进步相脱离。

  人类生活的所有内容并不都是文化,还有生物学。人类感觉、感情、和思想都存在于语言之前,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它们虽然受到语言的深刻影响,但不是语言的产物,相反,语言是它们的产物。如果人不是经过演化具有了感觉、感情和思维,就不可能具有说话能力。在2004年现代语言学会年会的主席发言中,杰出的批评家罗伯特•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对文学研究的问题和前景作了概述。当另外一个批评家哈罗德•弗洛姆(Harold Fromm)在《现代语言学会会刊》(PMLA)上发表的信中挑战他忽略了生物学内容时,斯科尔斯回答说“是的,异性装扮癖先是自然的,后来才是文化的,那又如何呢?我们是文化的,文化是人性的领域。”我们是天性的?难道不是吗?为什么斯科尔斯,梅南,现代语言学会把文化不是看作丰富天性而是损害天性的东西呢?难道他们不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生物学已经发现在鸟、鲸鱼、海豚和人类之外的灵长目动物至少在大猩猩,黑猩猩身上都存在非基因传播的文化知识,这些知识是有可能革新和流行的吗?难道他们没有认识到如果没有对人类自身的生物学认识,文化根本就不能像现在一样对我们来说这么重要吗?

  梅南非常有力地表达了文学理论研究从1966年开始的巨大变革的意识。这个“最伟大一代”反对偶像崇拜者建立了两个根本原则:第一是认为信仰不需要以事实为基础的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第二,差异,既认为任何普遍性的诉求或讨论人类本性普遍性的尝试都不过是地方标准的产物,常常是服务于现状中的某些既得利益团体,因此是应该受到批评,拆除和推翻的。

  梅南以及他所代表的人相信以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开始的法国后结构主义者提供了对思想史前所未有的深刻挑战,这个挑战后来被总结为理论挑战。尽管承认人文科学现在存在种种问题,梅南从来没有告诫它们不要削减而是要“殖民化”。正如批评家克里斯托夫•瑞克斯(Christopher Ricks)指出的,“理论帝国是这样一个帝国,积极地审判任何形式的帝国,除了自己之外。”

  像他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梅南有下面的坚定信念:1)“最伟大一代”从其‘信徒’(这是他自己的术语)那里获得了思想上和道德上的优越性。2)所有别的专业只要听一下,就会接受反基础主义的观点。3)对“差异”的理解形成了圣战运动,这样的运动必须持续下去。

  他结束的时候说当这些立场遇到挑战,学术界人士收到“帮助建设现状的智慧盔甲的邀请时,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拒绝。”

  我和其他认为除了从文化和文本角度外,还需要从其他方面了解人类的人一样不愿意承认现状的完美。但是在梅南的“最伟大一代”过后40年时间里,科学和技术已经大大改变了现状,这是任何一个文学教授都从来没有能够充分理解的巨大变化。科学家通过极大地增加世界粮食产量,挽救了千百万人死于饥饿;通过开发研制节省劳动力的设备让更多人从烦琐的家务劳动中摆脱出来,让数不清的妇女走出家门在外工作;科学家们还大大延长了人类寿命。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如果知识确实是力量,那么科学家通过因特网已经实现了权力最大程度的民主化。当然,需要进一步改善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是文学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充斥必胜信念的失败主义(triumphalist defeatism)不大可能有任何帮助。

  梅南所说的“我们”想象着因为理论的基石---反基础主义而占据智慧高地。反基础主义是与常识不协调的观点,即人们没有知识的牢固基础。但是不协调的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常识就是错的。其实,有很好的理由来证明常识是对的,不管这些理由多么让人讨厌。

  德里达1960年代末期提出的反基础主义的一个分支不是要挑战西方思想的整个历史,这和他自己或者文学研究者的想法是不同的。德里达坚持西方思想中广泛流传着难以防守的“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用不那么华丽或者浮夸的用语来说就是对确定性的着迷。除非意义或者知识能够建立在说话者的意图或者所指对象基础上或者用其他难以动摇的方式比如最终在上帝或者神的权威上,意义和知识不得不无休止地用别的术语或者经验来引证或者推迟,这些术语或者经验自身也成为没有尽头的引证或者推迟的一部分。

  如果他们目光不是那么偏狭,对德里达攻击西方思想整个大厦感到敬畏的文学研究者本来能够看到这个说法偏颇的地方观念的。他们本来应该知道人类知识最成功的部分,科学在波普尔(Karl Popper)的《科学发现的逻辑》(Logik der Forschung 1934)之后,尤其是在他1945年移居英国成为影响最大的杰科学家后已经接受反基础主义几十年了。他们应该知道德里达之前一个世纪,西方思想基石的达尔文著名的自然选择进化论已经让反基础主义几乎成为难以避免的结果。我说“偏狭”是因为德里达和他的信徒只是用人类、语言、或者法国哲学家及其他们赞同的前辈尤其是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术语讨论问题。1966年德里达这样做是有理由的,但是2006年的门徒们还这样做就没有借口了,因为科学家几十年里对儿童和动物的认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那么,认为意义和知识不得不用本身就是无休止的引证和推迟一部分的别的术语或者经验来引证和推迟的破坏性观点存在的问题在是什么呢?不这样做,又能如何呢?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这个状况不仅是可以预料到的,而且还能够不用启示录式的大发作就解释清楚的。从生物学的观点看,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总是依赖于从前不那么发达的理解形式,依赖于简单的知识模式。知识确定了环境质量(形状,根源,光线,颜色等)的特殊性,因此,不是包含在感知的时刻内,而是不断重复的类似从前的环境产生了类似的影响。知识也是被在意识和头脑中出现的特殊性确定了的,因此,头脑通过思维能力产生的结果是经过千百代人一点一点不断进化而成的。

  重复不仅适用于知识的对象和获得知识的器官,而且适用于通过生物学家称为“模式化”(ritualization)的交流过程。当一个物种的成员认识到在求偶或者面临威胁时的行为明显对自己有利的时候,这些行为的主要特征就可能模式化、强化、夸大、与别的行为形成明显对比,以便把差异最大化,把混乱最小化。对于索绪尔的法国门徒们来说,语言中的音位对立原则(如英文例子bat和pat中的/ b /和/ p /,在另外的语言比如西班牙语中就不是必然的)被认为是所有思想的任意性基础。但是这个原则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不过是帮助某个社区的人保持某个信号清晰的模式化行为的一个例子而已。

  如果我们接受了进化的事实,超越语言来考虑人类理解力缓慢进步的过程、概念和交流,怎么能够不是无限期推迟和再引证呢?如果我们是进化的物种,我们的大脑就不是真理的保证人、理性的堡垒、上帝意志的阴影,而是用来与周围环境配合的,其能力需要不断进化以便能够回顾过去或者预测未来的,保证自身生存的简单器官。进化没有前景或者目标,更不像真理的目标,不过是确定必须的东西,保证器官的长期运行或者改善。

  因为精确的信息是代价高昂的,进化就必须节约,充分利用。一个细菌不需要知道其环境的详细内容,而是最近处存在机会和危险的物质。人类同样如此。我们不需要具备像老鹰那样长远的视力,或者蝙蝠和大象那样对气味和高低声波的敏锐感觉。这些额外的能力或许是灵巧的,便利的,但是不能以损害让我们更好面对世界的最常用感觉来达到。

  进化给予我们足以了解生活方式的粗略、迅速和节约的探索法。如果它们能够帮助我们生存,我们能够期待知识中的不准确甚至是系统性的错误。因此,我们拥有系统性的偏见,比如把物体过分解释为生物,比如把地上移动的东西看作蛇,而不是树枝的影子;我们的记忆对近期的事情印象深刻。所以我们更容易回忆起昨天的遭遇,而不是20年前的一些事情。

  人类思维的这种情况是因为它们是从早期的形式进化来的,从根本上说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知识可能是不完善的,无法提供确切的基础,没有德里达所谓的“起源时刻”(originary moment)。现实是异常复杂和庞大的。如果我们想超越熟悉的内容,超越我们的感官所限定的中等规模的物体的世界,超越思维天性能够推断的界限,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有猜测、摸索、或者从任何一个碰巧达到的起点起跳。从更深的解释来看,我们几乎所有的尝试都是有可能错误的,扭曲的,正如数不清的宗教对世界的解释所证明的那样。

  我们能做的最好事情就是开发新的预感直觉,检验它们,抛弃那些我们可以编造的最清晰和最具有决定性的测试中发现有问题的内容。当然,我们可能无法预先设置严厉的测验对待长期进化过程中积累的观点,文化的或者个人的试错法(trial and error)。判断什么是可以测试的很不容易,更不要说如何测试了,尤其是在我们长久以来拥有的“真理”方面。但是在鼓励人们对已经接受的观点提出挑战的大背景下,即使自己不检验,别人也会检验我们的结论的。如果严格的测验和预言发生冲突,我们就有动机寻求新的解释或者发现批评家检验中的瑕疵。发现可能的错误会促使我们寻求比较充分的答案,虽然不能保证下一个假设就一定比现在这个更好。而且,很多情况下下一个假设也是错误的,但是这样的假设往往是重大发现新途径的开端。

  有人可能觉得这样的科学观点等同于极端的怀疑主义,有些科学家认为科学中的许多东西是确定无疑的、经过证实了的。牛顿的定律好像被无数次的证明是正确的,但是爱因斯坦显示它们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有效的,牛顿的观点只是更大、更深刻的真理中一个具体方面而已。或者再看一个更简单的例子:物种的稳定性好像是对的,因为每次我们看另一个麻雀,天鹅,或者鸭子都没有变化。但是达尔文进化论出现后,证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不知道不断被证明正确的东西如果从更广泛的角度看,或许某个地方是不准确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

  每天都好像证明地球是静止不动的,太阳绕着地球转的“事实”。第一个伟大的科学理论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认为地球围绕着太阳按自己的轴心自转的想法难以置信,有悖常理。我们应该感到运动才行,因为没有感受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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